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世昌回忆延安游击队

 
暂别了，延安！
经过七天七夜的英勇抗击，我军主动撤出了延安。
撤离之前,延安市委以延安市的干部和公安人员为骨干,吸收一部分区、乡干部、基干自卫军和教员,学生等青年知识分子,组织了一支游击队,由延安市副市长姚安吉同志任政委,我任队长,准备在敌人侵占延安后,在周围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作战,坚决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边区人民,虽然我们装备很差,全队只有几十支勉强能打响的步枪,而且缺乏战斗经验,但从全队三百多人中,绝大部分都是土生土长的延安人,熟悉当地的情况,又经过党十几年的培养和教导，有着高度的阶级觉悟。因此，对于未来的斗争，大家都充满着信心。
三月十九日黎明前，我们完成了空舍清野和其他一些最后的撤离工作，离开了延安。
沿着山沟小道，队伍在朦胧的星光下默默地行走着。回头看看那傲然挺立在夜空中的塔影，我不禁思潮汹涌，心里默默地说：暂别了，延安!
延安，我的故乡，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本来只是一个并不引人注意的边远小城。但是，自从一九三五年十月党中央和毛主席带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延安便开始放出了灿烂的光彩，成了我国革命的心脏。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里培育了千千万万革命的人民，领导了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强盗。在这里，我和同志们一起拿起镢头开过荒，听过中央首长的许多重要报告。我爱那清澈的延河水；我爱那雄伟的宝塔山；我爱那清凉山顶的万佛洞；我热爱延安的一切。如今，为了更好地打击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军，为了胜利，我们不得不暂时离开这里。想到我们的革命圣地，这块曾经像母亲一样哺育过自己的土地，即将遭到敌人的蹂躏，我的心忍不住一阵绞痛。同志们大概也怀着和我一样的心情，走得慢腾腾的，一边走，一边不断回头张望。那高耸的塔影渐渐远了，清凉山的轮廓渐渐模糊了。……好，让胡宗南背上这个“包袱”吧，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黎明，我们在离延安四十里的刘家河驻扎下来。姚政委随即步行到安塞徐家沟，向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请示工作。林老非常关心我们的游击队，对如何组织、训练队伍，以及以后如何活动，都一一作了指示。他指出，我们这支游击队要像一颗锋利的钉子，扎在敌人的脑后，使敌人坐立不安，让敌人知道：毛主席亲自教导下的边区人民，绝不是好惹的。二十三日，我们遵照林主席的指示，插过高桥川，到了距延安五十里的魏家塌。这一带山高林密，地势险要，直接威胁着敌人的重要补给线咸(阳)榆(林)公路。从此，我们开始了新的、战斗的生活。
首战索家崖
敌人侵入延安后，气焰十分嚣张，到处杀人放火，抢劫财物，奸淫妇女。延安附近的群众纷纷跑来，向我们控诉敌人的暴行，要求游击队去为他们报仇。
我们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决定插入敌人心脏开展斗争。三月二十七日，我带着一个班，翻山过林，到了距延安三十里的贺家沟口隐蔽起来，并派队员岳玉峰去延安附近侦察。半夜过后，岳玉峰回来说，他悄悄地到了离延安只有几里路的索家崖，先和当地群众郝登云取得联系。郝登云说胡儿子(陕北群众对胡宗南军队的卑称)这几天常三五个一伙，到村子里来抢夺粮草，糟践群众。
岳玉峰讲完，我暗暗寻思：打不打呢？索家崖离延安只有几里路，离马家湾敌人据点更近，万一打不好，不好脱身。这是我们游击队的第一次战斗，一定要慎重。但是打好了，关系也很大，可以有力地挫挫敌人的气焰，给群众以鼓舞。我们的条件很有利：地熟、人熟，群众心向我们，而且敌人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出现，一定很麻痹，我们给他来个出其不意，胜利是有把握的。于是我决定在这里干一家伙。
第二天鸡叫，我们到了索家崖。郝登云早已在村外等候，见了我们像是见了久别的亲人，亲热非常。我了解了一下情况，立刻把一班人分成四组，埋伏在村子的周围。等呀，等呀，从天亮等到中午，又一直等到日偏西，还是不见动静。队员们都急了，我也有些焦躁起来，便跑到村口去张望。嗬，刚到村口，只见两辆胶皮轱辘马车，吱嘎吱嘎地正向村口驶来，上面东倒西歪坐着一伙敌人。我连忙跑回来给大家打了个手势，叫大家准备好。
敌人的马车越来越近。“轰卤一声，张登邦扔出了头一颗手榴弹，后面的游击队员，一齐向敌人扑过去。敌人吓懵了，不敢抵抗，一个个像挨了打的偷食狗，低着头，举起手，高喊：“饶命!饶命!”
前后不到五分钟，这场战斗就胜利结束。俘虏了胡宗南第一军炮兵团中尉副官等六人，缴获了骡马两匹和美式步枪数支。等到马家湾敌人开出一个营的兵力，气势汹汹地来包围索家崖的时候，我们早已顺着山沟转移了。
这次战斗消灭敌人虽少，意义却大，是我们这支游击队初显神威的一仗，他告诉延安人民：革命队伍并没有离开延安。同时也给了敌人很大震动。那个被俘的敌中尉副官说：“我们只知道青化砭有共军，你们在索家崖出现，做梦也没有想到啊!”
以后，我们的一、二、三、四大队，又连续打了几次胜仗，歼灭不少敌人，缴获不少新式武器和马匹。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我们还展开政治攻势，争取了驻阎店子敌军一个班投降。另外，还进行了掩护群众转移、坚壁清野、惩治反革命分子、宣传我主力部队在各个战场的胜利消息等一系列工作，取得了成绩，得到了延属地委的通令嘉奖。
粉碎大“清剿”
六月，情况起了变化：敌人在西川的阎店子、高桥、砖窑湾，杜甫川的关英桥，南川的沟门和三十里铺等据点，都增加了兵力，甘泉和劳山、洛河川的敌人，也从西南边压过来，开始对我们游击队进行大“清剿”。整营整团的敌人，到处搜山清梢，拷问群众，叫嚣“要把游击队消灭干净”、“打不死也要困死在山上”。
我们已经完全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几百人挤在方圆只有几十里的狭窄地区，处境非常困难。在实行军事“清剿”的同时，敌人的县长袁德新、屈振国，又不断使用卑鄙手段：给游击队写信，给队员的家属写信，瓦解游击队。在这困难的时候，我们和上级的联系也被割断了。两次派人去送俘虏和向延属分区请示工作，都没有越过封锁线，反而被敌人抢走了俘虏。
六月六日，游击队集结在只有几户人家的水井沟。侦察员报告，敌人又从洛河川出发了。形势更加紧张，队伍必须改变活动方式。支队部当即开会决定：绝大多数同志由姚安吉政委带领突围转移，我和赵子康、高尚贤等九个人留下来坚持原地斗争。
大队走后，我们隐蔽在深山老林里。我们的周围都驻满了敌人。一到晚上，四面的山头上、山沟里，到处燃烧着敌人露营的火光，响着敌人狼嚎似的喊声：“游击队出来吧！国军优待，你们跑不了啦!”
当时，正值秋雨连绵，我们九个人，为了避雨，有时钻进烧木炭的土窑，有时蹲在山头上，一夜不知要转移多少次，总睡不上个安稳觉。高原山林的夜晚是很冷的，不能点火取暖，只好背靠背坐着直到天明。但最困难的还是吃的。粮食吃光了，水也喝完了，敌人封锁了所有的通路，又不能出去找粮食。我们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了。
一天，大家正在为吃饭的问题发愁，担任警戒的同志跑来报告：“乡亲们给我们送粮食来了。”我一看，是魏家塌、郝塌一带的群众。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偷过敌人的封锁和监视，爬山越岭，给自己的亲人送来了粮食。
“同志们啊!”乡亲们抓住我们的手，热泪涟涟地说，“千舍得万舍得，舍不得咱们的游击队，金窝窝银窝窝比不得咱们的山窝窝啊!”
在这艰难困苦的时期，我们仍瞅空子开展活动。一方面向群众宣传，敌人的嚣张只是暂时的，我们的队伍一定会回来，给群众撑腰壮胆；一方面揭穿敌人的鬼把戏，撕破敌人的画皮，发动群众抗盯抗粮、抗畜、抗草，从各方面打击敌人。
有一次，我们摧毁了敌人一个保公所，把伪保长抓到郝塌。敌人发觉后，以一个营的兵力，分三路来包围我们。有一路敌军走到离我们只有三里路的魏家塌时，魏家塌的群众知道我们还在郝塌，十分着急。送信已经来不及了，两个年轻后生，急中生智，便各挑一担水向敌人迎去，假装殷勤地说：“老总们，天气太热，你们走累了，喝点水吧!”敌兵一见清水，伸着舌头，一齐向水桶拥去，又是嚷，又是抢，任凭当官的怎么吆喝，都集合不起来。磨蹭了好大一阵，敌军官又急又气，走过去一脚将水桶踢倒，骂道：“他妈的！再喝，游击队跑啦。”集合好队伍，敌军官问：“哪个给我们带路，抓住游击队，国军有赏１农民王四子自动出来说：“我去!我领你们从小路走。”
王四子把敌人领上了“小路”，从山沟爬上山坳。天气燥热，连一点风都没有。敌兵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个个低声咒骂：“他妈的，光知道捉游击队，也不管老子的死活，连水都不让好好喝一口……”王四子心里一动，便拐了个弯，把敌兵领进了一片桃林。满树熟透了的桃子，一个个绿里透红。敌兵见了，马上一窝蜂似的冲过去，爬上桃树，大吃起来。等到吃饱整好队伍赶到郝塌时，我们游击队早已得到消息，走得不见踪影了。
因为有这样真心实意的群众支持着、援助着，我们生存下来，坚持了下来。敌军整天爬山过坳，折腾得疲」不堪，却没动着游击队一根毫毛。最后只得把封锁、搜山的队伍撤回据点。敌人的大“清剿”就这样被粉碎了。
我们的天下
敌人在延西地区建立起伪保甲政权后，一些地主富农、地痞流氓又爬了出来，当上了保、甲长。这些牛鬼蛇神，为虎作伥，向群众敲诈勒索，要粮要款，群众被害得苦不堪言。我们一方面组织群众，拖抗粮草丁畜；一方面狠狠打击那些作恶多端的伪保甲头目。
高桥附近有个伪保长曹汉臣，是个富农，在人民政权的时候，就仇视共产党。当了伪保长后，作恶多端，群众称他“曹阎王”，不时传过信来，要我们去除掉这一害人虫。
我们几次想下手，但是，这家伙一来作贼心虚，轻易不离开高桥——敌人的据点，二来我们九个人没有一个认识他的，总瞅不着个机会。一天夜里，一个老乡跑来告诉我们：“曹阎王”在腊平川赌钱。我们便化装成国民党军，摸黑冒雨出发。深夜，到了腊平川。村子里静悄悄的，家家门户紧闭，老乡指着一家窗户露光的人家，说：“就在那屋里。”
我们放轻脚步，朝灯光摸去。来到跟前，听见屋里人声吵嚷，从窗口往里一望，只见炕上围着一大堆人，正在出“明宝”。队员赵子元一脚踢开房门，大模大样地走了进去，厉声问道：“哪一位是曹保长?”
炕上的人，愣愣地望着背着美国枪、穿着美军军装的赵子元，没哪个敢吭声。
赵子元提高声音说：“我问你们哪个是曹保长，他妈的，耳朵聋啦!”
这时，一个穿得很阔气、 肥头大耳的家伙， 从炕上跳下来，走近赵子元，问：“你是谁?”
“我是驻裴庄的国军通信排排长。”赵子元拍了拍挂在胸前的通信学校毕业证章，硬声硬气地说：“天明，我们队伍就到，赶快准备粮草，耽误一分钟就要你的脑袋。”
那家伙将头伸到赵子元胸前，仔细看了看那枚证章，皮笑肉不笑地说：“嘿……嘿…… 不敢，长官，小人就是曹汉臣。这年头儿，真真假假实在难分，自己人，对不起，粮草我立即照办，嘿……”
赵子元没等曹汉臣把话说完，便照准他的肥脸，噼哩啪啦给了两个耳光，骂道：“你还罗唣!国军三令五申，严禁聚众赌博，你身为保长，竟知法犯法，扰乱地方秩序，该当何罪!” 又转身向门外喊：“来人，把这家伙绑送镇公所!”
这时，早就等候在门外的李耀华等几个队员，一齐拥进门去，绑了曹汉臣，拖着就走。 炕上其他几个赌徒可吓毛了，浑身打着哆嗦。赵子元对他们说：“曹汉臣被我们带走了。你们不要怕，明天就会知道消息。”
我们把曹汉臣押回郝塌，第二天就地枪决了。高桥川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此后，那些敌伪保甲人员，行迹收敛了许多，有的暗地来与我们联系，请求让他们立功赎罪。我们趁势发动群众，展开了争夺政权的工作；利用“合法”手段扳倒了一批伪保甲长，换上了我们的同志，明里应付敌人，暗里给我们做事。原来隐蔽在梢林里的我村、乡干部，也返回了自己的工作地区，进行群众工作。这一来，延安附近的广大地区又成了我们的天下，我们游击队的活动也更方便、更活跃了。
活跃在延安近郊
我军主力部队在沙家店歼灭敌三十六师以后，整个西北战场转入了反攻。这时，由姚安吉同志带领的游击队主力，与敌周旋了两个多月又回到延西地区。从此，我们就开始向延安城郊挺进。
这时延安的敌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几个月前的“威风”，龟缩在城里，不敢再动弹。他们为了防备游击队的袭击，便在四周残酷地制造“无人区”，把房屋全烧毁，强迫群众并村，而且使用捆绑、毒打、欺骗、利诱等种种恶毒卑鄙手段，拷问群众，追蹑游击队的踪迹，企图割断我们与群众的联系，使我们不能靠近城区。但是，敌人越是这样，群众越是靠拢我们，和我们血肉相连。我们也千方百计派干部潜入敌人“并村”内，组织群众返家。一次，高桥区一个干部偷进裴庄“并村”，住了两天，做好了一切动员组织工作；第三天，在我们游击队的掩护下，这个“并村”的一千多男女老幼和一百多头牲口，顺利地冲过封锁线，回到了原来的住区。
粉碎了敌人制造“无人区”的阴谋以后，大规模的对敌袭击开始了。我们经常从数十里、百余里外出发到延安近郊给敌人以突然奔袭,破路、割电线,搞掉敌人的小据点和军警机关。
一天夜里，大约四更时分，我带着二十多个队员，穿过几十里的“无人区”，插到咸榆公路线上，装作押俘虏的敌军，大摇大摆地向延安城边走去。
当我们走到七里铺敌警察所门口的时候，站在阴暗处的敌哨兵问：“干什么的?”
队员岳玉峰回答：“押送俘虏的。”
“你们是哪一部分?”
“四十八旅。”岳玉峰说着还要往前走。敌哨兵举枪来阻挡，岳玉峰趁势一把将枪夺过。这时其他队员一齐拥进警察所，向房子里扔手榴弹。不等敌人还手，这个警察所就被摧毁了。 我们带着胜利品离开了警察所，沿七里铺街道撒下了《土地法大纲》、《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宣传品。走出好远，才见延安上空敌人打起了照明弹，机枪、步枪也激烈地响起来。第二天，延安街上就到处流传着：“解放军打到七里铺了!”“解放军来解放延安啦!” 吓得敌人惶惶不安。
不久，游击队又袭击了一次城西的枣园。
枣园，曾经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住过的地方，如今成了敌长官部的一个特务机关，防守很严，石窑洞上还架着机枪放哨。
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抽了十二个精壮的队员，由杜甫川艾家园子出发，越过凤凰山，趟过延河水，到了枣园。我们屏着气，踮着步，一脚高一脚低地摸到了一个院子的墙根。就是在黑暗里，我们也认得出来，这是朱总司令曾经住过的地方；再往左走几步，便是毛主席住过的院子了。我们一想到领袖们当年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情景，便觉得增添了无限的勇气和力量。我们摸进去，一阵手榴弹，把敌人打得哭爹叫娘。后来，窑顶上的敌人用猛烈的火力向我们射击，我们便退到院外和敌人对射，一直坚持战斗了一个多小时，才主动撤了出来。受到这次突然袭击，敌人的这个重要的特务机关很快就从枣园逃回了延安城。
延安，我......
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延安游击队越来越强大了。到了一九四八年二月，我们这支游击队奉命和安塞的一支游击队合并，统称为延塞支队，由田启元同志任支队长，我任政治委员，队员由三百人发展到了五百多人，武器装备大部分换成了“美国造”。上级指示我们：主力在外线作战，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们要加紧活动，准备配合野战军，最后收复延安。
这期间，游击队除了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外，又成立了许多工作组和武工队，深入延安近郊，发动和掩护群众进行春耕生产。先后在杜甫川南北窑子、龙儿寺、沟门等村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主力部队的胜利消息和全国形势。工作组并动员群众，积极筹备粮食，准备迎接解放大军。在胜利的形势下，争取和瓦解敌军的工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阎店子伪保警队一百多人和川口、裴庄、杜甫川等敌保警队都相继投诚。我们游击队军威大振，加之主力部队步步向延安进逼，延安城成了困在人民战争海洋里的一个孤零零的小岛。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早上， 延安北关的一个老乡突然气喘吁吁来报告：“ 敌人跑啦!”
我忙问：“哪里的敌人跑啦!”
“延安，胡宗南的十七师，全跑啦!”他兴奋得脸都涨红了。
我们等待这个消息已经很久了，现在猛一听到，却又觉得有些突然。一时，我觉得自己嗓子眼里像塞进了什么，热乎乎的，眼眶子都湿了。我来不及多考虑，立即命令各个大队：分头追击!
敌十七师部队坐着汽车已经跑远了，沿途只碰到一些敌保警队。这些失去主子的奴才，纷纷缴械投降。我们还截住了一些被敌人抓去的群众和被抢的物品。
当天中午，我们便向延安进发。嘉岭山上的宝塔依然巍峨耸立，延河泛着粼粼的波光向东流去。我们押着长长的俘虏，背着胜利品和截获的物资，迎着这熟悉的景色，大步走进了延安城。
一踏进延安市区，只见到处是残垣断壁，许多商店的门窗都被敌人拆毁；延河两旁的大片田地蒿草丛生；到处壕沟纵横，碉堡林立，可爱的革命圣地，被敌人糟践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了。我们一个个默默地看着，走着。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捉住胡宗南非把他千刀万剐不可!”
路口、崖畔、窑顶、街头，到处挤满了欢迎的人群，有的热烈地鼓掌，鸣放鞭炮；有的老大爷、老大娘拉住我们痛哭失声，急不可待地向亲人们诉说着自己的悲惨遭遇，控诉敌人的滔天罪行。乡亲们异口同声地说：“盼星星，盼月亮，到底把你们盼回来了!”
是的，我们回来了。延安啊!当我们在那个寒冷的夜晚默默离开你的时候，我们就说过：我们要回来的！为了这句话，我们在你的身旁整整战斗了一年一个月零三天。而今，我们果然回来了。我们没有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培养和教导。延安，我的母亲！在你的怀抱里，我们将加倍努力工作，医治战争给你的创伤，将你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