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中旬，当战役接近尾声时，我带着十三旅三十九团到了兵团部驻地南召县附近。部队刚驻下，陈赓司令员就把我叫去说，为了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战略计划，前委在十一月八日召开了会议，决定以一支部队把尾追的敌李铁军兵团牵进伏牛山，拖瘦拖垮，再寻机歼灭。我军主力则隐蔽到平汉铁路西侧，准备发动平汉破击战，以配合大别山刘、邓大军粉碎敌人的“清剿”。另外，为了迅速在中原立足生根，使部队作战有所依托，决定抽出一部分部队开辟豫西根据地。前委已经决定由我率三十九团负责开辟豫西第六分区(即南阳分区)。 “你看，”陈司令员用红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大圈说：“六分区包括南召、南阳、镇平、内乡、西峡、淅川六县。另外，四纵的一部分后勤摊子也交给你们，便于主力机动作战。这里是新区，会碰到许多新问题。但是，只要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就什么也不怕，而发动群众的关键，则在于正确地执行党的各项政策。”
最后，陈司令员语重心长，但又非常诙谐地说：“任务不轻哪，你可不要把我们的饭锅砸掉啊!”
我笑道：“砸不了锅，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话虽然这么说了，但是，想到司令员刚才的嘱咐和南阳地区的具体情况，却又深深觉得肩上的任务是沉重的。
南阳，古称宛城，地处豫陕鄂三省要冲。自古以来，它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一带地区封建统治根深蒂固，特别是宛西(南阳以西的镇、内、淅三县)，自一九二九年内乡土皇帝别庭芳标立“宛西自治”实行封建军事统治以来，这里更加变成了暗无天日的山中王国。宛西设有联防司令部，各县设有县司令部。全区所有青壮年都被编入民团，大小官员均由当地地主恶霸及其亲属担任，实行所谓“人不离地，枪不离人”。平时分散为民，为地主恶霸种地，服各种劳役；战时集中为兵，为地主恶霸打仗，形成一支拿着近代武器的农奴武装。民团数量之大、枪支之多，为全国所罕见。区区六县即有二十八个团，仅内乡一县即有九个团，枪两万余支，并设有兵工厂自造武器。
生活在这样残暴统治下的宛西人民，苦难是深重的。尽管桑茁麦壮，物产丰饶，但人民却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更惨的是匪徒们的肆意杀戮，人民的生死，完全决定于官僚、匪首们的一喜一怒。有一次，有人向别庭芳报告有个小孩偷了两截红薯，别庭芳就随便说：“枪崩了算啦!”宛西匪首薛炳灵有一次集合民团点名，有二十九个农民因故未到，不久即惨遭杀害。他们就靠这一套反动统治机器和残酷的镇压手段，在宛西形成了一个顽固的封建堡垒。早在抗日开始时，蒋介石就看上了这个地区，亲自召见了别庭芳，封他为南阳十三县联防司令，并派了一个特务组织——伏牛山工作团到这里活动，形成了封建势力与法西斯的混合统治，残害了许多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仅在内乡天明寺师范学校一个教室内，一次就用汽油活活烧死了三十多个青年学生。抗日胜利后，蒋介石挑起内战，国民党更加看重了这个地区，从而官匪合一、匪霸一体。当我军渡过黄河、挺进豫西后，蒋介石妄想在这个反动的社会基础上建立一个与我军周旋的战略支点，遂派河南土匪出身的王凌云带着两个整编师进驻南阳，成立了第十三“绥靖”区。宛西别庭芳的继承人薛炳灵和镇平司令王金声等，为了维护其罪恶统治和报答他们主子蒋介石的“恩典”，便更加穷凶极恶地镇压人民，坚决与我军为敌。匪首王金声在镇平一县，以“通共”为名，杀掉的知识分子达三百多名；并在城东的十字路口，专门设了三口大铡，向倾向我党我军的人民示威。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当我军进入宛西时，薛炳灵拼命坚守内乡城和西峡口与我军顽抗，因此，博得蒋介石大声喝彩。蒋介石公开吹嘘说：“宛西乃民众武装之楷模”，“如果全国都像宛西一样，本党就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显然，要在这样的地方建立根据地，是会碰到不少困难的，但我们相信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目前宛西人民虽在匪霸的淫威之下，敢怒而不敢言，但实际上是一座尚未爆发的火山，是一座尚未燃烧的炸药库，只要我们点起一把火，就会立即燃烧起来，把匪霸们连同他们反动的社会基础一起炸毁、烧光。
接受任务后，我即带着三十九团和四纵队的医院、教导队、后勤等单位到了南召县李清店，成立了分区机关。接着，上级党委又派来了戴苏理、郭思敬等同志和一批工作干部，组成了地委和专署机关。
在地委一元化领导下，地委、专署和分区召开了一次联席工作会议。会上，大家认为，要实现预定计划，必须首先在南召周围建立一个腹心区，使机关、部队和后勤摊子有个立足点。因此，决定三十九团抽出一个营在中心区担负剿匪和发动群众的任务，其余两个营迫近南阳，监视盘据南阳的王凌云匪部，防止敌人出扰。机关干部、工作队和各后勤、留守单位的人员，则就地分散，发动群众。
首先，是发动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全体同志按照地委的号召，运用写标语、演戏、召开大会和个别串连等等方式，广泛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当时，匪徒们见我机关、部队和后勤人员队伍庞大，声势浩荡，一时摸不清我们的实力，都已急忙逃匿。大部分群众也被骗或被裹胁离开了村寨，以致我们的宣传活动常常“无用武之地”。
针对这一情况，地委指出，要打开局面，首先必须设法争取群众返回家园。因此，在开展宣传活动的同时，各单位都根据总部重行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行了深入的教育。广大干部、战士不仅严格地、自觉地遵守纪律，而且积极开展做好事运动，帮老乡割草、挑水、扫地、喂牛。房主人不在家的，都在门口贴上封条：“房主不在家，不得擅自进入！虽然正是隆冬季节，我们的后勤供应又极其困难，但大家宁可吃糠菜、宿荒丘，绝对不妄动群众的一丝一粟。
这些实际行动，果然见效非常快。没几天，群众便相率归来。十三旅教导队驻的米山坪村，有一户中农，因为受欺骗宣传的影响，全家慌慌张张跑上了山，衣被、家什都没有收拾。过了几天，老头子放不下心，便趁黑夜偷偷摸回村里，进屋一看，地扫得光光的，水缸满满的，准备过“腊八”的腊肉，仍然完整无损地挂在灶后边。再到牛圈一看，大黄牛吃得饱饱的，槽里放满了铡得细细的饲草。老头子感动得一个劲地骂自己：“多好的队伍啊，只怪俺瞎了眼!”第二天，他就把全家和另外十几户乡亲喊了回来。
这时，群众对我党我军有了初步认识，但由于封建势力尚未受到打击，特别是盘据山寨的地霸武装还未消灭，群众仍有很大顾虑。
为了解除群众的顾虑，进一步发动群众，我们决定集中力量，给一些匪魁霸首以坚决打击。首先选定的打击对象是毛家寨的杨八老虎。
杨八老虎本名杨毛士，是南召杨家庄的一个大恶霸。以杨家庄为中心，方圆几十里地的农民，几乎全是他的家奴式的佃户。他想叫谁死，谁就别想活。群众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都称他为杨八老虎。他手下掌握着好几百看家武装，甚至连大小老婆也都经常枪不离身。南召解放后，杨八老虎带着三百多人枪，收拾金银细软和几个月的粮草，躲进了村后的毛家寨，企图负隅顽抗，等待变天。为了阻止我们发动群众，他给佃户们订出了许多格杀无赦的禁令。有一个农民给我们带了一次路，夜里就被他派人劈成八块，扔在大路边。群众一提起杨八老虎，个个咬牙切齿。
毛家寨，是李清店西面四十里的山上的一个古石寨。相传山上的路径，都是“盘陀路”，拐弯抹角处，都设有滚木礌石或其他杀人机关。生人纵有三头六臂，也休想接近石寨。
三十九团的领导同志带着侦察人员到山下看了看，果然名不虚传。只见异峰突起，直入青云，山石险怪，壁立千仞。一条小道在石壁上、石丛中盘来盘去，难以通行。寨门附近，布满了明碉暗堡。看来不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是无法打开这个石寨的。
山上敌人防守的具体情况究竟怎样?从哪里攻最易得手?怎样才能通过那条险恶的小道? 听了三十九团的同志的汇报后，我反复考虑了这一连串的问题。这时，乡亲们提供的一个情况引起了我的注意：据说，杨匪在上山时，曾搬上去了大量的粮食和日用家什。而那些东西，如果仅从那条小道运上去，几乎是不可能的。难道除了那条石壁小道之外，还有别的秘密路径？另外，山上的情况，附近的群众难道没有人了解?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三十九团的同志，要他们深入群众打听、了解。
果然，没几天，秘密就被揭开了。
三十九团侦察排住的一家房东张大爹每次见了排长，总像有许多话想说，但每一次都是紧蹙着眉头，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排长注意到他这些表现，便有意识地多接近他，经常帮他干活，和他拉家常，讲翻身道理和我们剿匪的政策。最后，老汉终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吐出了真言。原来，他已经给杨八老虎当了三十多年佃户。二十年前被杨八老虎害死了老婆，一年前被杨八老虎杀死了第二个儿子，一个多月前大儿子又被抓进了山寨。血海深仇，使他恨不得一口把杨八老虎嚼烂；大儿子还在土匪队伍里，又使他不能不对我们有所疑虑和惶恐。但最后他终于明白了：能为他报仇的，能救他的儿子的，只有共产党、解放军。
当排长问到山上的情况时，张大爹深陷的眼窝里几乎要冒出火来，咬了咬牙关说：“山上的事，俺都知道。拼上这条老命，俺给你们带路!”
于是，在一个漆黑的夜里，部队突然悄悄地包围了毛家寨。张大爹引着部队，穿过几处水流潺潺的石巷，踏上了一条上山的秘密小道。战士们按照老汉的指引，翻过重重峭壁悬岩，神不知鬼不觉地占领了离寨门不远的一簇石峰。战斗一打响，从这里发出的猛烈火力，就把杨八老虎苦心经营的那些工事和“机关”全部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坟墓。
清晨，战斗结束。三百多匪徒除被打死打伤的以外，全部乖乖地举着枪，从石寨里爬了出来。清点了一下，不见杨八老虎。俘虏们说早跑掉了。张大爹进寨看了看，忽然扭头对战士们说：“跟我来!寨里有个地洞，龟孙子他跑不了!”
老汉领着战士们一口气跑了五六里路，来到了一个黑魆魆的洞前。杨八老虎果然还在里面，被我八连三班的同志们活捉住了。
按照群众的要求，我们组织了公审大会。先由群众控诉这个匪首的累累血债；然后由临时人民法庭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同时宣布，在毛家寨俘虏的胁从分子，一律当场释放。宣判完毕，全场欢声雷动。
这时，形势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各地纷纷成立了农会、妇救会等群众组织，向封建势力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斗争。但不久却发生了波折。由于大家发动群众心切，我们领导同志对中央的政策又缺乏正确的理解，因而过早、过急地实行了平分土地。各工作队每到一地，经过一段一般的宣传动员和了解情况，即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土豪，开仓济贫，接着就分地、分浮财，一时闹得轰轰烈烈。实际上，局面不仅没有打开，而且问题接踵而至：一方面，由于只作了些一般宣传，工作还不深入，群众并没有真正发动起来。许多人白天分了衣物、粮食、地契，晚上又原封不动地给地主送了回去。另一方面，原来集中的资财、粮食分散了，部队的给养一时筹措无着，不得不从方城、叶县等远地运来，增加了许多困难。同时，由于行事仓促，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政策界限的掌握上，也出了些偏差。本来可以争取其中立的富农，没有注意争取其中立；本来应该团结的中农，没有很好地团结，有的甚至也受到了侵犯。这样，地主、富农分子，甚至少数中农也陆续逃亡，去依附南阳匪军或盘踞在山区的保安团，无形中增强了敌人的力量。加以这时敌人已逐渐摸到我们的一些情况，知道我们在腹心区武装总共不到一千人，便派出特务四处造谣，煽动暴乱。。安团的匪徒们也乘机蠢动，猖狂袭击我医院、兵站等后勤单位，暗杀我地方干部和群众运动的积极分子，甚至纠集匪众，进逼李清店，企图包围我分区机关。一部分群众原来就顾虑“变天”，有的人且有家属被胁为匪,这时便又动摇起来,逐渐和我们疏远。伏牛山前,一时乌云翻涌,形势非常严重。
在这紧急关头,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指示,明确指出:在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群众尚未发动,国民党和地主、富农的势力还很大,我们一切尚无基础,因此,不应当企图一下实行土地法,而应当分两个阶段实行土地法,”毛主席并规定了在群众运动中的其他许多政策。
前委接到指示后，立即在叶县旧县镇召开了扩大会议，根据上述精神，总结了上一阶段的工作。会议指出：土地改革中的错误必须马上纠正；在豫西根据地的建设方面，应以剿匪反霸为中心；在控制区内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坚决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便更好地团结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贫苦农民和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地方上的少数匪魁霸首，反对美蒋反动派。
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指示，像指路明灯一样，使我们在困难的环境中，明确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前委扩大会议一开完，我立刻回到李清店，在地委和分区的紧急会议上，作了传达。会上，大家检查了上阶段工作中的错误，详细研究了本区当前的情况，决定停止平分土地，实行减租减息；停止普遍分地主浮财的作法,实行合理负担；提倡深入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力量；运用“打击少数，争取多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的策略和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办法，本着“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方针，加紧剿匪。
这些措施一经贯彻执行，社会秩序便日趋安定，部队和群众的关系日益密切。许多被裹胁的匪众，在我们政策的感召和他们家属的劝导、动员之下，逃离火坑，纷纷来归。
王凌云作为坐镇南阳的“绥靖”司令官，怎能甘心让我们在这里建立一块根据地?于是，亲自指挥其整编第九师，向我大举进犯。我分区部队在群众的大力支援下，连续在安皋镇、石桥镇、刘村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这不仅打击了敌人的凶焰，而且更加促进了境内土顽的动摇，提高了广大群众的信心，迅速地建立起了大批基层政权和人民武装，并扩建了一个团—— 四十团。我们开始在伏牛山站稳了脚。
不久，我们又歼灭了另外几股顽匪。在我军沉重的军事打击和强有力的政治攻势之下，匪众纷纷瓦解,成群结伙地携枪投案自首。乡亲们见我们剿匪斗争节节胜利,不会有什么“变天”的危险，悬着的心放实了，便更加靠拢我们，积极支持我们建立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并按照合理负担的政策，争先恐后地交纳粮款，支援我军。我们不仅解决了分区机关部队的给养供应问题，而且为主力部队筹集了大批的粮食和物资。从此，根据地腹心区各项建设欣欣向荣，日趋巩固。
我们虽然在这块新的根据地站稳了脚，但是南阳地区封建地主武装自来比较强大，而且有盘踞在南阳的伪十三“绥靖”区王凌云匪部的正规军的支持。我兵团主力又忙于集中力量消灭敌正规军，还没有来得及给以致命打击。因此，在镇平、内乡、西峡、淅川等县的匪徒，仍非常猖狂，或者负隅顽抗，或者窜来窜去，以“大的你吃不下，小的你吃不着”的战术，四出骚扰，使得我们在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游击活动状态，只能控制面积很小的地区，分区与分区，甚至县与县，都无法连成一片。
一九四八年四月，中原局野战军领导机关和野战军主力进入豫西。为了巩固和发展豫陕鄂根据地，使豫西各分区、豫西区与桐柏区连成一片，进一步向汉水流域伸张，便于我军主力作宽大面机动，中原军区首长根据军委指示，决定由陈赓司令员统一指挥四纵、二纵、华野十纵和桐柏军区、陕南军区武装等共三十五个团，发起宛西战役。战役自五月二日开始，十七日结束，各路大军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泰山压顶般的声威，连克内乡、邓县、淅川、西峡口、紫荆关、西坪镇、李官桥等重要城镇，全歼敌正规军三个团，非正规军一个旅、五个团，歼灭十三个民团的大部，共八千余人。兵刃指处，地方反动武装纷纷溃散。在战役过程中，我分区三十九团、四十团、县区地方武装和民兵亦配合主力积极作战，同时对民团开展了一个强大的政治攻势，通过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争取了崔功甫第六团和别光典第二团的全部投诚。这对瓦解敌人和减少匪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久，又发起了宛东战役，给了南阳守敌以沉重打击。
宛西、宛东战役的胜利，为南阳分区的巩固和发展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战役结束后，我们把分区机关迁到了内乡县的赤眉镇，主力部队离开宛西后，我们决定趁宛西战役胜利的声威，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加紧剿匪和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人民武装。
但是，由于宛西反动基础较深，大部匪徒经宛西战役后化整为零，带着武器分散民间，其他漏网股匪，也都化大股为小股暂时隐蔽，避免与我军作战。不久，一些死心塌地的匪首，见我主力部队都已离开宛西，便又纠集残部，卷土重来。内乡匪九团曹中山部和匪三、八团残部，又在豫鄂边境丹江两岸集结，成立了所谓“邓、内、淅、光、均五县联防指挥部”，乘机窜据了李官桥和灵官殿一带地区。分区即派得力部队前往进剿，但我部队到后，匪即四散逃走。”面刘茂亭的匪五团又开始集中，东边依附南阳王凌云的王金声匪部也蠢蠢欲动。这时国民党对这个死灰复燃的宛西民团“楷模”，又寄予厚望，声称：“宛西是共产党肚子里的盲肠，它会发炎，它会叫共产党肚子痛!”
针对以上情况，地委和分区认为，要想彻底根除匪患，最重要的，还是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便一面派三十九团一、二营到镇平一线积极活动，缠住南阳敌人，相机歼灭王金声股匪；派三营到内乡以南师岗一线监视曹中山匪部，相机进剿；派四十团到西峡口西平一带监视陕西胡宗南匪部。同时，在地委统一领导下，党政军组织强有力的工作队，分片包干，大力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并且在全区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收枪运动。收枪工作，在宛西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流散在民间的枪支数以万计，而且都是直接由匪霸暗中控制，藏起枪来就是“民”，拿起枪来就成匪，不把枪收了是一个心腹大患。收了枪，可以武装基本群众。地委提出了“收一支枪等于消灭一个土匪”的口号，分区政治部发出了关于收枪立功运动的指示，专署也出布告，广泛向群众宣传收枪运动的意义和交代奖励政策。
号召一发出，立刻得到了全区军民的热烈响应。从军队到地方，从干部到群众，人人作宣传，个个搞调查，争相找枪、献枪。发现线索，即跟踪追击到底。于是，步枪、手枪、轻重机枪源源不断地向政府机关和部队涌来。但怙恶不悛的匪徒们，并不甘心死亡。当我们正在轰轰烈烈地发动群众收枪的时候，他们暗地派人到我区内进行破坏活动，扬言“谁交枪就杀谁全家!”“谁给共产党办事，就杀谁全家!”我们抓住机会一面宣传我党的政策，宣传解放军是穷人翻身的靠山，是替穷人申冤报仇的子弟兵；一面积极搜捕潜来的匪徒。
正当敌人进行疯狂破坏的时候，我们师岗工作队在群众协助下，一夜奔袭到内乡和邓县交界处，逮捕了潜伏回来的恶霸匪首靳祥云。他是全宛西联防司令刘顾三的大舅子，是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仅在内乡一县就杀绝了十八家，逼跑了五十六家。他这次回来，又准备大肆杀戮，可是当他还没有来得及动屠刀的时候，就落网了。群众一听说捉住了靳祥云，诉苦告状的几百群众立刻拥来坐在师岗区政府门口，非等着枪毙了靳祥云不走。我们便在师岗召开了一个四五千人的群众公审大会。许多人声泪俱下地控诉了匪霸们的滔天罪行。有一个三十来岁的已经哭干了眼泪的妇女指着匪首靳祥云的脸说：“你害了我的丈夫，他的尸首在哪里?没有人，也把骨头还给我!”在群众愤怒的吼声中，我们依照群众要求，判处了这个罪大恶极的匪首以死刑，使广大群众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阶级教育，也解除了一部分人的顾虑。各地基层政权很快建立起来，收枪运动也随之深入一步。枪毙了靳祥云的第二天，他村里就送来了二十五支步枪和五支手枪。
群众性的收枪剿匪运动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新高潮。在群众的告发检举和协助下，在瓦庭井里找到了两门迫击炮；在师岗南土地庙内搜到了敌人的一部电台和其他物资。不仅敌人临时隐蔽起来的枪支弹药被我们找到了，就是连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埋在师岗北面山里的几千发迫击炮弹和山炮弹也被用牛车拉回来了。甚至连别庭芳的老底子，当年埋在西峡口秘密地洞里的整箱整箱用油纸包着的崭新的二十响手枪、轻重机枪、八二迫击炮和大批白花花的银元也给挖出来了，其他零星收集的枪支，几乎每天都有几十支，甚至上百支，短短两个多月，收到的各种枪即达一万多支。有了枪，就有了壮大人民武装的极有利的条件。在区干队、县大队的基础上，中心区成立了独立营，中心县成立了独立团。至此，我分区由原来的一个团发展成为拥有两个正规团、三个独立团、县区武装和广大民兵的一支革命队伍。
结合着收枪运动，还对残匪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先后争取了内乡伪二区区长王明轩和南阳的一个三青团书记投向人民。通过这个三青团书记提供的线索，我们又发现了五百多支枪。对其他几股匪徒展开的政治攻势也收到了巨大的效果。西峡县夏馆民团团长刘虎臣，反动透顶，带着三百多人枪活动在夏馆周围。经过几次争取无效，他竟公然声称：“有我这三百多条枪，共产党休想在夏馆站住脚!”以后，我们便给他来了个“釜底抽薪”，通过匪属到他的下层去做工作，宣传我军“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剿匪政策。不到一个月，刘匪便众叛亲离，三百来支步枪、轻重机枪，几乎全部转到了我们手里。刘匪剩下光杆一条，黯然神伤地逃出了夏馆区。
腹心区巩固后，即开始对流窜在边沿区的残匪实行清剿。首先，在西峡口以北地区歼灭了刘茂亭匪五团，旋即以分区主力三十九团、四十团挺进丹江两岸围歼曹中山匪部。正在这时，镇平匪首王金声集中了三个团伙同淅川的民团残部号称五个团约三千余人，从南阳出发，妄图乘虚袭击我地委、分区机关。我分区部队在丹江两岸对曹中山来了个速战速决，即连夜挥师东进，与王金声匪部在镇平东大榆树镇相遇，经过一天激战，将敌人全部歼灭，并活捉了他的副指挥官郑振武(外号老定锅)。至此，境内地主匪霸武装基本上已经被我全部肃清，宛西，这个封建统治的堡垒，反革命的“楷模”，终于被我们摧毁了。
接着，我分区部队趁势于十月进逼南阳城下。南阳完全成了一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孤点。王凌云在城里虽然有两个军，但却不敢出城一步，面对着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有徒呼奈何。
十一月二日，我分区部队配合二野六纵队开始向困守南阳之敌发起猛攻。三日夜间，由于六纵奉命开赴淮海地区作战，暂时停止了攻击，但是淮海战役的炮声使得蒋介石手忙脚乱，已无暇顾及哀哀求援的王凌云。这时困守南阳的王凌云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在我分区部队猛烈围攻下，为了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遂于十一月四日弃城南逃襄阳。凯歌声中，我军开进南阳，南阳宣告解放。这时，河南全境，除豫北之新乡、安阳，豫西之灵宝、阌乡，豫南之确山、信阳等地尚有残敌外，已全部为我解放。中原的战争形势，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巨大的转折。正如报导南阳解放的新华社电讯中所说的：“在所有江淮河汉区域，我们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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