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7月1日，毛泽东主席给康生写了一封信，要他在中央社会部《防奸经验刊物》上刊登下列数语：“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的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这就是毛泽东主席为整风、审干制定的著名的九条方针。
审干工作开始后，确实清查出极少数的特务和奸细，纯结了内部；同时也澄清了一些同志的历史问题，进一步增强了对干部的了解和信任。但是，由于受历史上“左”的思想的影响，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渗透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在审干中，把从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来的许多党的干部和不少青年列为对象，进行了审查。
康生身为中央社会部部长，片面理解党中央关于整风、审干的决定，置毛主席制定的整风、审干的正确路线于不顾，7月15日在杨家岭礼堂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做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夸大敌情，歪曲中央审干精神，采取欺骗、要挟的手法，煽动群众互相揭发，坦白交待所谓的“问题”。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实际上成了他发动“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动员令”。一时间，“抢救运动”席卷延安。生气勃勃，充满团结互助气氛的中央社会部机关，失去了正常的工作秩序。西北公学由专业培训情报、保卫干部的学校，转变为审查干部的学校。每天不让上课，不让读书，沉在会议的汪洋大海之中。不是开大会，就是开小会，什么“坦白大会”、“控诉大会”、“抢救大会”、“规劝会”等等，夜以继日，通宵达旦。负责审查的人，轮流吃饭、休息，被审查的人不能休息，不能睡觉，甚至连喘口气的时间也不给，提出的问题一个接一个，要被审查的人作出肯定的答复，连续几天几夜，被审查的人弄得疲备不堪，身体无法支持，胡编乱造，瞎说一通。学校为了“鼓励坦白”，凡是“坦白者”，发给一碗挂面，两个鸡蛋，并受表扬。极不正常的现象出现了。说假话做假坦白的人受优待、受表扬，说真话不搞假坦白的人受打击，受折磨。一夜间，同志变成了敌人，昨天是审查别人的人，今天变成了被审查的人。什么“日特”、“国特”、“汉奸”、“叛徒”、“CC”、“复兴社”都被“揭露出来了”，西北公学成了特务、叛徒成堆的地方！
“抢救运动”是1943年7月15日开始的，到7月底逼供信越搞越历害。当时《解放日报》报导了一个典型材料：绥德师范学校连续开了九天的“抢救大会”，“抢救”出230个特务，占全校师生总数的73％。就在这个时候，康生要开杀戒，准备枪毙一个“混在西北局内的特务”。这两件事情让毛主席发现了，党的审干工作扩大化了！“刀不留人”，停止抢救运动。毛主席在一份材料上亲自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是此次反特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毛泽东主席制定的这一政策和九条方针，有力地纠正了康生发动起来的“抢救运动”的错误。
我自身贫寒。又是从前方部队调来延安学习的。历史清白、简单，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由外面调回西北公学接受审查。但还没有轮到审查我，“抢救运动”就被党中央制止了，我也被解放了。
7月30日“抢救运动”被制止了，审干工作还要继续下去。为了把审干工作引导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8月15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重申了防奸、审干的“九条方针”。1944年春，中共中央又指定中央直属各机关正确处理“抢救运动”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对在“抢救运动”中受委屈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赔礼道歉。毛泽东主席在西北局召开的一次干部大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抢救运动”是错误的，并代表党中央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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