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三九年九六日，由许登科、许连三两人介绍入党的，同年十一月，张洪钧、罗训书来北关建立党支部。会议在孙涛家召开的。党支部由北关、西关两个村的党员组成。孙涛任支部书记、顾文恒任组织委员、许连三任宣传委员、柳嘉宾、柳士臣任武装委员、刘唐任青年委员、我任农救委员。当时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组织，搞宣传，散发革命传单。不久部队开过来开辟根据地，建立地下情报站。情报站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敌情，开展秘密锄奸。
一九四0年一月北关成立了情报站，许连三是负责人，袁景儒和我是情报员，俺两个人的任务是每天轮流送一趟情报。开始往贤城送给张竹天，张到三区任区长后送给王化庆，王不在时就送给三区李家庄韩立农。有时，这些地方没有人，便送给六区马家庄马书田。连三同志是个中医先生，到处行医联搭人很广，在汉奸小队长中认识不少人，对搜集敌人情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的情报站就是通过城里一个叫“轿子车”的女人，从汉奸小队长顾玉村那里取得的。如敌人的武器装备、兵员增减、兵力部署及活动情况都摸的很清楚。王文战役时，我们及时把情况送了出去，四0年正月二十五日，马千里带兵打了胜仗，震动很大。
以后北关和西关的支部分开了，北关的书记齐华，我的付书记。情报站又增加了于万美，共我们四人。到了麦口上，主力部队在龙河办了一个情报训练班，我们学习了一个礼拜，由于敌人不断扫荡，部队打游击，训练班由龙河转移到刘官庄、范赵、纯化镇四个地方。一次晚上转移，带路人领错了路，走到天明到了敌人据点边常李庄，差点出了问题。
当时我所知道的情报站有：通往根据地送给马书田的有董王村王金龙、张榕堂、刘毛；贤城的王化庆，李家的韩立农和我们北关情报站。刘寨方向的祁家有祁克俭，他送到耿家交给耿美山。还有一条线是大黎寨；常家线常照模；毛道线是万学礼。这是办训练班以前的情况。
那时敌伪顽的队伍很多，送情报是很危险的。四0年夏天，一次我送情报回来，走到大谷王，看到李金境的墙头一边拴着一匹马，很多敌人躺在那里乘凉。因我身上带着一大卷布告，很容易被敌人发现。我便一头插到后街，正好汉奸找村长，到处找人，我便从胡同里绕到村西北角出了村，转到柳家窑，回到北头，把布告安全带回。又一次，我送情报回来，正遇到国民党匪首张在诚，他把我标上了，我一看跑不掉，跳下车子迎上去说：“城里来了电话，我给你们送情报的来。”这才混过去。
四0年秋一区和三区中队合编成一个特务中队，我们密切协作，互相配合，工作很有成绩。一九四一年古历正月初十，许连三了解到汉奸小头目王寅东在伏里庄，他吩咐我到圣耿一带与中队长薛树杨、区长张其良取得联系，带区中队将其捕获。后在陈户大集将汉奸王寅东处决。
由于我们活动紧张，在城关一带基本上是半公开的，目标暴露很大，这样使我们的组织曾受到很大损失。一九四一年古历正月十一晚上，大营村在我部队工作的姚登科回家搞扩军，了解到北关有情报站，在许连三家联系，被汉奸发现抓到城里，伪县长程联甲当晚上亲自审问，姚供出了许连三。当时我们的知情人很多，但晚上城门关了，情报送不出来。程联甲当夜派人把许连三捕去。正月十六日许连三、姚登科，还有个利用关系贾安被敌杀害。北关情报站遭到破坏。
身兼两职，锄奸歼敌
北关情报站被破坏后，区调我任区委组织干事。一九四一年五月，公安局长霍瑛让我当了一区特派员，后兼区中队付。当特派员时，党内有个规定叫划“网员”，专搞锄奸的。为此，我还找到李震，我说“党内划出组织来不对，怎么叫划网员呢？”他说“中央有文件，单线领导”。当时，我划的“网员”还记得有几个：董王支部的刘效文、王木匠支部许景诚、大黎宅支部的黎相太、八里庄支部的陈佃迎都是我的“网员”。
兼任区中队付时，开始只有七、八个人，以后发展到二十八个人。在这两三年期间，我带领一区中队，在公路上多次埋地雷、打埋伏、截汽车、袭扰敌人。曾在大官庄和小官庄之间打翻敌汽车两辆，俘虏一个朝鲜二鬼子。记得在一九四二年秋天，鬼子在董王安了据点，我们接到情报说“董王楼上的一个队长，带着勤务携一支好枪进城去了”。我和区长王仲生、区委书记马尚礼、中队王指导员等干战十人，埋伏到董王楼南谷地里准备歼敌夺枪。我们刚埋伏好，一辆敌洫从董王据点开出，一个看汽车的老百姓被鬼子打死。日寇的兽行激起了同志们的愤怒，迫切要求消灭这股敌人。这时敌人的骑兵连接着从董王据点出发了，我们作了简单的动员，安排决定打敌骑兵。当敌人靠近我们时，我们十个人一齐开枪，敌骑兵遭突然袭击晕头转向乱了套，有的掉下马，有的脚套在马蹬里被马拖着拼命往城里窜，敌连长王其燮的警卫员（叫耿店）被击毙。我跳上他的马摘下枪来，这时离我三十米远有一汉奸正在跑，我拉开栓想干掉他，一看枪堂里有土怕炸毁枪没得打，因为那时得支好枪比个人命还值钱啊！这时城里的敌人不知虚实，盲目的向董王、八里方向开了炮，我们就转移了。这次伏击战，我们共十人，只放十八枪，就将敌一个骑兵连打垮，毙敌一人，得枪一支，子弹一百发，还缴获了几匹战马。战后我们将马和子弹交给了主力部队，部队赠给我们五条大枪。
战斗的一九四四年
一九四三年秋，行局调我去学习，这时正赶上冈村宁次组织五万日伪军对清河区进行大抢粮、大扫荡，四个月后便又回到博兴公安局任政卫队指导员。政卫队有一个短枪班，该班开始七人，后来九人。班长唐增祥、付班长刘佃三，战士有赵立芳、尹洪祚、赵其坤、高文华、马培荣、王德林，还有五区一个姓付的（付春林）大个子，枪打的很准。短枪班在对敌武装斗争中立了很多战功，仅从四二年冬到四四年底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摸了敌人十一个据点，打了两次埋伏，赶了很多集，活捉日伪一百零六人。我们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用突然袭击的办法，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得敌人闻风丧胆。这一年公安局如果有笔杆子的话，能写部很生动的小说。任芳亭局长和其他同志都谈了很多，我只讲其中几个事例。
1、 扮粮商，巧取杜边桥
日寇侵占博兴后，沿小清河所有码头和重要村镇安设了据点，并在博城东南小清河建桥一座，以驻博日寇魁首“杜边大佐”的名字命名为杜边桥，派驻一个警察分所防守，妨碍了我清河北根据地与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根据地的联系。上级决定叫我县公安局拔掉杜边桥警察所这个钉子，打开与四边县的“通路”。
此桥是通往四边县的必经之路。据侦察了解，一些人向四边贩粮路过这里，经常遭到伪军们敲竹杠。根据这一情况，我们确定了打杜边桥的对策。一九四二年冬的一天，政卫队队长韩干带领短枪班一行七、八人，化装成去四边贩粮的商贩，推着几辆单拱车，装上几麻袋谷糠向杜边桥进发。当我们接近桥头时敌哨兵未加过问，因桥头离据点还有一段距离，无法接近据点，韩队长灵机一动，手拿一叠票子大声喊“老总啊！我们办了个手续，你看对头吧！”敌哨兵一看来人有钱，便招呼“来、来、来”，韩干走过去，其他队员也放下车子跟过去了。这时，从岗楼里又出来一个人问“干啥的”，回答“卖粮食的”，韩队长怕敌人来多了很难收拾，刷的掏出枪顶到哨兵肚子上说“不准动”，哨兵一看吓傻了，另一个一看事情不妙“噢”的一声跑进屋里开后门跑了。警察所长听到声音在屋里问“啥事”，还没等回答几名队员窜进去把他摁住了。其他伪军一看队长被抓，都乖乖的交械投了降。短枪班的同志们迅速把敌人的电话机、枪支收拾好，押着俘虏撤出据点，路经小营安全回到辛安庄。以后我们将俘虏教育一下，一个没杀都放了。这个警察所长记得大概是姓郑。这次行动一枪未发，将这个伪警察分所一锅端，得了长短枪十支，达到了预期目的。
2、石村集除倭夺枪
广饶县石村是小清河上的重要渡口，又是一个较大的集镇，日伪在这里设有一个据点，驻扎鬼子、汉奸队伍几百人，是控制广南、广北的咽喉要道。为了对敌人进行一次干扰和打击，公安局决定到石村赶集夺枪。
一九四四年秋前一天晚上，我和唐增祥、马培龙、赵立芳等七、八人，化装成老百姓去石村赶集。我们从六区柚子韩出发，向南渡过小清河，拂晓到了刘家圃，躲避在青纱帐里。天未亮，老百姓已陆续到地里干活，因难以藏身就决定早赶集。这时赶集的人还不多，一个“拉鸡队”的头子对我们产生了怀疑，到一个店里去报告。唐增祥示意马培龙跟了上去，这个家伙刚想掏枪，小马手疾眼快先法制人，一枪把这个家伙撂倒，摘下他那支“狗牌撸子”来。枪一响，我们的人全部把短枪亮出来了，正巧碰到河口中队的三个日本军官都身带着王八牌子过来了。日军官看到我们的样子还认为是他们的特务队，点头招呼视为朋友。后来鬼子见势不妙，扯腿就跑，同志们紧追不放，将三名鬼子全部击毙。由于追击时，队员王建朋跑在最前头，被我们的人将其头部打伤。当敌人发觉组织追击时，我们架着小王边打边退，安全的撤进了青纱帐。
3、夜袭崔家庄
崔家庄是沿小清河南岸的一个村庄。据曾做过内线工作的侯林卿同志提供：崔家庄设有一个敌伪据点，驻扎敌人一个小队（两个班），敌队部和一个班住民房，一个班住在据点里，敌人队长有一支短枪，警卫员有一支三八式大盖枪。我们决定夜袭崔家庄，歼匪夺枪。
这是一九四五年古历正月十五晚上，天正下着蒙蒙细雨，我带领队伍出发了，我们渡过付桥码头，对船工说：“老大爷你辛苦一下，等一会我们还过来”，船工说“我就在北岸的屋子里”。我们顺着河床南边摸进崔家庄，我布置两个大枪班对准敌据点，以防敌人增援。然后带短枪班十二人分两帮去摸队部和村里那个班。布置完毕迅速行动，我和唐增祥、付春林等四人去摸队部，我们到后看到大门紧关。我和唐增祥跳墙进入院内，打开大门，四人全部进院。北屋亮着灯，并听到有说话的声音，唐增祥过去猛的推开房门，一步跨进屋内，把屋内两个人吓了一跳，我和唐增祥每人抓一个，缴了伪军的马拐子枪和手榴弱，即去民房增援。
再说短枪班的八名同志摸到那个伪军班，敌哨兵发觉后逃跑了，他们进屋后大喊“快起床”，开始伪军认为自己人闹玩，有的迷迷糊糊地说“闹啥”，当睁开眼一看不认识，都傻眼了，一个个爬起来做了俘虏。
我们增援的四人去找他们，他们也带着俘虏找我们，一个前街、一个后街转开了。柚子上的敌人听到跑回来的哨兵报告后，便向庄里乱打机枪，我们的队伍迅速集合撤回付桥码头。过河后，要给船工付钱，因我们的票子在敌区不能花，我们对俘虏说“把你们的钱拿出来，以后给你们兑换”，俘虏们凑足票子给了船工，我们迅速离开码头。这时天还不到半夜，雨停了，月亮照的挺明快。我们到了八里庄南，看见坟地里有三个人，队伍靠近时这三个人就跑，我们不便再追，第二天了解到：我们摸据点时，这个据点的敌队长回家了，带三八大枪的警卫员下岗后和我们没走一条胡同漏掉了。路上发现的那三个人是城里的特务，他们的目的是到八里庄摸我们的一区区中队，无意被我们冲跑，一区中队免遭损失。
4、广饶西关集灵活脱险
广饶西关坛口有个敌警察所。那是一九四四年夏季的一天，我们搞了情况后趁大集去摸他们的警察所。我记得这次笑生去来。摸了之后俘虏带出来了，连手摇电话机和电池都搬上了。那次是计划不周，大白天在敌区赶集俘虏不愿意走，敌人发觉后朝我们打枪，俘虏就乱了，我们就跑，电话、电池都丢了，俘虏也跑了。敌人从城墙上打枪，我们在撤退中碰到一队伪军，在这危险关头，我灵机一动大喊“撵八路”，同志们也随声喊“撵八路，前边有八路”，敌人一听说“撵八路”，就往路边上一靠，我们就跑出去了。当后边敌人追来，迎面碰上的敌人也知道我们是八路进，我们已经跑出城去了。大白天去城墙跟前摸敌人的警察所多危险啊，可见我们短枪班的同志是很勇敢的。
5、公安局威震敌胆
一九四四年驻刘寨汉奸中队遭我独立营埋伏，被俘二十余人。汉奸队长暴跳如雷，把刘寨周围的乡长捕去做人质，逼他们向八路军要出人和枪，办成即放人，否则就杀头。我记得刘寨四周围的乡长有：胡家柚的张文斌、大黎宅的黎瑞昌，还有索九等人,这些人都是士绅名流。敌人捕起他们后，张文斌便说“你们把我们押到这里，连个送信的也没有，谁给你们送枪、送人？”汉奸队长说：“那行，你们四个放你自己回去送信，限三天交差。”张文斌被放回之后，正好我们的公安队从六区转到一区，张文斌找到任局长汇报了情况。任芳亭就写了一封信，信中警告汉奸说“你们把乡长都给我放回来，要不小心你们的脑袋！”张文斌是个说客，拿着任局长的信回到刘寨，汉奸队长看信后，老老实实的把四个乡长全部放回。听到公安局的名字汉奸伪军是很害怕的。那时公安局骑的自行车都是夺的汉奸的，在博城四门都夺过，骑上就上根据地了，丢了车子的人都不敢报告，又不敢撵。日寇投降后，我们进城将伪官佐,汉奸,特务,伪军等一百八十多名罪犯全部押在圩头原敌警察所。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难以看押。这时，我们的武装独立营，公安局政卫队大部升级，任芳亭局长带着短枪班到河南二四区打散兵、残匪去了，局里有我负责，只拨了一个班的民兵看守。民兵一个班只有一只枪，换岗时看守民兵把枪交下去敌人都看的真真切切。我呢，天天夹着一颗驳壳枪出来进去，敌人大都认识，这样在圩头押了一个多月，虽然我天天提心吊胆，但还没有发生问题，可见我们的公安局在敌伪军中震慑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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