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解放后，19岁的况浩文进入刚刚成立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五处工作，五处即边防保卫处，重点保卫西藏、云南一线的边境安全。西南军政委员会设驻地于重庆，由于战时重庆曾为陪都，故当时国民政府的残余势力为数不少。也因此，重庆成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重点城市。
重庆的镇反运动共进行过三次较大规模的抓捕，况浩文参加了1951年3月13日的大抓捕行动。此次抓捕是重庆镇反运动中最为激烈规模最大的一次，史称“三一三大批捕”。日后为况浩文赢得盛名的中篇小说《一双绣花鞋》，其写作原型与背景即脱胎于此次抓捕。
第一任市长座车被炸
记者：当时镇反前夕，重庆地区与其他地方不同之处在哪里？
况浩文（下称况）：重庆解放的时候，我在市中区的陕西路。我解放后才参加工作，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记得不是太准，但大的地方不会错。蒋介石父子11月29日才从重庆飞到成都，他们打算最后要跟解放军拼到底。蒋介石在解放以前还来过两次重庆，布置“应变计划”，为执行这个计划，国民党的特务总队曾集中于重庆，他们对当地情况相当熟悉。当时有一句话，叫“敌情严重，社情复杂”。
记者：重庆地区的反革命分子都是哪些人？原国民党还有多少势力在重庆和西南地区？
况：从军队来讲，宋希濂的军团在川东北被我们击溃，蒋介石调了王牌军——胡宗南的第一军从陕西过来，打算跟解放军决战，在重庆打了一仗，随后他们大部分往成都溃退。一少部分和一些地方武装势力，有些起义，有些跟着国民党走了。重庆市长杨森就是跟蒋走的。部队溃散之后，也有一部分去当了土匪，有的则潜伏到乡下，待机而动。
警察方面，国民政府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还有一些人在重庆，他们是由一个建制师改编的，比较有战斗力。宪兵方面，此前宪兵司令部和下属的宪兵团，也有人在重庆。此外就是特务。重庆的特务五花八门，品种齐全。有军统、中统、四川特委会的人以及一些杂牌特务，我们叫“杂特”。
总结起来，就是军警宪特，以及国民党的党团骨干分子，还有反动会道门，比如一贯道。国民党从重庆走的时候，枪杀了白公馆共产党员，但把大批的重罪刑事犯放出来，有些该枪毙的人也都放了。这些人数量不少。因为各地逐次解放，重庆是最后解放的，所以好多特务从别的地方逃过来。当时重庆才100多万人口，这些社会渣滓反动势力就有上万人。这说明我们镇反的必要性，“敌情严重，社情复杂。”
当时蒋还曾想把国民政府第二次从广州迁过来。他们最后是听着解放军的炮声走，差点走不脱。
记者：重庆地区这些反对势力对于新政权的反抗激烈么？都有哪些方式？
况：镇反有历史背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国民党大力宣传，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了。原来那些潜伏的人就蠢蠢欲动，他们有电台跟台湾联系，组织了“反共救国军”、“反共保民军”，搞一些地下宣传。重庆的这些分子活动开始猖獗。刚解放的时候，他们就冒充解放军接管工厂。1950年初，重庆附近的璧山和铜梁两个县，形势比较严重。当时上万匪徒，围攻我们的县城，很嚣张，璧山离重庆就几十公里啊。
说个最典型的例子。重庆第一任市长是陈锡联，当时他也是三军团司令员。他的车子进城时，有人往车子扔手榴弹。1949年11月下旬，还有一些人破坏军工厂，他们本来想把所有军工厂还有钢铁厂炸掉，电厂和电台也在计划之中，有些特务比较慌张，被地下党发现了。
破坏成功的比较少。1949年11月29日晚上，长安机器厂储存炸药的仓库爆炸，附近的居民点刘家台几乎被炸平。我住在市中区都觉得有震动。当时他们在大溪沟电厂，炸药都埋下了，我们的工人舍生忘死，成功阻止了这个破坏活动。有些工厂主对他们比较同情，还让他们逃命。我写绣花鞋的时候，说国民党要炸电厂，背景是真实的。
记者：镇反的背景是什么？西南局的报告说，1950年2月5日，土匪暴乱，179师师长朱向璃被杀害，这件事是怎样的？
况：这不是重庆的事情。当时我们盯着边疆，分工相当严格。不是份内的事情，不要多问，也不要多说，这也是公安部的规矩。当时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是周兴，曾任陕甘宁边区政治保卫局局长，后来去云南做省委书记，副部长是赵苍璧，后来做了中央的公安部长。还有一个副部长叫刘炳琳，后来去山东当省委书记。当时的组织架构就是一正两副。
新中国的政权刚刚建立，还不稳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颁布了镇反指示。1951年3月，重庆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了三次大的逮捕，都由重庆市公安局执行。我参加了一次，1951年3月13日的“三一三大逮捕”。
那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一个晚上抓了4000多。作为五处的干部，我们对当地的工作一般不干预，就是了解一下情况。但是那一次因为抓的人太多，市公安局力量不够，向西南公安部求援，于是从部里抽调了一批年轻的同志支援市局。
解放军叔叔再见
记者：三一三大逮捕的任务是怎样部署的？
况：具体情况我只能说我见到的。那一年我才满20岁，是很年轻的干部。我们3月12日下午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处长召集我们开会，说今晚有任务，要支援市公安局。除了干部之外，还有边防训练班的学员，大约有一、二百人，这些人由市局统一分配。
我们被分到重庆的南岸区，南岸区分局局长辛嘉功，后来成为市检察长，由他介绍敌情。每个人都分了任务，我被派到南岸区龙门浩的下浩派出所，跟我一起去的有西南军区警卫团（当时已经改名为公安团）的同志，当时装备一流，都是冲锋枪，就是那种圆盘式的。 当时给我的任务是，抓11个反革命分子。我领头，配一个户籍警和一个加强班，总共十七、八个人，都有冲锋枪。他们都是老兵，特别能打。然后给一个名单，上面有住址，按照单子抓人。那个单子由各个派出所上报，经过公安分局、镇反领导小组审查后确定，该批的都批了。某某某，什么身份，什么人，都写得很清楚，由户籍警去辨认。解放后，即使反革命分子也都是登记过户口了，有些人是摸底摸到的，当时目标很明确。
记者：那天晚上的具体抓捕过程是怎样的？
况：行动从3月13日凌晨零点开始，一直持续到8点收工，当时我们的行话叫“收秤”。11个，8个小时，抓一个人还不到一个小时，任务很紧张。具体引路的是户籍警，当时全城戒严，当夜的口令就是“镇反”，答不出来，那就是敌人。
当时给每个人发了一个手电筒，电池都是新的。先是敲门，说要查户口。一开门，就拿电筒照眼睛。然后问户籍警，是不是这个人？再问对方：你是不是某某某？这要让户籍警看清楚，验明正身。如果确认，就直接告诉他：你犯了反革命罪，你被批捕了。然后上去两个人一拷。
当时行动的时候，手铐都不够用，公安局没那么多手铐，用粗的麻绳，一下子拴上去。然后把这些人“小鱼穿大串”，绳子全部系在左手，一个个排着走。抓了人之后，要进行例行搜查。当时几乎没人反抗，如果反抗，就要尽快制服，实在不行，就要开枪，但是后来也没有开枪，因为这边火力比较强，没人敢跑。他们心里也明白，为啥要抓他。没有人在语言上进行辩解，但是要把人认清楚，不能抓错。
抓到第七个还是第八个的时候，天快亮了。这家抓的是一贯道的点传师，开了门之后，还是老规矩：你是反动会道门的头头，是不是某某？户籍警说是，他也认了。然后对这个人说：你被捕了。搜查的时候，我就拿电筒仔细看，突然在有穿衣镜的柜子下，看见一双黑底白花的绣花鞋，好像还动了一下。当时心里一惊，****立刻拔出来，侧身就往柜子里扑了进去，但是没有人。那双鞋给我的印象太强烈太深刻了。
女人抓的不多。后来抓一个女的，电筒一照，确认之后就抓了。我们进去的时候，屋里一下进去了七八个人，房间有一个小木床在屋子中间，两个大概三四岁的孪生小姑娘，睁开了眼睛看着我们。她们还不晓得我们去抓她的妈妈。我们带她妈妈走的时候，她们还在喊“解放军叔叔再见”。当时小孩子都会唱“解放军慢慢走，我是你的好朋友”之类的。我也不晓得后来她们俩怎么样了。
多年以后，我还去问了有绣花鞋的那个屋主，在罗家巷200号。他姓周，被判了13年，我听说他提前两年被释放，还是感到很欣慰。改了就好嘛。
抓了人回到派出所，再集中到公安分局，我们押运犯人的时候坐轮渡。沿着船舷中央有块空地，他们都蹲着，好几百人呢。这时候就得拿枪指着人头，谁要动，就击毙。因为怕他们有人跳下去，如果他们往一边集中，船就翻了。我后来有点后怕，因为当时如果有人一鼓噪，肯定就乱了，穿的还是棉袄，很危险。最后还是没人动，把人交到石坂坡，任务就完成了，我就回单位了。
中央定调子
记者：当时以什么标准确定反革命分子的身份？
况：镇反的打击面相当大，就是要摧毁国民党的政权基础，维护新生的红色政权。军队连长以上干部，就算反革命。警察巡官以上都算。宪兵是有一个算一个，特务也是有一个算一个。比如说会道门，一贯道的点传师以上，就算反革命，但是基层的坛主不算，道徒当然更不是。这个杠子非常清楚，到了杠杠以上就要抓。这个调子中央定的，非常明确。
记者：对重庆的抓捕，有没有下定额任务和指标？基层公安部门有无考虑到镇反扩大化的情况？
况：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当时我就是个小干部，至于高层怎么样定，我根本不知道。
记者：1951年3月开始惩治恶霸分子，发动了群众伸张民愤，会不会造成一些冤案？
况：重庆当时最有名的恶霸叫连绍华，他在河坝里剥削船夫、纤夫，还私藏枪支，也有欺男霸女的一些行为，和国民党也有些勾结。我在报上看到的这些，这个人在朝天门被公开枪毙了。最多一次枪毙了40个，是在1951年的春天，围观的群众很多，都在坡上看。这些反革命分子跪在地上，子弹从后脑勺打进去的，都是步枪，子弹从前面出来，扑的一下，就倒地了。对于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分子，就是这么处理的，要把反革命的气焰打下去。冤案嘛，肯定有一些。那么大规模的镇压，个别抓错的情况肯定有。几千人抓错几个人，时间又那么紧迫。
记者：当时全国大城市都在比这个杀人的数字，重庆的情况是怎样的？
况：重庆的整体数字我不知道。不该让我们知道的就不知道。
记者：从您个人经历来看，镇反中的一些滥捕滥杀，地方上有无检讨过？
况：我是这么想的，为了巩固新生红色政权，在敌情严重的情况下，抓捕一批死心塌地的敌对分子，是有必要的。你不抓他，他就要打你，执行起来就是那个杠杠，至于宽了窄了，需要具体讨论。现在看来，镇反运动还是不能轻易否定。
从反思的角度来说，有地方的确杀人杀得太快。我看从古到今，这种行为恐怕都还是有必要的。共产党的江山是打下来的，你破坏共产党的江山，不镇压怎么办？当初为了巩固他们的政权，他们还嫌杀共产党杀少了。
记者：人民群众对于镇反的态度如何？从重庆地区来看，镇反的效果后来怎么评价的？镇反之后，民间对共产党新政权的看法是什么？
况：当时群众是欢迎的。那个抓人的单子，不是凭空臆造的，有些是群众检举揭发和密报的。枪毙人的时候，人山人海，群众也很拥护，当时有些人是组织去观看的，会场上也没有什么闹事。枪毙恶霸连绍华的时候，上面说从快处决，群众高兴的很。当时外面在剿匪，市里在镇反，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嚣张气焰就给打下去了。这有一个社会安定的问题，后来社会秩序生产生活都很正常，我们一边镇反一边也发展生产。生产上去了，各方面都没有问题了。
记者：您当时比较年轻，如何看待阶级与阶级斗争？
况：我出身不好，出身于剥削阶级，我家是地主，不是太小的地主。我投身革命之后，我信服革命的道理，从没怀疑过，我认为是对的。阶级斗争是不是扩大化，我当时没感觉，反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
当时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事情，我一闪念之间也想过，几个耍笔杆子的，能反出个啥啊？早期我信仰共产主义非常认真，怎么宣传怎么接受。反思这个的话，是在文革期间。文革开始我被划成“第四类”。当时这么划分：好的，基本好的，虽然有错误但改好的，第四类就是阶级敌人。我对共产党够忠诚，算是铁杆共产党，为了一本没出版的书，我成了共产党的敌人。当时就反思，后来到公安参加肃反、反右、审干工作，看了很多人的档案，也想过一些当年的事情。□撰稿：沈步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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