经过这场洗劫，人们家无食粮，身无暖衣，两手攥空拳，又正碰上春荒季节，眼前的灾荒就难熬，可怎么开展生产呢？生产必须救灾。就在这时，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于新收复区，除了组织救济以外，还号召所有的党员、干部学会当家理财，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并且决定抽调一切可以抽调的干部，带上本人的供给，深入灾区，固定到困难户，与群众共同渡过春荒；鼓舞群众生产信心，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在动员会上，领导同志对这项措施有个通俗的说法，叫做“到贫雇农中间去打滚”。当时，我刚刚结束了一个武工队的工作，回到南海军分区，便接受了这个任务，来到莱阳西南的渭田村。
渭田，是受灾最重的村子之一。来到村子的当天，经过村干部再三研究，把我安排到本村的困难户高大爷家。这样，我就成了这家的一口人了。
高大爷家在村西头，三间一把泥的房子，倒还没有毁坏。可是一进屋，却不由得叫人心里发酸屋里空荡荡的，看不到一件囫囵家具，闻不见烟火味儿；炕上光秃秃的，连领炕席也没有，窗户都残缺了，冷风正从破纸缝里飕飕地钻进来……要不是事先知道了情况，真以为是钻到逃荒的窝棚子里来了。
高大爷不在家，招呼我的是高大娘。她看去有四五十岁了，生得慈眉善眼的，只是断粮久了，身子虚弱得厉害，两颊深陷着，脸上黄里泛青，连说话都少气没力的。她随手把炕沿上一些破布乱麻收拾了，让我坐下，然后抓起块破棉套子，把怀里的孩子包了包塞给奶奶，就下炕忙起来。看样子想找点什么东西招待我，可是里外屋张罗了半天，什么也没忙乎出来，只好叹口气说：“唉，叫那些国民党还乡团折腾的，吃没的吃，用没的用。同志挺老远来了，连口热水也喝不上……”
一开口就扯到话题上了。我连忙接着她的话茬儿，说明来意。还没说几句，就被打断了。老人家连连摆着手说：“不行啊，刘同志，你们在队伍上整天价东跑西颠的，得有个好身板儿；咱家里啥东西也没有，把你磕打坏了可了不得呀!”说着，她又把身子往我身边挪了挪，攥住我的手说：“好孩子，听大娘的话。你的身子骨要紧,俺这些人都指望着咱军队啊！说着，眼圈都红了。
看着老人家那枯瘦的面孔，听着那贴心的话，我的心情着实激动。老人的意思我明白，她不是不肯留我，是痛惜自己的亲人哪。我说：“大娘，你可不能这么说。咱常说军队和人民是一家人，一家人就得有福同享、有罪同遭嘛。……”接着，我就按着路上想好的话，向她解释起来。可是不管我怎么说，大娘还是那句话：“不行,你大娘舍不得你遭这个罪啊!” 看看软劝不行，我只得把话岔开。我从老奶奶的身体、孩子的年龄扯起，慢慢谈到回乡以后的日子。说着说着，就拿话来激她，我说：“大娘啊，别怪我说你的不是。你看回家这么久了，家里窗不糊、地不扫。我看你老人家是叫国民党反动派折腾得灰了心、泄了气啦!” “什么，说我泄气了?!”这话可把老大娘惹火了。她眼一瞪、眉一挑，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她告诉我：土改的时候，她怎样和大女儿华兰一道，风里雨里闹串连、开会，坚决和地主斗争。国民党进攻的时候，老伴和女儿出去支前了，她怎样拖大抱小，照顾老的，和地主武装还乡团兜圈子。她越说越有劲，累得气都喘不过来了。最后，她平了平气说：“那阵子多作难?简直是踩着刀刃过哪，你大娘眉头都不皱!眼下实在叫国民党遭践苦了，日子是艰难，可是有咱的党和政府，咱们往前看，往前走，管怎么也能挺得住！听了她这番讲述，我才发现，原来这个和和善善的老大娘竟是那么刚强。
“这么说，你更该留我啦。”从她的话里我更了解了这位大娘，也抓住了理，赶紧把话扯回来。我说：“我带的供给粮食不多，不过是‘露水珠儿引河水’罢了。咱们掺糠拌菜一块儿过，这么着，大人挺得容易，孩子也少受点屈，凑合着熬过春荒这一关，把地种上。往后人强了，粮多了，才能把日子过好，才能有力量支援大反攻呀。”
大娘没话说了。她沉思了一会儿，突然探过身子，低声地问：“你在党吧?”
“是，我是共产党员。”
“那……”大娘又长抽了口气，“那可就委屈你啦，刘同志!”
事情算是定下来了。我又进一步打听家里能吃的东西有多少。高大娘指着炕边一口破缸顶上的一个半大箩筐说：“这不就这些。”原来是多半筐地瓜干，还都是烂地瓜切晒的，满是黑绿的斑点，散发着一股霉烂的味道。大娘告诉我：头年倒是个好年成，只是因为敌人进攻没有收上来，又碰上秋后发大水，全淹了。这还是回家以后从水里摸了些，吃了点，晒了点。除了这以外，能够下肚的就是房门西边那一囤底地瓜蔓和地瓜叶子了。我粗粗计算了一下：我带了三十斤的粮食供给，包括每天四两黄豆的菜金在内，计有十二斤苞米，十八斤黄豆。高大爷一家老小六口，加上我是七口人。这些粮和地瓜干，就算掺上地瓜蔓地瓜叶，怎样吃才能支持一个月呢？我问高大娘，她也正为这事费心思。她说：“吃法倒有，还是等他爹回来商量商量吧!”
晚上，高大爷和大女儿高华兰，还有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旺儿都陆续回来了。一家子挤坐在炕头上，围着盏小油灯和那两小袋粮食，一个专门研究吃饭问题的家庭会议开起来了。会是由高大爷主持的。老汉话不稠，简单地说了两句，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依高大娘的意思，是要把粮食磨成面，光做给我吃。高大爷的意见，要把粮食给我和老奶奶以及那个还在怀窝里的小孩子吃。一直坐在炕角里从没说话的老奶奶也开口了，却是另一种意见： “我个瞎老婆子，不行不动的，吃好吃歹都没啥，正经粮食还是让同志和那个小的吃吧。” 些打算处处都是为我想的，自然不是个办法。可是说到怎么弄着吃，我又外行，只觉着心里发急、眼眶子发酸，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只是咬定了一条：“这些吃法不行。”“这粮无论如何得让全家支持下三十天来，要不我就没完成任务!”
大家争来争去，灯碗里油都耗干了，还是没个结果。最后，我只得向一直不吭声的华兰求援了。我知道她是妇救会的干部，是党员。她说：“我看这样吧：刘同志不是外人，到咱家也不是来享福的。咱们把两样粮分开推面，豆子能揽菜，就掺上烂地瓜干和地瓜蔓子，大家一块吃。我奶奶和小丫头咬不动地瓜蔓子，可以吃点玉米面、加点地瓜叶。这样打一个月的谱吃吃看。”她的发言又合理又具体，很合我的意。虽然还少不了又和大爷大娘争执了一阵，可经不住我再三说服、央求，总算全家都同意了。散会的时候，高大爷什么也没说，只是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咱们必竟是一家人啊!”好像是给会作了总结。
从此，就这么吃起来了。每天，给那个小妹妹做一个玉米面饼子，比柿饼还小点，还要分成两顿吃；饿了就喝热水。老奶奶吃的是玉米面拌地瓜叶子。我们几个人就更苦了，豆渣子拌烂地瓜干的饭团子加一多半地瓜蔓子，捏都捏不成个。地瓜蔓子又老又硬，嚼不烂、撕不动，乍吃的时候，净卡嗓子，难以下咽。但是眼看着一家人的饭里都见了点粮食影儿，心里倒是舒坦了。不知是因为我住在这里，还是有了点粮的关系，一家人的情绪好些了。屋里的东西整理了一下，门窗也拾掇了。我又找出了仅有的两件旧军衣，掏出了裤腿里的棉花，给孩子们身上添了点衣服。家，慢慢有个样儿了。
我到这里来也不光是渡荒的，还担负着动员、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和坚持边沿地区斗争的任务。当时青岛还没有解放，即墨一带还处在国民党军的盘据之下。渭田是个边沿村，离敌占区不过四五里路，经常有还乡团匪徒的“拉驴队”乘晚上过来抢东西、抓盯拉驴。因此我白天找群众开会、谈心，进行宣传鼓动，组织群众想办法搞吃的，生产自救。晚上还要带上十几个民兵巡逻。每天除了回家吃两顿饭以外，在家的时候不多。
记不清是第九天还是第十天上。这天上午村政府有个会，是召集几位老年人讨论在地里过了冬的烂地瓜还能不能吃的问题。这是渡荒的一件大事。我心里急，吃早饭的工夫，抓起个菜团子啃了几口，把剩下的半边扔到旺儿的碗里就走了。走出了老远，才发现身上空落落的，原来是忘记系皮带了。皮带是我这次渡荒的一宝——吃的东西少，不到时候就饿，把皮带往紧里扎扎就挺过去了。我连忙赶回去拿。走近房门口，听见屋里乒乒乓乓在剁菜，可那响声还是压不住高大娘那火剌剌的嗓门：“……吃，吃!你就知道吃。就不能少吃点?!”
屋里传出了旺儿的唏嘘声。是怎么回事?我忙停住了脚步。
“给你你就吃？你看看老刘腮帮子凹下去了一大层，瘦成啥样子了。人家还得没白带黑地忙工作。你再看看，还不到十天，一个月的粮食就去了一半子，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 大娘用刀背敲了阵子面缸，好像气消了点，轻轻叹了口气，声调放软了些：“你饿，你当是娘不知道，可十二三的小伙子了，也该懂点事！你记着，往后每顿少吃点。拾完了草没事上炕蹲着就不饿啦……。”
噢，原来是我那半拉菜团子给旺儿招来了事。“半大小厮克罗猪”，十二三岁正是吃饭长身量、跑跳长力气的时候，却连地瓜蔓子都不准吃饱，还不许动弹。这，都是为了我埃我的眼眶子酸了。
屋里谈话还在继续着。奶奶说：“我说兰她娘，也别埋怨孩子，把我饭里那玉米面拌到老刘碗里就挺好。”
“那咋行，你这几天咳嗽得更厉害了。这不是?我这正设法呢。”
“你那法子老刘能依?”
“小伙子年轻粗心，那么点点面饼子，给他搓搓拌到碗里，不信他能吃得出来?” 大娘停住了手，“我先给孩子试试。”
我心里一惊，斜眼从草帘子缝里往屋里看去，只见大娘把给小妹妹当晚饭的半块玉米饼子拿起来瞅了瞅，小心地放进饭篮里，然后抱过孩子，从案板上捏了撮剁烂了的地瓜蔓子，填到孩子的小嘴里。孩子猛吃一口，大嚼起来，可是显然不是味儿，一挺那细瘦的小脖子，哇地哭了。
我的没世不忘的亲娘啊！你让我说什么好哪。我竭力控制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我也不拿皮带了，扭转身，快步走出了大门，这才发现，军衣的前襟全湿了。
为了不惹老人伤心，这事我本来不想说破，让华兰给解决了算啦。可是吃晚饭的工夫，一端起饭碗，瞅瞅大娘用心地藏在碗底里的玉米饼末子，禁不住眼泪又哗哗地流下来了。于是我和大娘之间又爆发了一次争吵。这次吵得很凶，我也动了真气。吵得大娘没办法了，只得含着泪骂了我一句：“你这孩子，脾气倔得像个牛犊子!”骂就骂，是牛就是牛，反正得听我的才行。我立逼着大娘给孩子另做了个玉米饼子，眼瞅着喂她吃了。又让大娘作了保证，才算完事。
打这以后，我也长了心眼，想了些点子。头一条就是按照我的意思给旺儿定了饭量，而且每顿饭我总是故意吃得慢些，看着两个小孩子把饭吃完。我自己每天回家吃饭以前，特地把裹腿往紧里打打，洗把脸，收拾得精神些。饭前饭后，总是把小妹妹抱过来举起来打个悠悠，逗着玩玩；要不，就咬紧牙，当着大娘的面，攀着门框拔几个起落。这么着似乎也能挡挡大娘的眼目。有时大娘问：“你觉着身子骨还硬实?”我说：“好着哪!在队伍上锻炼出来了，这点苦吃不了还行?”
话虽这么说，可我也觉得出，自己的体力确是有些不支了。一天皮带不知要紧几回，还是饿。有时开会时间长一点就头昏。一到傍晚眼睛就看不清了。到边沿地区巡逻一趟，四五里路就要休息两三回。这天，我们追击“拉驴队”，一气追到五里开外的汪疃。回来，不知怎的，两条腿忽然变得像枣木杠子似的，又硬又麻，简直迈不动步了，眼前扑拉扑拉直冒火星。好容易挨到家，胡乱脱了衣服，爬上炕就睡了。
天亮的时候，我醒了。迷糊里觉得腿上热乎乎的，十分舒服，身边似乎还有人在动。睁眼一看，原来是高大娘。她把手放在烤火盆上烘热了，正在我腿上轻轻地按摩。一见我醒了，她连忙扭过头，一面抬起袄袖子擦眼睛，一面唏嘘着说：“老刘啊，腿肿成了这样子，怎么也不跟大娘说一声?这，这叫我怎么向咱的队伍上交代啊!”
我原想裹腿打得紧，她看不出来的，谁知老人家竟这么细心，动手来检查了。我连忙掩饰说：“这是昨天晚上跑急了……”接着又安慰了她几句。
“你，你们这些人，真是……”大娘知道说不过我，没往下说，只是喘了两口粗气走开了。
就在大娘闪身的工夫，我看见她身后炕头上摆着一个碗，架着双筷子。碗里是热乎乎的两个荷包鸡蛋。不用说，这又是大娘送来的。我怎么能吃得下？我躺在炕上磨蹭了一会儿，等大娘出去了，偷偷把小妹妹抱过来，喂她吃下去。然后，我仍旧把碗放回原处，连忙走了。这事干得没露什么痕迹，大娘高兴了好几天。
家里的日子过得还算顺当，村子里的渡荒斗争也有了头绪。就在高大爷家一个月的粮快吃完的时候，我们在村政府研究出了办法。一个老大爷介绍了一项经验：把烂在地里的地瓜挖出来，放在凉水里把霉味浸掉，捞出来晒干磨面吃。经过实验，证明没有害处。有了这个，再剥点榆树皮添补着，村里的灾荒可以过得去了。又经过我们全支部的几个党员的宣传动员，村里群众的情绪安定了，信心提高了。春耕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全村近百户人家，没有饿死一个人。
一天，我兴冲冲地回家去。坐到桌边，就看见桌上摆了盘炒小虾，虽然没油没盐，但却发着扑鼻的香味。往常，我们吃饭都是没菜的，偶尔有点醋拌地瓜叶就算大改善了。今天却有了这样美味的菜，其中必有缘故。我问大娘，大娘抿着嘴直笑：“你吃就是了,问什么?” “嗬，有虾我还不吃?!”为了暖暖老人的心，我真的大口吃起来。吃着，我四下里瞧瞧，这才发现旺儿嘴唇乌青，正在灶门口蹲着。我明白了八九。饭后，领着孩子来到房门外太阳地里，撩起他的裤腿，只见干瘦的两条小腿冻得通红，有的地方被冰碴子划破了，还渗着血水。
我含着泪,抱起旺儿,把他的脚丫子放进怀里暖着，嘴巴却朝着屋里故意大声嚷道：“好小子，看你还敢上西沟去捞虾，我不打烂你的屁股!”
这一着挺有效，捞虾的事果真没再发生。
……
一个多月过去了。我们熬走了寒冬，迎来了春天。春风和各地反攻胜利的消息一道，吹到了沽河平原。渭田村的渡荒斗争，由于全村人民的齐心努力，总算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村里发动了社会互济，生产自救，搞运输等副业活动也组织起来了。就在这时，又传来了好消息：人民政府的救济粮、农业贷款和大批种子已经拨下来，即将分发各户了。
我和高大爷、华兰一道，带着这消息回家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高大娘正在烫面做饭。一进屋，我就和大娘谈起来。说了没几句，旺儿一蹦一跳地进来了。他把怀里的一抱野菜芽儿抖到锅台上，高兴地说：“娘，坡里有了野菜啦!”
“真的!”一家人像见了什么宝贝似的，都围上去，连正在搓拉犁绳子的高大爷也扔下手里的活计凑过来了。大家高兴地翻弄着，看着。
“这可好了，‘青菜露头，饿不死穷猴’嘛！高大娘显然十分高兴。她把将要留回面缸去的半碗玉米面一下子倒进和面盆里，说：“多撂点，犒劳犒劳你们，吃饱了好耕地去!”
她笑了，高大爷笑了，我也笑了。笑声，在这个热气腾腾的小屋子里回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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