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IO月，辽沈战役大捷，我东北野战军直捣沈阳。在东北全境即将解放的形势下，东北局在哈尔滨市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人选，并抽调4000多名干部，由陈云同志率领开赴沈阳。东北局社会部也分头向东北各省、市公安保卫部门发电报，紧急调动事先准备的公安保卫干部火速向沈阳进发。
东北局社会部在陈龙副部L长率领下，先头部队lo月28日从哈尔滨出发，取道吉林、四平、开原，直插沈阳。确定为沈阳特别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厉男(原嫩江省社会部长、公安处长)，lO月27日率领干部从齐齐哈尔出发，30日到达开原与东北局社会部先到达的队伍会师。在开原，陈龙召开了两次干部会议说明党的接收政策，规定进城纪律，并布置了赶制布告、信封、图章、通行证、警察胸标及公安局牌匾等事宜，以便进城后能立即开展工作。确定为沈阳特别市公安局局长的何侠，10月30日接到电报，随即通知原辽东分局社会部干部宋光、崔次丰、解衡等分头率领队伍进军沈阳。经过48小时的昼夜兼程，11月2日，何侠的车队到达了沈阳郊区。
陈龙、何侠、厉男，这三位公安保卫战线上的英才聚会沈阳，给沈阳公安保卫工作的接收、开创新局面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陈龙，黑龙江人，40多岁，身材高大魁梧，仪表端庄，待人亲切、热情。他早年参加革命，一直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做保卫工作。毛主席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就是由他亲自做保卫工作的。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后，陈龙由延安来东北，担任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兼哈尔滨市公安总局局长。陈龙的公安锄奸工作经验十分丰富，且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
何侠，陕西人，29岁，是个年轻有为的锄奸保卫干部。他中等身材，面庞白皙，眉清目秀。他早年参加红军，曾就读于延安中央党校、马列
学院。抗战期间，曾任抗大一分校营教导员、“独立团”政治处主任等领导职务，后任山东纵队政治部保卫部侦察科长、鲁中军区政治部锄奸科长、鲁中公安局长、鲁中区委社会部长兼鲁中军区政治部锄奸科长等职。日本投降后，奉命渡海挺进东北，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政治部保卫部长、辽东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兼通化市公安局长、安东省社会部长、公安处长等职。
厉男，黑龙江人，32岁，中等身材，面孔微黑，目光锐利。他是日本留学生，留日期间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回国后，任晋察冀敌工部副部长。抗战胜利后，挺进东北，任西满嫩江省公安处长。
由于战争的破坏，铁路瘫痪，赶往沈阳的各路公安大军在进军途中，物资供应不足。坐一段火车后．只好用马车拉着行李，徒步前进。我们4名女同志，当时只有十六七岁，也跟着队伍行军。领导和同志们看我们实在走不动了．就照顾我们坐一段拉行李的马车。我们也不好意思总让照顾，坐一段马车就下来走。同志们昼夜兼程，吃的是发给的自带干粮，几乎没有吃上一顿饱饭。
一路上大家在沈阳即将解放的大好形势鼓舞下，忘记了疲劳、饥渴，精神十分饱满，沉浸在一片欢乐幸福之中。经过刚解放的四平、梅河口时，看到战乱造成的满目疮痍的城市，我们对着刚解放了的城市大声说，你们现在已经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会很快建设好的。
经过4昼夜的急行军，我们于11月1日晚终于到达了离沈阳90里的铁岭郊区。当时敌我双方仍在沈阳市郊激战，国民党207师没有放下武器，还在负隅顽抗。隐约听见远处传来的枪炮声和飞机的轰炸声。我们只好停下来，等待捷报佳音。当时已经有一列闷罐车，等待我们这些从东北方向来的接收沈阳的各路大军。
我们焦急地在闷罐车外等待着。看到闷罐车上解放军战士架着机枪，防备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我们十分兴奋，谁也不肯到闷罐车里去。
11月2日下午4时，国民党军队投降缴械的胜利消息传来。
同志们欢呼：沈阳解放了!人民胜利了!大家高唱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沈阳解放，标志着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和东北全境的解放。这一胜利使我党、我军获得了巩固的战略后方和强大的战略机动部队，吹响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号角。
出发的命令下达后，我们迅速登车直奔沈阳。下午6点多钟我们到达沈阳。下车后直奔位于和平区南八条的国民党警察学校。到达后又接到通知，叫我们立即赶到国民党沈阳市警察局。
在走向国民党沈阳市警察局的路上，我们看到解放军战士押着一批批蒋军俘虏向城外走去，满街都是敌人抛下的枪支、弹药、大炮和军车，两门高射炮被丢弃在中山广场。
我们列队徒步走到国民党沈阳市警察局门口停下来，这时解放军已将红旗插上了警察局三层大楼的顶端，战士们像雄鹰一样守卫着这座刚归还到人民手中的大楼。
国民党沈阳市警察局坐落在中山广场西北侧，是一座主体二层、中间三层，从远处看酷似军舰的伟岸、庄严的建筑，且结构十分坚固。在旧社会它是伪警察、宪兵、特务关押屠杀抗日爱国志士的地狱；是国民党警察、特务、铁血锄奸团镇压、杀害爱国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的魔窟。今后它将成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卫新生人民政权，维护新社会治安秩序的人民公安机关。
当时，东北社会部副部长陈龙和东北社会部人事干部处处长马亮、安东省公安处处长何侠、嫩江省公安处处长厉男、鞍山市公安局局长崔次丰、安东市公安局局长宋光、旅大关东公安总局傅科、郑子修同志率领的北满、西满、南满等各路公安大军已先后到达。调来沈阳的公安干部有：哈尔滨140人、安东86人、合江45人、辽北128人、嫩江33人、松江50人、吉林45人、辽宁36人、大连222人(派出所长以上干部200名，其中总局科级、分局长级干部9名)；还有东北公安总处、东北科学院(公安系)、公安部队等，共计898人(含县团级以上干部30人，老干部112人，新干部756人，其中中共党员569人，加上东北局社会部2／3的干部以及地下工作八员，将近千人，占东北局分配到沈阳党、政、群各个系统人员总数的近50％)，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公安保卫力量。
被任命的沈阳特别市公安局局长何侠，当晚就睡在办公室的地毯上，副局长厉男和西满、辽北来的同志们，以及我们哈尔滨来的同志都睡在三楼礼堂的地板上。由于过度兴奋，有的人彻夜未眠。第二天，领受任务的同志们，就各自到自己的岗位报到。
1948年11月3日，沈阳特别市军管会、沈阳特别市卫戍司令部、沈阳特别市人民政府相继成立。军事管制期间，军管会为沈阳最高权力机关，负责统一指挥全市的接收工作。陈云任军管会主任，伍修权任卫戍司令部司令员，朱其文任特别市市长，焦若愚任副市长，何侠任市公安局局长，厉男任市公安局副局长。
接收国民党沈阳市警察局的工作，是在军管会、东北局社会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开始接收之前，陈云、伍修权、陈龙面见了何侠、厉男，就接收国民党警察机关的方针、政策，作了具体的指示：
一、明确沈阳公安机关仍由东北局社会部领导，陈龙负责指导沈阳的公安工作。
二、根据分工，公安局接收国民党警察局系统、党团系统和特务系统。
三、公安局的主要任务：一是恢复城市秩序，使城市迅速步入正轨；二是肃清国民党党团、特务等残余势力，以确保沈阳接收工作的顺利和社会治安的稳定。
四、对旧警人员采取“放下武器，徒手服务”的原则。
市局的接收工作，主要是对市警察局机关各部门及警察队的人员、枪支、弹药、档案、物资的接收。
当时，东北地区已经全部解放，东北地区的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一些骨干分子仓皇逃走，因此国民党沈阳市警察局的一些人员，纷纷隐匿起来。根据这种情况，何侠、厉男在市局大院召集旧警人员开会，向他们阐明解放军的人城政策和自上而下办理交接的政策，要求旧警人员按各自岗位负责交接。同时强调．交代有功者，将功抵罪；无罪有功者奖。愿意在人民公安机关继续服务者，经审查符合条件者，可重新录用。不愿留下的，交接清楚后，可自由选择职业。对交代不力，隐匿不报，或破坏接收工作者，定予惩处。
经教育后，人心大安，加上华明武(我地下工作人员、原国民党沈阳市警察局保安警察总队队长)发动旧警察分头去找．95％的旧警人员陆续回原供职部门报到，办理交接手续，领取了生活补助费，听候安置。
市局的接收工作比较顺利，各办公室均未遭到破坏，仓库资财、档案大部分完整。全警察系统共接收长枪6154支，手枪及冲锋枪1601支，六。炮及迫击炮55门，轻机枪51挺，各种弹药156万余发，刺刀1528把。
1948年月3日，就是进城的第二天，原国民党警察局门前(中山路36号)，挂出了早就做好的“沈阳特别市公安局”的牌子，正式开始办公。我们高兴地在门前合影留念。 原国民党警察局的5个处室、4个科、4个队和12个分局、146个分驻所和派出所，以及1个警察学校，都由我们来到沈阳的公安大军分别接管。
从哈尔滨市公安干校来沈阳市公安局的我们4名女同志中的另外3名是李联(中共预备党员)、延希宁和王桂芳。跟随松江省委党校来沈阳的两位女同志宋江帆、夏捷也跟随我们公安大军到了沈阳市公安局。我们6名女同志中，除李联被分配到市公安局干部1科工作外，其余被分配到沈阳市各区公安分局的检查站工作。我被分配到南市区公安分局检查站，延希宁被分配到大东区公安分局检查站，王桂芳被分配到沈河区公安分局检查站，宋江帆被分配到铁西区公安分局检查站，夏捷被分配到皇姑区公安分局检查站。
各区的检查站都设立在通往东西南北的主要干道上，检查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流窜犯等。我所在的南市区公安分局检查站设在通往辽阳的公路道口五里河，负责人是曾登科，工作人员有吴玉璞等同志。我们去检查站的同志接受任务后立即上岗，昼夜坚守岗位。
1949年1月。刚在检查站工作了不到两个月，市局就将我们5名女同志调回秘书处秘书科，并送我们到东亚女子打字学校学打字，培养我们做机要打字员。当时我们对打字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打字工作不是公安业务，不是对敌斗争，我们在锄奸保卫训练班学习的是反特锄奸工作，叫我们学打字，将来做打字员，是丢掉了公安工作的专业，想不通，闹情绪，学习不积极，有时还发牢骚。
后来我经过几天的反复考虑，想到领导找我们谈话时，讲到“打字工作很重要，将来有些机密文件向上级报告，以及专题向中央报告，都需要你们打，不能让国民党留用警察打。这些机密文件是党的机密，让你们打是对你们的信任”。组织上花钱培养我们学打字，这是对我们政治上的信任，我终于想明白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安心好好学习。
我想通以后，先找宋江帆谈。我说：“如果我们不打字，我们能干什么?抓特务、抓反革命，咱们会吗?能干得了吗？叫咱们当股长、当科长，咱们有能力适应吗？组织上送咱们去学习打字，每人花两千万元（东北流通券的学费，花这么多钱培养我们，我们还闹情绪，不好好学，这样做，对吗?”宋江帆说：“不对。”宋江帆问：“咱们怎么办?”我说：“我们两个人先好好学习，再动员她们3个人也要提高认识，安心好好学习，这也是学本领。”
由于我们两个人安心努力学习的影响，她们3个人也转变了态度，开始努力学习打字，毕业后都做了机要打字员。后来宋江帆被调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了抗美援朝，仍做机要打字员，延希宁被调到外交部继续做机要打字员。
学习还未结束，我便被调做机要内收发，为厉男副局长收发保管机密文件。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真是很幼稚，当时既没有什么率事，又没有什么能力，还好高骛远，把自己看得很高。其实，仅仅是刚刚参加公安工作的一名新兵，既没有理论水平，又不懂公安业务，只是盲目的清高，险些害了自己，影响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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