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市公安局秘书科任办事员的时候，主要工作是机要内收发。在这一岗位上工作了半年多，我又被调到当时的人事处干部科工作，任三等科员，具体负责管理干部档案工作。
当时调来沈阳市公安局的干部和以后又陆续调来的干部有近千名，干部档案比较乱，没有统一的档案袋，有用信封装的，有用报纸、牛皮纸、各式各样的纸包的；档案材料有掉皮的，有撕掉的，大小也不整齐。上千份档案材料，五花八门，保管起来很困难，用起来也很不方便。因为没有统一登记，卷柜内档案材料堆得乱糟糟的，用～份档案材料，找起来很费劲。我接手这项工作后就想把档案材料都装到统一的档案袋里．编号、登记，分单位保管，这样用的时候找起来才方便。我向科长建议，自己用旧报纸糊档案袋，编号、登记，分单位保管，便于查找。
在科长的支持下，我到处搜集旧报纸，按统一的规格，裁剪后糊成档案袋，写上名字、单位、职务，登记、编号、归卷。对档案有损坏、撕破掉页的，我都用糨糊、针线粘好缝牢。在档案材料上贴上封皮，写上名字、单位，编成号，装入用报纸糊好的档案袋内，归卷。
这项工作，我搞了半年多，整理了上千份档案。干部人事档案变得井井有条了。以后干部又陆续增加，仍按老办法处理。直到1955年，我当了干部科副科长后，才将报纸糊的档案袋，用统一制作的牛皮纸档案袋全部换掉。
采取废物利用的办法，既能节约资金又便于查找档案，还可以避免档案受损、遗失，真是一举三得，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在沈阳刚解放、物资缺乏、办公经费紧张的情况下，这样做是旧物利用、节省开支，又解决实际问题的好办法。
1950年3月，沈阳市公安局第一次召开奖励大会，我被授予沈阳公安系统模范称号，受到奖章、物质奖励。我当时感到，自己没有作出什么突出贡献，仅仅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就给了我这样的荣誉，与那些侦查英雄、破案能手相比，差之千里，真是受之有愧。
后来我当了干部科的组长，分管对市公安局机关干部的考察了解，对干部的提拔、奖惩等提出建议。
当时公安局的机构设置是：局下设处，处下设科，科下设股，担任处、科、股长的是领导职务，非领导职务设一、二、三等科员、办事员。由办事员晋升为三等科员、二等科员、一等科员，同样要经过层层考察，个别了解后，要逐级审批。手续比较繁杂，环节比较多，但也比较慎重，要求很严格。当一名科长就像选状元似的，要当处长就更难了，须报中共沈阳市委组织部审批。
当时我与组里其他同志的任务是经常下去考察了解干部情况，发现表现好又有能力的同志，也就是现在说的德才兼备的干部，建立后备干部名单。那时干部工作保密性极强，由干部部门掌握．不公开，本人不知道，不像现在有些地方谁是后备干部，大家都知道，本人也清楚。同时我们还对干部的档案进行审查，发现确实有不适合做公安工作的干部，要进行妥善安排，调出公安机关。对做出优异成绩的要奖励，对犯错误的要调查处理。
那时候，对公安干部政治上要求很高．也很严格。个人、家庭、社会关系，都必须严格审查，不符合条件的，都要调离公安机关。另外，对个人的德、才及各方面的表现，都要进行深入严格的考察了解。
当时提拔干部不存在说情的、走后门的，更没有要官、买官、卖官的，却有让位举贤的，有提工资时让名额的。晋级涨工资不是论年头，而是按比例一40％或60％晋升，所以有的同志主动将名额让出来给别人晋级涨工资。这种风格是很感人的。现在回想起来，很留恋那种“风气正、人心顺，识大体、顾大局”的好传统。
1955年5月，我被任命为干部科副科长。当时我刚23岁，感到担此重任，实属力不从心。时任干部科长的董彦平，是东北科学院公安系的学员，与我们同时由哈尔滨来沈阳，比我大4岁。他像兄长一样帮助我，使我很快适应了工作。
1956年董彦平同志提为政治部副主任，后调任东北局组织部任巡视员，栗恩清同志接任了干部科长的工作。栗恩清同志很稳重，语言不多，但善于思考，工作很细心，作风民主，很注意听取同志们的意见。我与栗恩清同志也有非常愉快的合作。
1958年，我接任了干部科科长的职务。当时政治部主任是丁贤同志，后来他提任市公安局副局长，仍然分管政治工作。1963年8月，我被调入中共沈阳市委组织部干部处任干部调配组组长。因为我在市公安局干部科工作了十几年，对干部情况比较熟悉，人称“活字典”，所以，市公安局的领导希望我还回公安局做干部工作。我到市委组织部后，工作范围大了，对干部情况又不熟悉，搞调配工作比较困难，我也想回公安局。后经市委组织部领导同意，我于1963年11月回到公安局政治部，担任组织科长、组织处负责人，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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