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是晋南的重镇，城墙有四丈多高，五六丈厚，外陡里坡，像是犍牛伏卧，所以有人管它叫“卧牛城”。相传当年李自成能攻下北京，却没能攻下临汾。这位声威赫赫的闯王，一气之下，卸下盔甲挂在城外的一棵树上，上马而去。至今，城东一个小村子还叫挂甲庄。我们旅部就驻在这个庄子上。
这座城高墙厚的古城，多年来一直被敌人当作盘踞晋南的重要据点。日本鬼子修过它，阎、胡敌军又在日军的防御工事基础上大兴土木，加修过一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我军解放运城以后，晋南的反革命势力都挤到这里来“避难”，更是把活命的希望放在这圈城墙上了。城防司令梁培璜又纠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增修了明碉暗堡、深沟高垒，把临汾城打扮成了个半现代化设防的堡垒。
攻打这样坚固设防的城市，对于我们来说，是十分困难的。没有飞机大炮，攻城只能用爆破。可是常用的外部爆破的办法，对付这座城墙就不行了。两三百斤烈性黄色炸药，也不过剥掉它的一层皮。所以上级决定挖坑道，进行大爆破。这种攻坚手段，在攻打运城时也用过，但那是一夜就挖成的短坑道。这里敌人封锁得紧，不允许近迫作业，得从百把米以外开始挖。坑道距离长，敌人看得紧，问题就复杂了。
攻占东关的当天晚上，团首长把我叫了去，向我们工兵排交代了向城垣掘进的任务。首长指着地图，详细地对我讲解了作业的方向、位置，末了，握着我的手说：“张贵云同志，临汾城打开打不开，就决定在你们的两只手上了!”
接受任务回来，我一路上都在想着首长的这句话，觉得肩膀上像压上了一副担子，沉甸甸的，但心里却很兴奋。走着想着，半个月来外围战斗作业的疲劳都忘得干干净净。
第二天一早，我召集起本排的三个班长，来到了东关。我们走着看着，最后选定了敌人炮弹炸起的一个坑坑作为坑道口。我说了声：“好，就从这里干!”随即抡起铁镐，一下子刨下去。
一场艰苦的地下战斗开始了。
掘进工程开始进行的蛮顺利，几天工夫，坑道就掘进去了五十米。可是困难和问题就像故意躲在这里等着我们似的，一到这里，一下子全涌上来了。
首先碰到的是通风问题。洞子里墨黑墨黑的，全靠盏菜油灯照亮儿。指头粗的灯捻子直吐着黑烟，烟雾几乎把灯亮给包住了。油烟熏得人满脸都成了黑的；呛得人头昏脑胀。往后随着坑道的加深，氧气越来越少，就这么个灯亮也没了——灯苗越来越小，最后干脆扑闪了一下，灭了。没有灯还可以凑合，可人总得喘气。为了解决通风问题，我们什么法子没想到啊!把米袋接起来来回抽动；挖副坑道通风；最后甚至把老乡打谷用的扇车也搬来了。这些办法，坑道浅的时候还有效，慢慢地就不大起作用了。唯一的办法是换班。可是换班的时间也在一次次缩短：两小时，一小时半，一小时……。
这天下午，刚换班半个小时，我就听见身旁的一个同志喘起了粗气，喘息越来越短促，动作却渐渐慢了。我自己也觉得胸部发闷，透不过气来。我马上让大家停止工作，到洞口换换气去。刚走出洞口，忽听得“砰!砰!”两声，两颗炮弹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了。炮的响声不大，我们都没在意，但顿时觉得一股刺鼻的辣味，眼泪不住地滚下来。我猛地一惊，喊道：“ 毒气!”幸好，前天一号坑道受到敌人毒气的袭击，接受他们的经验，我们早做了准备。大家将毛巾浸在漂白粉水里，捞出来捂住口鼻，又回到坑道里。
敌人这一手干得真绝，弄得我们在里面呆不住；到外头去不成。但是，难道就被这么个难处憋住了，让工程停下来?不行!我们在坑道里合计了一下，决定照样坚持着干。好在敌人的毒气弹也还有停歇的时候，我们多换几次班，又想了些防御措施，坑道还是继续掘进着。我们这样顶住毒气干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刚上班不久，忽听得轰隆一声，坑道里晃荡了一下，身后泥土哗哗地落下来。原来敌人又想出了破坏坑道的新花招：用炮向我们掘进的地段胡乱轰击。刚巧一发山炮弹落到我们坑道顶上，坑道中部被炸塌了一个大窟窿，一时，我们都吓了一跳。正愣着呢，小鬼何树安却快活地叫起来：“好哇!这一下可好了，敌人怕我们憋得慌，帮我们开了天窗啦!”
的确，有了这个露天的洞洞，空气流畅得多了。但是敌人也发觉了坑道的位置。城墙上几挺机枪哒哒地封锁了这里，运土的同志的行动受到了很大威胁。情况报告到团里。当晚，三营来了一个班，在塌口两边修了两个地堡，并用门板把塌口盖好，留好了通气口子，还在坑道口架上了一挺重机枪。坑道被地面的同志护起来了。
坑道一寸寸、一尺尺地向前掘进。经过测量，距离外壕外沿不到两米了。
“怎样通过外壕呢?”几天来，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这是掘进的一道大关，要使坑道顺顺当当地通过外壕底层，必须准确地知道外壕的深度和宽度。可是，外壕距离城墙那么近，敌人瞪着眼瞅着，用密集的火力和大小碉堡守护着，怎么能够知道呢?我正犯愁，忽然接到坑道指挥部的通知，要我马上去开会。
指挥部的首长听了各个坑道负责人的汇报以后，拿出一张图，摊在桌子上，语气沉重地说；“看吧!这张图来得可不容易!”我靠近桌边一看，正是外壕的详图。图上，壕沟的尺寸、水的深浅都标得清清楚楚。看着地图，听着首长介绍地面部队侦察外壕的情况，我又是感激，又是敬佩。为了争夺外壕，为了取得这些准确的数字材料，不知多少好同志流了血、牺牲了生命。这张图，是鲜血绘成的呵!
回来，我把这情况向排里同志们一讲，同志们也都很感动。这张图给我们加了劲，当天，坑道就伸到了壕沟边上。
坑道过了外壕以后，生活又变了一个样子。外壕的水滴滴嗒嗒直往下漏，抽了两个人排水也不行。整个壕底的一段坑道全成了烂泥沟，走起来噗哧噗哧直响。一不小心，上边碰头泥巴，下边摔一跤。更严重的是，由于坑道向下拐了个弯，成了弓背形，通风的副坑道没法再挖了，空气更加稀保油灯早就点不着了，只有用手电来照明。因为电池缺，手电筒也少得可怜，六七十米的坑道只有七只电筒。也不知咋搞的，一节新电池用不上二十分钟，灯泡里便只剩下一股红丝，发不出光了。
经过半个来月的外围战斗作业，加上这十多天连续的艰苦操作，同志们体力消耗很大；再加上空气少，体力更加不支，工作几分钟，就得休息。就是这么几分钟也是硬撑的。一进到坑道底部，胸膛就像被铁索紧紧箍住了，透不过气来；再过一会儿，喉咙里就像塞了一大团棉花，憋住了。于是头晕，心跳，浑身发软，慢慢地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如果不赶紧往出走，就会昏倒在地。可是自从过了外壕，同志们心里都像点了火，恨不得一镐头把坑道挖成，能多刨一镐也是好的，不是实在憋急了，谁也不肯跑出来。
过了外壕的第三天晚上，我借换班的空，包了包伤口，返回洞里。刚挖了几镐，停下来喘气的工夫，突然发现八班副张国里工作的地方没有动静了。他是我们这伙人里唯一能坚持十分钟以上的人。因为他身体稍壮些，这一阵就不大注意他。这会一没见他，料想事情不妙，我连忙抓起手电跑过去。只见他身子伏卧在地上，头垂在手上，一只手握着十字镐，一只手紧抓着一把泥土。看样子，他在昏倒之前，抡不起镐头了，还用手抠了一阵子。我抱起他，摇了摇，他一动不动，摸摸他的鼻子底下，稍稍还有点气儿。我忙把他抱到洞口。这时正是四月中旬，夜晚的春风清清凉凉的，我狠狠地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借着明亮的月光，我望着他那黧黑、清瘦的脸，轻声叫唤了一阵。好久，他才睁开眼睛，挣扎着半侧过身子问我：“ 排长，我怎么出来了?”
“你怎么出来了？”见他醒来，我心里真高兴，嘴里却还责备了他一句：“一点也不爱护自己，坚持不了还硬坚持……”
“现在我不是好了吗？”说着就往起爬，还没站稳，踉踉跄跄摔了个趔趄。我连忙按住他说：“命令你在这里休息半小时。”他无可奈何地坐了下来。可是，我刚刚打了个转身，他却一躬腰又钻进坑道里去了。
眼瞅着张国里那晃晃荡荡的背影，我觉得心里热呼呼的——有这样好的同志，什么困难能够挡住我们?什么样的任务不能完成?但我也暗暗着急，不久前，我胳膊上负了伤，上次的伤口又有些发炎，最近肚子痛的毛病又犯了，内外夹攻，折腾得我怎么也跟不上同志们。不行，在这紧要的关口，能帮同志们多分一点劳苦也是好的啊！我一跺脚，跟着张国里进了坑道，抓起把镐头干起来。
不知是干得急了些，还是干的时间长了些，刨着刨着，只觉得胸中一股闷气直往上涌，脑袋被冲得昏昏沉沉，眼里直冒金花，伤口也像鸡啄着一样地痛。我觉着不好，便顺势坐下来。就这工夫，眼前一片乌黑……等我醒过来时，只见满天星斗。原来我也被同志们抬到坑道口上了。同志们都围着我。我怕他们去报告连长，便打起精神说：“你们围着我干什么? 还不快去工作。这会一分钟也是宝贵的，都进去!”
可是，钟连长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他按住我的肩膀说：“张贵云，你该去休息一下了。” 我说：“没什么，连长。”
“没什么，哼!你当我不知道?一点也不爱护自己!”他故意沉下了脸，“说不动你，我去找旅长说……”
这可把我吓坏了。我恳求的说：“连长，你别……我能坚持。我保证：临汾一解放，马上就去医院。”
坑道挖过了外壕，敌我地下斗争也就越发尖锐起来。敌人破坏我们坑道的办法越来越多，越来越毒：用炮轰、派出“敢死队”向我们袭扰、把一口口大缸扣在地上，探听我们坑道的方位……。但用得最多、对我们威胁最大的还是对挖——我们向城里挖，他们从城里向外挖，跟我们的坑道一挖通，便抢先爆破。在这些日子里，时常得到其他坑道遭到破坏的通报：有的被敌人发现了；有的和敌人挖对了头。听说兄弟部队有条坑道已经快完成了，被敌人挖通炸毁，三十多个同志牺牲了。我们连一二排的坑道也和敌人挖顶了头，幸亏他们动作快，抢在敌人头里爆破，自己人没有受到损失，却炸死了不少敌人；但辛辛苦苦挖了十多天的坑道白废了。
坑道一条条遭到破坏，剩下的坑道一天天少了。旅里、团里一天几次派人来了解情况，提醒我们：“有什么动静没有?要小心啊!”这种情势激励着我们，我们更加意识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更加努力掘进，也更加警觉谨慎。
为了不被敌人发现这条快要成功的坑道，我们都脱掉鞋子，脚上绑上棉花和破布，走动起来没有声音了。镐头也不能使了，领来了十把镰刀、几个铁爪，一星一点地往下剜土。运土的小车轻便省力，可它吱吱乱叫，只好改用转运伤员的担架往外抬。改了工具，声音没有了，可是进度却慢得多了，一天进不了两米；而且操作更苦了，大多数人的手都磨破了，胳膊肿得老粗。两手实在没劲了，便用胸膛、肚子抵着镰刀把它压进泥土里。不几天，胸部也被顶得红肿了。有的胸膛磨破了皮，血浸透了衣服、浸湿了镰刀把子，但战士们仍旧不声不响地刨着、挖着……
越接近城墙，敌人伸过来的坑道越多。我们也必须边挖边听音，听敌人挖到什么地方，好对付它。不知是谁发明的，用一个电筒，去掉头尾，插进土里，耳朵凑上去，便能听到很远的声音。有时听到嚓嚓的挖土声；有时听到噗噗的铲土声，这都不要紧，凭经验，我们知道这是在十米以外。可是听到沙沙的声音，我们的心便紧张了。这是和敌人的坑道挨得近了，顶多不过三米。但我们始终没和他们碰过头。不是从左边，就是从右边擦过。我们挖到敌人的背后，他们也挖到我们的背后。这样背对着背，你挖你的，我挖我的，越挖越远。【来，我们要把他们埋葬在里边并不难，但是我们没理他。我们的任务是撕破城墙，开辟进城的通路。虽然如此，我们时刻都在提心吊胆，因为上下左右都能听到挖土声。有时听到沙沙的声音越来越近，估计只一两米了，就得赶紧停止工作，弄好炸药，准备战斗。过了一会儿，听听声音渐渐远了，我们的心情又稍微缓和一点。有时，突然地下一震，泥土哗哗落下，这是别的坑道发生了问题，在爆破了。闷雷般的响声，时远时近，我们的心也时紧时松。就这样，我们好像在一条条看不见的毒蛇包围中，过了几天双手捧心的危险日子。事后才知道，就在我们这条坑道的进路和旁边，敌人挖了大大小小总共二十七条坑道。这么密集的包围、阻拦，却没有碰上我们，不能不说是万幸了。
就在这最紧张的时刻，我们得到了首长和地面同志更多的支援和关怀。一天，旅首长亲自到我们坑道里来了。首长们钻进坑道最里边，仔细查看了一番，然后把我们集合在坑道口，问了问情况，表扬了我们。最后，首长语气沉重地告诉我们说：“现在，整个前线几十条坑道都遭到破坏，只剩下你们这条和另外一条了。全军都注视着你们！前线指挥部命令地面部队，坚决控制外壕，全力保护你们，希望你们更小心，更努力地继续掘进。”
首长的到来，给我们带来全军的托付，给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工作得更起劲了。有两个受伤和生病的同志，听到消息，连夜从卫生队赶了回来，参加了战斗。
经过二十多个昼夜的艰苦劳动，全长一百一十三米的坑道终于挖成了。坑道完成后，就该掏药室，再过一两天就可以进行爆破了。同志们都很高兴，小鬼何树安更是来劲，锄完了最后一抬土，他一连在坑道里走了两趟，最后抱着我的脖子跳起来。看着同志们瘦得只剩一层皮的面孔上泛起了兴奋的神采；想起各级首长为了坑道，付出了多少心血；步兵同志为了掩护坑道流血牺牲；想起我们在地底下二十多天没明没夜的劳动，我也很为眼前的胜利高兴。可是就在这接近胜利的时刻，差点前功尽弃。早晨，我到连部开党支委会。刚走出坑道三百来米，一架日本造的敌机飞来了，“哐哐”丢下了几个炸弹。这玩艺是不常来的，我怕发生意外，连忙跑回来。顺交通沟走了不几步，就听得掩护坑道口的那挺机枪响起来。奇怪的是，机枪响了几声就不响了。我仔细一看，呀！坑道口上像蚂蚁一样爬满了敌人，足足有一百多，有的在刨坑道口，有的撅着屁股掀着坑道的“天窗”。这可怎么得了！我连忙掏出手枪扑过去。这时三营发现了情况，也赶来了，向敌人发起反击。敌人火力很猛，但三营同志们连腰都不弯，一股劲地往前冲。一排手榴弹以后，便端着刺刀冲上去。战斗很快结束了。一百多敌人全被消灭。从俘虏口中知道，他们是梁培璜挑出来的“敢死队”。敌军要他们从暗道里钻出来，拚死侦察我们大坑道的位置；如果找到，答应赏二百块大洋咧。敌人是被消灭了，坑道也保住了，但是我们又有几十个同志为了保护坑道，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战斗结束以后，我走进坑道，只见同志们都抓着工具、炸药警惕地向外瞅着。他们说： “我们准备好了，敌人进来就跟他拚!”我把外边的详细情况对他们讲了讲，大家都很感动。张国里一句话说出了大家共同的感情：“这坑道成功了，不是我们排的功劳，是地面同志用鲜血挖成的啊!”
药室挖成了。我把挖下来的最后一块土拿在手上，舍不得把它扔掉。整个坑道工程已经胜利完成。现在就剩下最后一道工序——装药。
装药开始前，我们把铁器工具一律换上木棒，把可能引起一点火星的东西都拿走。这易燃的黑色炸药，可不是闹着玩的。
天刚擦黑，下起了蒙蒙细雨。由三百多人组成的运输队，从后面一直排到坑道的尽头。坑道里漆黑，烧得只剩一点红丝的手电筒，一点也不顶用，大家只好摸着干。一万二千多斤炸药，就经过三百多双手传到药室里。
我带着十八个人，分成两班在里边装药。平时坑道里进来几个人就憋得慌，现在更是出不来气。口罩戴不得，只好张着嘴干。炸药倒进药室，药末飞溅，喉咙呛得发疼。
我们这一班，坚持着干了二十多分钟，实在支持不住了，连忙跑出坑道歇一歇。一出洞口，就看见黄定基旅长也站在坑道口传送炸药。他只穿件单薄的衬衣，已被雨淋透了。棉袄却盖在炸药上。他一见我，忙走过来，关心地说：“张贵云,看你弄的像个‘炸药人’了.” 我笑着回答：“旅长，要是炸药不够，我也能算上百十斤。”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
正说着，看见一个人背了一包东西走过来。仔细一看，原来是坑道的总指挥、旅政治部郑其贵主任。他也送炸药来了。我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急忙一转身，又钻进坑道里去。 五月十七日下午六点钟，开始攻临汾城。
我紧紧按住一部手摇发电机，眼睛盯住表上的秒针。六点整!我猛力一摇，只见火光一闪，接着天崩地裂的一声响，震得指挥所掩蔽部的大柱子不住颤动，沙土“哗哗”地落了我一身。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下了。我急切地想知道爆破效果，连忙抓了一个子弹箱子顶在头上，跑出指挥所，只觉得火药味直冲鼻子。眼前烟雾弥漫，连天上的月亮也不见了。土块砖头像下雹子一样，打得我头顶的箱子梆梆响。我顾不得这些，边摸索着拚命地向突破口跑去。突破口上，这时已听不到枪响，原来敌人已被轰上天了。突击部队正冒着土块石头，潮水般地涌进城去。我跑到突破口一看，乖乖！足有四十米宽的一个大口子。地形完全变了样，外壕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十八日，临汾这个“攻不破的城市”终于被我们攻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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