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海，1929年10月出生于济南。少时的刘福海家境非常特殊，爷爷早亡，父亲早亡，二叔早亡，只留下了一门的寡妇，因此刘福海作为这个家里的长子长孙，年龄很小就承担起了养家的重任。15岁时，刘福海就在成丰铁厂当起了学徒，后来经一个远房亲戚的介绍，刘福海进了老济南的警察局“维护队”，干起了跑腿站岗的工作。
1948年济南解放后，作为当时国民政府遗留下的维护队的一员，刘福海接受了新政府的改造。他发现，这支军队真正是一支人民的部队，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老百姓。刘福海的女儿刘昭云说，正是这次改造教育，让父亲从此以后铁了心的跟着党走，一心一意的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三个月的改造后，刘福海光荣的通过审查，成为了一名人民公安。1949年5月7日，济南市公安局召开大会，会上领导宣布将抽调一批骨干随军南下，作为南下干部前往南方接管城市。年轻的刘福海对于此事，颇有点动心。
去南方，还是留在济南？这对于刘福海来说，是个问题。去南方的话，可以为解放新中国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但刘福海要撇下新婚燕尔的妻子，上面还有母亲和祖母；如果留在济南，刘福海可以为家里老人尽孝，但是却不能去参与“南下”。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刘福海最终选择了南下。“当时我父亲就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在大是大非上，应该以国家为重。”刘昭云说，虽然父亲读书少，但在大事上一向深明大义。
为了能够顺利南下，刘福海悄悄策划了一场“叛逃活动”，他深知如果母亲妻子知道自己南下的事，一定会不允许，所以他事先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只是暗中收拾好自己南下的行李，将它们藏在床下。1949年5月9日，刘福海一大早就起床了，他从床底取出早已打好的背包，没有惊动任何家人，悄悄的出了家门赶到了南下部队的集合地点。刘福海不知道，自己这一去就与故土泉城阔别四十年。
深夜遇袭，看着战友死去
1949年6月底，刘福海跟随部队进入了上海城，很快的，有过在维护队工作经历的刘福海被派到了上海市江宁路公安局中，从事起了户籍管理的工作。
当时的上海刚刚解放，敌特势力极度嚣张，不少中统军统的特务悄悄的潜伏下来，混迹于当地的道会门中，暗中从事恐怖破坏活动。复杂的人口构成，对于当时接管上海市的南下干部来说，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因此，建立起一个完整翔实的户籍档案，就成了肃清敌特分子的一个最好的办法。“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在哪里住，户籍上都能显示的清清楚楚，这对于肃清敌特分子是一个好办法。”刘昭云曾听父亲说过，当时父亲的工作几乎是昼夜不分——白天他们挨家挨户的去统计当地居民的家庭情况，然后回来建立户籍档案，晚上则再去老百姓家里进行走访调查，一天几乎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因为当时要给建国大典献礼，所以父亲和同事就把整理户籍档案当做一个献礼的礼物。所以工作起来非常忙。”
刘福海不知道的是，就在自己走街串巷的做户籍调查时，潜伏的敌特势力已经盯上了这个刚到上海不久的山东人。
一天深夜，刘福海和自己的搭档一起前往当地一家居民中调查。这是一户住在上海弄堂深处的人家，弄堂很深，没有路灯，刘福海和战友只能借着月光赶路。就在此时，在弄堂的角落里，一个黑影忽然间冲了出来，刘福海只觉得寒光一闪，臂上一痛，被对方用匕首刺中了右臂。随后，黑影挥刀又刺向了刘福海的战友，毫无防备的战友被对方的匕首直接刺中心脏，无声无息地倒了下去。刘福海红着眼睛用左手抽出手枪向对方射击。然而，一击得手的刺客却借着对地形的熟悉逃掉了。
刘福海抱住战友，喊着他的名字，直到救护车赶来。“后来父亲回忆起这件事来一直很自责，他觉得自己当时太疏忽大意了，所以才害得自己的战友牺牲。”刘昭云说，父亲当时就那样抱着战友，看着战友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离开了自己。
这样的事情刘福海后来还经历过几次：“我父亲后来给我回忆说，当时虽然自己有枪，但是不能随便用，很多敌特分子化装成老百姓，在暗地里偷袭他们。不少南下的干部都因此吃了大亏。
工作狂人 三年内升任二把手
虽然遭到了潜伏特务的刺杀，但是刘福海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工作，他要继续战友未完的工作，去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户籍档案。因此在遇袭受伤后第二天，刘福海忍着右臂的伤痛又走上街头去调查当地老百姓的居住情况。
彼时的上海刚刚解放不久，许多老百姓对于“共产党能否长期统治上海”还存有疑虑，因此刘福海的调查工作进度也受到了影响，很多老百姓干脆就不配合调查。“大老远看见咱们的警察来了，接着回家关门，你怎么敲门就是不开。”刘昭云说，为此父亲不得不站在人家家门口隔着大门做工作，“经常是我父亲说的口干舌燥，人家那边一句话不说。”尽管如此，刘福海并没有放弃，他还是毫无怨言的站在人家门口给人做工作，一直说到对方被刘福海的执着所感动，打开大门为止。
刘福海这种执着的精神，最终让他圆满的完成了当地户籍档案建立的工作。1949年8月，刘福海所在的江宁路公安分局终于完整的建立起了地区户籍档案，而他也因此受到了领导的嘉奖。1951年，刘福海成为了局里的“二把手”，升任为警长。
从当年悄悄的离家，到升任为警长，刘福海整整三年没有回家，也没有给家里寄过一分钱。他挂念自己的妻子，挂念自己的母亲和奶奶。
“傻子警长” 拒为妻子开后门
紧张的工作告一段落。刘福海也接连有了三个女儿，不过，新的问题随之而来。“那时候我们家里很穷，二奶奶（即刘福海的二婶）家的孩子也没有长大，家里一直是靠我母亲一个人操持两份薄田来维持生活的。”刘昭云说，由于当时父亲实行的是供给制，一年下来没有任何奖金工资，自然也就无法给家里贴补家用。整个家里七八口人都要靠母亲一个人在田里操劳。一直到了1956年以后，父亲有了薪水，这才算是可以给家里寄钱补贴家用。
后来有人给刘福海的妻子出主意，让刘福海的妻子把户口落到上海去，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在上海安家落户，同时刘福海也能得到一部分补助寄给家里，而妻子也可以在上海找个工作挣钱。谁知这个想法却遭到了刘福海的强烈反对，夫妻二人也因此陷入了争吵当中。“后来我母亲干脆就在这边起了档案带到上海亲手交给父亲，父亲当时没说话，等母亲回来后，父亲又借着探亲假的机会把户口档案带回来。”就这样，一连三次，刘福海都将妻子的户籍档案从上海带回了济南。
“后来我父亲的同事领导都劝他给我妈在上海把档案落下，你说一个局的二把手，落个户籍还不容易吗？我父亲就是不同意。”
固执的刘福海觉得，自己这么做是“违反规定”，有“走后门”的嫌疑，“后来这事让我父亲的同事和领导知道了，他们也埋怨我父亲傻，但是我父亲就是不为所动，说什么也不给我母亲安排落户上海的事”。
就这样，这位“傻警长”和妻子足足两地分居了四十年，每年只能在探亲的时候，和妻子孩子见上一面。刘昭云说，自己姊妹三人自小就习惯了在济南和上海之间的火车上颠簸。
因为南下他与妻子只生活了7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公检法机关被砸烂。身为警长的刘福海被派到了上海市第一机床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后来刘福海在跟女儿提起这段往事时，倒是显得很大度：“我父亲后来就跟我说，说党让咱干啥咱就干啥。不干警长了咱就去干工人，在哪里干不都是革命工作吗？”文革结束后，上海市公安局决定将刘福海调回局里，并给这位老革命安排一个轻快些的岗位。“我父亲当时想也没想的就拒绝了，他说自己年纪大了，也抓不了坏人了，就应该让位给年轻人，自己在工厂里干的也挺好的。”就这样，刘福海一直在上海市第一机床厂工作到了1988年离休。
“从我父亲1988年回来，到我母亲1994年过世，满打满算，他们两口子这一辈子也就共同生活了7年时间。”刘昭云每每想起这件事，都会为父母感到委屈：“我爸爸今年去世前也给我说过，说他觉得对不起母亲，但是他又说，既然选择了跟着党走，就要走到底。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我父亲有公费医疗，我下岗的弟弟有一次悄悄的用他的名义报销了一百多块钱的医药费，结果被我父亲骂了三天。”
文/记者 李解 摄影/龚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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