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来得很突然。当时，部队刚刚结束了保”破击战，正以连续急行军越过平汉路，准备到平津保三角地区去打击敌人。就在这时，敌人纠集了三个军的兵力，紧紧地跟上来了。我们当然不肯和他们纠缠。上级当即决定留下少数部队，以坚决阻击的手段，揪住敌人，掩护大部队转移。于是我们六连就在夏家庄展开了一场艰苦的阻击战。
敌人张大了血口，想把这不满百户人家的村庄一下子吞掉。战斗一开始，敌人就以密集的炮火轰击，密集的队形冲锋。在我猛烈的火力打击下，敌人丢下密集的尸体溃退下去。接着又是炮轰，进攻……一次复一次地持续着，持续着。这样的战斗已经很难用钟点来计算了。时间进程的唯一标志是太阳。可是太阳慢得简直像被钉住了似的。直到我们打下了敌人第七次攻击，它才慢吞吞地靠上了西边狼牙山的山膀子。
战场上暂时平静下来。我爬出掩体，沿着交通沟信步走着。这时我才清楚地看到，在这整整一天里，我们经历了一场多么激烈的恶战啊! 村头这一漫雪地，已经被炮火打得乌黑，到处是敌人的尸体，仅面前的一道河沟，就躺了一百多。而我们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在全连剩下只不过四五十个人了，还包括轻伤不下火线的在内。但是同志们的情绪依然很高，他们有的在抢救伤员，有的在拣拾弹药，有的在加修工事，有的在利用这短暂的空隙休息、聊天，交通沟里不时发出朗朗的笑声。走着，突然一个人的话音引起了我的注意：“排长，你说这会儿大部队走远了吗?”一听那浓重的山西口音，就知道是四班战士刘文纪。
“远了，这会儿怕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又打上了呢。”答话的是一排长齐德元，他脖子上负了伤，正在用一条绑带缠裹着，“你看，多有意思!咱们在这里把敌人的大部队一把揪住，主力却迈开大步，一下子踹到敌人心窝里去了……”底下的话被一声哄笑湮没了。
离他们几步远，另一伙人也谈得正热闹。七班长马继昌的大嗓门特别响：“……困难？不困难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我知道，他说的“我们”，指的是共产党员们。一个多钟头以前开了一次支委会，现在支委们正把支部决议的精神向每个同志进行传达。从这些片断的话语里和同志们的笑声里，我发现支部关于坚决守住夏家庄的决议精神已经为同志们所接受和理解了。
我一步跳进交通沟，正想对大家说点什么，身后一排炮弹炸响了。接着就听见一阵喊杀声——敌人第八次攻击又开始了。这次攻击，似乎比任何一次都猛，四百多敌兵从东南、西南、西北三个方向同时蜂拥而来。他们被那些手拿马鞭、手枪的军官们驱赶着，像羊群似的，一漫子扑到了村边。
情势顿时紧张起来。一排长齐德元一按胸墙站起来。他两手用劲扒下棉衣往地上一扔，喊了声：“同志们，拚！抓起步枪就跳出了工事。十几名战士同时跟他一起冲进了敌群。左边三排也开始反击了，跑在头里的是一个大个子，一眼就看出是马继昌。他大概是为了跑得利索些，连鞋子都甩了。真是人大力不亏，眨眼工夫，五六个敌兵在他面前倒下了。
经过一场激烈的混战，敌军的气焰终于又煞住了。 我们很快又夺回了村头唯一的制高点 ----一块小高地。我抡起枪向前跑去，猛然被什么绊了个趔趄，一看是齐德元在地上趴着。他又受了重伤，浑身成了个血人，却还抱着一个当官的敌人在厮打。他睁大眼睛，两手紧紧揪住那家伙的肩膀，显然是力气不够，正用牙咬着。我一枪结果了那个军官。正要去照护齐德元，忽然听到一声震耳的喊声：“同志们，注意小高地……”只见刘文纪被一个敌兵刺中了肚子，正仰坐在地上，两只手却抓住敌人的枪筒不放。我刚举起枪，马继昌赶过去已把那个敌兵刺倒。可是，刘文纪却倒在血泊里了。……
原来敌人不甘心失败，退下去又反扑上来，小高地又被敌人抢占去了。连长正忙着组织队伍，准备把它夺回来。我吆喝卫生员，要他赶快过去抢救刘文纪，可是不一会儿，卫生员却跑来说：“刘文纪，他……”
“怎么?”
“他还活着，伤很重，肠子都流出来了。”
“为什么不背他下来?”我有点火。
“他不让背，还到处爬着拣手榴弹。他说土岗子要紧……”
“走，快去!”我拉着卫生员跑过去。远远地就看见刘文纪正侧着身子歪在小高地半腰里，一只手撑着地，艰难地向上爬着。七八个敌兵正猫着腰从高地上溜下来，眼看快到他身边了。
“机枪，快掩护！连长在焦急地喊。就在这时，刘文纪忽然一挺腰站起来了。他扭头向后望望，左手扬起一条被血染红了的毛巾向后摆了摆，然后捂住肚子，右手举起三颗手榴弹，手榴弹嗞嗞地冒着细烟。他晃晃荡荡地走了两步，最后，只听一声轰响，刘文纪和几个敌兵同归于尽了……
反击小高地的路打开了。连长按住我的肩膀，低声说：“老王，趁小高地在我们手里，你带着队伍转移吧!”然后他带着四班，一阵风似地奔上了土岗子。
太阳完全落下去了，狼牙山的群峰已经被浓浓的暮色裹祝我们需要的时刻终于来了。我暗自考虑着当前的情况和连长的意见。早上接受任务的时候，教导员交代得很明白，坚持到天黑就撤退，然后火速追上大队。现在战斗了一整天，敌人不仅未能前进一步，反而遭到很大杀伤。也就是说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该是转移的时候了。但是，敌人仍紧紧包围着村子，怎么突出重围?向哪个方向突?谁来掩护?伤员怎么带走?……这些问题必须慎重考虑。我叫上三排长阎连喜和七班长马继昌到村东头小庙里去找一排长商量。
村东头的小关帝庙，是全村比较坚固的房子，战斗一开始，便成了连的包扎所。这会儿，卫生员正领着通信员小王和文书乔增伟在照料刚抢下的伤员。由于大部轻伤员都带伤坚持战斗，这里的人数并不多，他们都集中在小庙正殿的西半边，有的闭着眼躺在那里，有的靠墙坐着。显然他们都了解连队当前的处境，紧紧地挤在一起，默默地忍着伤痛，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呻吟，小庙里的空气显得分外肃穆、庄严。一排长齐德元伤势很重，嘴角里还断断续续地往外冒血。见我们进来，他一手紧捂着伤口，一手朝天指了指，想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我默默地搀起他，小心地绕过香案，走到殿的东头。这时，阎连喜和马继昌也脚跟脚地进来了。他俩都负了伤，一个打着了肩头，一个打穿了胳膊，但都是精神抖擞的。
我向他们讲了讲情况和连长的意见，把突围的问题提出来。我正说着，和连长一块守小高地的四班长张纪生一步闯了进来，他含着泪说： “指导员，连长牺牲了，小高地丢了！ ……”好像为了证实他的话似的，接着外面传来了一阵密集的枪声，敌人已经涌进村里，子弹已经打到小庙墙上、房顶上了。听得见枪声里还夹杂着敌兵粗野的喊叫：“穷八路，缴枪投降吧!”
情势更加紧张了，突围的问题必须很快决定。我四下里看了看，这几个人也正是活着的全部支部委员，于是我说：“咱们再开个支委会吧，把行动决定下来！接着，我提出自己设想的方案：“我带几个同志掩护，由三排长带着其余的同志和伤员，立即突围!”
“不，我不同意!”马继昌一下子打断了我的话，“给我半个班，我掩护!”
“四班还有三个人，我们……”张纪生也抢着说。
一排长齐德元直摆手，他两眼盯住我，吃力地说：“我,我们留下,你们，突，突……” 因为过分用力，又一股殷红的血涌到唇边，流到胸前的衣襟上。
由于激烈的争执，会一时僵住了。我望着一张张严峻的面孔，心情十分激动。我知道，没有人掩护，想从这密密层层的重围中突出去是多么困难；可是我更知道，留下来掩护将是什么结果。但是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同志们却毅然抢着要留下来，为了给党多保存一点力量，都忘了自己!
沉默，沉默着。突然房子西头传来了一阵轻微的骚动，听得出是另几个伤员在低声商量什么：“……我们留下!”“对，就该这么办!”……接着，一个伤员绕过香案爬过来了，他是机一班的班长张振华。他一条腿已被炸断，两手撑着地，一面吃力地往我这里爬，一面断断续续地说：“指导员，同志们，我们商量过了，”他喘了一阵粗气，又加重语气说：“你们能走的都突围，我，我们掩护!”
“对，不要顾虑我们，快突围!”
“我们掩护!”
“……”
房子西头腾起了一片激昂的喊声，把外面的枪声都盖住了!
就在这时，马继昌和齐德元低声交换了一下意见，然后站了起来。他那铁青的脸上，泪水正滚滚落下来。他一把攥住我的手：“指导员，决定吧!你知道，没有党就没有我啊!”说罢，他又举起手对大家喊道：“表决吧!赞成我和齐德元同志掩护的!……”
齐德元的手高高地举起来了，阎连喜也举起了那只没有受伤的胳臂，问题迅速解决了：马继昌带几个战士吸引敌人，掩护突围；齐德元带张振华依托小庙坚持，其余的同志由我和三排长率领，带着全部伤员往外突；突出包围后，立即与村里联络，再以火力支援村里的同志突围。
突围的准备在迅速进行。三排长已经把撤下来的二十几个同志集合在一起。马继昌带着四个战士正在检查武器。齐德元和张振华也已在庙门口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张振华把我叫到身边，把钱递给我，说：“带上，这怕是我最后的一次党费了!”
我接过钱，顺手紧握住了他和齐德元的手，激动地说：“我知道你们都有牺牲的决心。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一听到我们的信号，立即和马继昌会合，突出去!”
马继昌走过来了，他低声地问：“开始吧?”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写信告诉我妈，说她没白养了我这个儿子１说罢，他把一小包东西往我手里一塞，转身喊了声：“同志们，冲!”便向东南方跑过去了。我望着他的背影，捏了捏手里的东西。硬硬的，发着铮铮的响声，原来是五个“小马”(奖章)。这些奖章标志着这个年轻战士短促而壮丽的革命生活：第一个是红沙坝打铁甲车的战斗获得的，那时他刚从反动军队里跑到我军不久；接着是打正定、十家町、清风店、石家庄，仗仗都立下了功绩。两年多来，我看着他穿上第一身人民解放军的军装，看着他在党旗下宣誓，看着他战斗、立功，如今又看着他头也不回地冲进浓烈的硝烟里……
东南方立即传来了一阵激烈的喊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敌人的火力被吸过去了。我和阎连喜带起二十多个同志，踏着敌人的尸体，向村头冲去。
经过一场拚死的冲杀，我们终于从敌人堆里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了重围。当我们冲过村头的小河，在一个小土坡上停下来，我的身边只剩下五个人了。
我正在收容队伍，只见河沿上一个人影吃力地向我们爬来，原来是掷弹筒射手傅昌长同志。他在突围的时候负了重伤，已经是精疲力尽了。爬到我跟前却急忙说：“指导员，信号! ……”在突围前我们曾和掩护的同志约定，以掷弹筒为信号。看来就是这个任务使他坚持了下来。我扶住他。他吃力地支起掷弹筒，把最后的一发炮弹填进炮筒里。铮的一声，炮弹打出去了。随着那颗炮弹的呼啸，我的心急促地喊：“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快快突出来!” 我厉声下达了命令：“射击，向着村子射击!”
射击，射击!突然一颗子弹飞来，我的腿上一麻，噗地栽倒了。……
负伤后的第三天，我躺在卫生队的病床上，正默念着本连的战友们，团组织股长孙凯国同志进来了。他把一个沉甸甸的小布包袱交给我，坐在床沿上愣了半天，才沉重地说：“留下的同志们全都牺牲了－…”原来战斗结束后，他被派去夏家庄掩埋烈士的遗体。从老乡的叙述和烈士的形迹上，了解到我连的英雄战士们是怎样和敌人搏斗到最后一口气的。
据说，当夜十二点，敌人还被马继昌他们阻击在小庙东南的几栋房子跟前。下半夜，战斗挪到了小庙跟前。庙门口两支步枪，挡住敌人。敌人几次冲上庙台，都被手榴弹、刺刀和砖头瓦片砸了下去。最后敌人调来了三门小炮，一阵炮轰之后，才冲了进去。这时，庙里的战友和敌人扭在了一起。此后的详细情形不清楚了。但在庙台上下，紧傍着烈士遗体的还有敌人的二十多具死尸。一个同志的半截刺刀插在一个敌兵的胸膛上，一个黑脸的小个子战士，两手卡住敌人的脖颈，嘴里还咬着敌兵的半边耳朵。……据老乡们说，敌人占了小庙以后，旁边的一家屋顶上，有一挺机枪还打了好长的时间。这位同志把子弹打空了，用砖块打，最后把机枪砸坏，把零件拆散，在房顶上和敌人扭打着滚下房檐。……
听着孙股长的叙述，我仿佛看到了战友们壮烈牺牲的情景。我用颤抖的手，小心地打开了那个小包袱，里面是一挺机枪的零件，这是张振华同志那挺心爱的白朗宁机枪。零件堆里夹着一个红封面的小本子。我一页页地翻着，突然一张纸头掉出来， 原来是封信， 写着： “…… 你一人立功，咱全村光荣。 你在前方打老蒋，我们在后方挖蒋根，搞土改，闹平分…… 这双皮鞋是分浮财分下的，庄稼地里穿不着，给你捎了去……”看着这些东西，我的眼睛渐渐模糊了。
“老王，”孙股长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别难过。我们应该为有这样的战士而自豪。这样的人永远不死，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
“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半个月以后，我站在新组成的连队面前，又讲起了这句话。我对着全连的同志们，对着几十个新党员，讲起了连队的光荣传统，讲起了夏家庄战斗，讲起了敬爱的战友齐德元、马继昌、刘文纪、张振华——那些把生命献给党的事业的优秀的共产党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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