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解放前，反动军警宪人员与毒贩、奸商、地痞、流氓相勾结，通过制毒贩毒攫取大量金钱，而大批吸食烟毒者则逐渐陷入深渊，倾家荡产，生活无着，卖妻卖女，甚至沦为娼妓、盗贼，生活极为悲惨。
解放后，人民政府即明令禁烟禁毒。1952年，在镇反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取得胜利的基础上，遵照中央政府《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沈阳市开展了大张旗鼓的群众性的肃清烟毒的运动，以根除这种旧社会的遗毒。
为了加强对全市禁毒运动的领导，沈阳成立了以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何侠为主任，由市民政局、卫生局、人民法院、检察署等负责人为委员的沈阳市禁毒工作委员会，组成由公安、民政、税务、卫生、法院、铁路、邮电等部门干部参加组成的市肃毒办公室。
经过长期深入的调查研究，基本上摸清了底数，发现沈阳市制造、运送、贩卖毒品的分子计有2234名，其中大批制、运毒品者157名；集散、批发、推销毒品者386名；零售、小贩等职业性贩毒者731名；又吸又贩者960名。
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全市从1952年8月开始至年底发动了3个战役，共逮捕了制毒贩毒的要犯、惯犯837名。三个战役互相衔接，不留空隙，每一个战役之后，都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通过各种会议和多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阐述毒品对人民的危害和制毒贩毒犯罪分子的罪恶事实，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并召开两次全市的公判大会，表明人民政府肃毒的决心，打击毒犯的气焰，号召人民群众检举密告，责令毒犯坦白登记，争取宽大处理。当时查获的鸦片达200多吨，可见毒品数量之大，对人民危害之严重。
经过这3次打击行动，全市毒犯基本肃清，断绝了毒品的来源，绝大部分吸毒者自行戒毒，至12月底，禁烟禁毒运动基本结束，旧中国百年以来没有解决的这个社会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无不交口称赞“人民政府办了大好事”，“共产党创造了人间奇迹。铲除毒害，对增进人民健康、提高中华民族的人口素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娼妓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又一社会问题，是旧城市的一个毒瘤。由于日寇的侵占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沈阳不仅开设有中国妓馆，而且有日本妓院和高丽窑子。沈阳解放当时有妓院144家，妓女660人，还有数量更多的暗娼(俗称半掩门)，和暗中沿街拉客的“野鸡”。这些行业主要集中地是北市区的北市场。这个地区以妓院为中心，汇集了“卖艺”的、赌博的、抽签问卜的，三教九流，五花八门。蒋军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小偷惯盗．无业游民混迹其问，打架斗殴、盗窃抢夺、威胁诈骗、买卖赃物等案件经常发生，情况十分复杂。北市场几乎成了污浊肮脏地区的代名词，对社会治安危害很大。
这些妓女的情况极为复杂。有的是被人口贩子拐卖的年幼无知的雏妓；有的是被引诱欺骗逼良为娼；有的是被恶夫或流氓所逼，强迫卖淫；有的是找人未着，走投无路；有的是找事未成，误入歧途；有的是生活所迫，陷入娼门等等。她们备受老板的剥削欺诈和蹂躏，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几乎人人患有梅毒，生活十分悲惨。而妓院老板、鸨儿等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沈阳刚解放时，由于政府一时尚无适当的安置方法，暂时采取了“限制发展，促其从良改业”，以达到逐步减少，直至最后取缔的办法。
1952年在禁毒肃毒工作取得胜利的有利形势下，经市委和东北公安部批准，由市公安局的领导为主，公安总队、市民政局、市妇联等单位的领导参加，组成“查封妓馆打击暗娼指挥部”，抽调干部，在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和指挥下，在北市区妓馆集中的地区，进行了封闭妓馆的统一行动。
我和另几名女同志也参加了这次行动。记得那是在一天的傍晚，侦缉队长葛凌云通知我们几名女同志，说晚上有任务，叫我们也参加，马上到集中地点领受任务。我们4名女同志立即到指定地点集合，看到还集中了不少侦查员。葛队长交代任务，分成若干小组，重点的组配备一名女同志，准备对付那些耍赖或出丑的鸨儿和妓女。我们领受任务后，既兴奋又紧张．不知道这些妓女会出什么洋相。但看到那些侦查员和我们在一起，就平静了。
行动开始后，我们各组按照要求和分工，迅速进入阵地，将那些花枝招展、粉黛妖艳的妓女领到集中地点，把她们送上汽车，运到对她们集中审查的教养院。这次行动共逮捕数十名妓馆业主和“大炕头”；收容数十名妓馆“大茶壶”，以及妓女、暗娼、“野鸡”，并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
按照政策。我们政府对这些人员分别进行了处理。对妓馆老板、“大炕头”，促使其坦白认罪，真诚悔过自新，除了个别罪恶昭著者送法院依法判刑外，大多数教育释放令其另谋职业，遵纪守法；对收容的妓女、暗娼、“野鸡”，由民政局、妇联负责进行教育改造，有性病者由教养院留院进进行救治，有家可归者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者助其结婚；无正当职业者，组织学习技艺，从事生产活动。没收妓馆财产，作为救济妓女之用。妓女、暗娼经过改造教育后，十分感谢政府使她们获得新生。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拥护人民政府“为净化城市社会风气做了又一件大好事”。
从沈阳解放到1953年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3年多的时间里，经过坚持不懈的艰苦奋斗，沈阳市的治安面貌和社会秩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了政权巩固、治安好转、社会秩序井然有序的新局面，为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何侠局长于1953年1月升任市委副书记而离开了市公安局，副局长厉男也早在1951年3月因工作需要调到大连市任公安局长。他们在领导市公安局工作期间，传承的我们党坚持原则、实事求是、雷厉风行、艰苦奋斗、关心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等好作风，教育了广大公安干警，成为市公安局继续奋进的精神力量和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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