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正是玉茭结实、高粱如火的时候，刚刚经过了土地改革的山西老根据地人民，组织了三万多民兵、民工南下豫西，支援陈赓兵团作战和开辟新区。太岳区的阳城、晋城、沁县、沁水、赵城(今洪洞县)，都组织了民兵远征营，安泽县的七万人民，也派出了三百多名优秀子弟，组成安泽民兵营，由我和副营长李清泰同志率领，随军远征。
九月十七日，民兵们在安泽南部的郎寨集合。大家穿着崭新的灰色军装，背着他们过去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步枪、机枪、掷弹筒等各种武器，雄赳赳，气昂昂，乍一看，真像一支顶顶棒的正规军。虽然大家来自山前岭后不同的村寨，但在上党、晋南战役中，早就成了老相识了。一见面，张大哥、李大哥的，话儿多得真像沁河水，没完没了。从杜村来的几个小鬼，笑嘻嘻地拽住三连副连长张福山说：
“哈!这家伙，当上官啦!”
张福山把胸脯一挺，故意憋住笑，伸出拳头晃了晃说：“咱是副官儿，你们要不听指挥，它可不饶你们!”
张福山是十区武委会主任，是个逗人喜欢的“活宝”。今天，他在人群里显得很特别：别人都穿着一色的灰军装，他却穿了一身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国民党军官的黄咔叽衣服。小鬼们跟到东，跟到西，笑他这身打扮，弄得他很尴尬，跑来问我：“营长，你看咱这身打扮，可没让农会破费钱，你看行么?”
我说：“你这个样子，吓跑了老乡不说，打起仗来，不怕同志们把你当成敌人?”
他眉头一皱，说了声“那咱得请灶神爷帮个忙!”连忙转身跑进窑洞里去了。
谷场的一角，从凤池村来的小伙子们正挤在大石磙边热烈地谈论着。小通信员、抗日战争中的民兵英雄王来有神气十足地站在石磙上，活像个将军。只见他把手一扬说：“咱凤池的民兵，从打鬼子起就没丢过人，这次出去，可不能装熊啊！崔小苟接着道：“河南的老百姓还在咽苦菜，喝苦水，咱能看着不管？咱身也翻啦，地也分啦，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到了新区，咱保证好好干。”急性子的八班副李来喜把枪托在地下一蹾“谁不好好干，我拧下他的格脑(脑袋)来!”引得满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看到同志们情绪这么高，我和李清泰同志都非常高兴。
第二天，在乡亲们欢送的锣鼓声中，队伍离开了郎寨，经过连续几天行军，便到了黄河边。
北方的农民，从小便听说过这一句话：“不到黄河不死心”。一些没见过大河的同志，看到河水翻江倒海而来，惊得直吐舌头。有的说那大木船像只大脚盆，有的问为啥船上挂了大白旗。王来有听老艄公说河心有二十四丈深，惊讶地问道：“哪来那么长的竹篙撑船呀?” 过黄河，出省界，背井离乡，对这些同志来说，真是件了不得的事啊!可是，大反攻的劲头，早已使大家下定了决心：为了河南人民的解放，黄河，就是滚热的油锅，也要过。一连长尚全文同志说：“咱是不过黄河心不死!”
下午，全营分乘三只大船，开始渡河。大伙说说笑笑，非常活跃。但是，也有些人不住回首北望。这时，张福山正在船头，他那套黄衣服已经用锅灰染了一下，只是染得不好，灰一块，黄一块，穿在身上，倒像只花猫。他捧住个小鬼的头一扭，说：“向南看吧，还有半个中国等着解放咧，才出来几天，就想媳妇了?”船上立刻又爆发出一阵欢乐的笑声。
渡过黄河，队伍进入了新安、渑池地界，当天，豫西分区给了我们“洛阳支队”的番号，紧张的战斗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咱也是解放军！”
一踏上新区的土地，便强烈地感到：河两岸，好像是两个世界。河北，刚实行了土改，生产、支前搞得轰轰烈烈，乡亲们谁个不笑逐颜开？地里的高粱、玉茭长得茁壮，一片丰收景象。河南呢？村里冷冷清清，人们一个个面黄肌瘦，地里稀稀拉拉，草比庄稼还高。大秋时节，乡亲们还是一半糠秕一半柿子皮过日子。
如今解放了，乡亲们自然高兴。但是，由于对我们了解不够，加上国民党欺骗宣传的影响，在欢喜之中，也常常流露出疑惧的神情。许多人不敢和我们接近，甚至家具也不敢借给我们。这一切使我们深深感到，要完成好任务，必须首先执行好纪律，用行动来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行军途中，我们特别加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全营三百多个同志，都是翻身农民，都是经过战争考验的民兵，这些道理，当然一说就通。一路上，送门板、捆铺草、帮老乡干活、挑水等等，都做得很好。
可是，要做到完全像解放军一样，却不是件简单的事。不久，一连就出事了。
一天夜里，部队到了洛宁县的西河底村，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吃饭、打铺都得像瞎子一样摸着干，倒腾了很久还不能休息。八班副李来喜见上房亮着灯，便跑去求老大娘卖给点油。可是任怎么说，老大娘还是不肯。来喜又气又急，噘着嘴站在门外黑地里。后来，瞅着老大娘出去时，便自己跑进去把灯里的油倒了一半走了。
第二天，指导员宋景福批评他，他还不服，说：“这里的老乡真是死落后！他们班里的几个战士也给他帮腔：“他是向老乡买油，老乡死活不肯，有什么办法?”
后来，我找来喜谈话，他还是把嘴噘得能拴住个大叫驴。我问道：“咱在家是什么?” “老百姓!”
“现在呢?”
“咱是解放军!”
“对呀，你这么做，不等于破坏解放军的名声吗?”
他没哼声。我又问：“咱家解放多久啦?”
“七八年了。”
“这里呢?”
“……”他没话好说了，默默地低下了头。又过了一天，他才算把这股别劲扭过来，在班务会上作了检讨。由于油是全班用了的，同志们又提议一起去给老大娘陪礼道歉。当他领着全班排着整齐的队伍，带上钱，来到老大娘面前时，老大娘感动地说：“唉，都怪我老糊涂了，这么好的队伍，别说买油，就是白用，我也心甘啊!”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全营。以后，只要谁有点不规矩，马上就会受到大家的批评。在“向主力军学习”的口号下，各连都开展了为群众做好事的运动。每驻一地，总要把院里院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帮助老乡秋收和秋种；有的班、排匀出自己的口粮，救济贫苦群众。
那时候，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比较苦，阴历十一月，还没穿上棉衣，粮食也常发生恐慌。但是，大家并没有一句怨言，更没有人随便动群众的一粥一饭、一丝一缕。
一个寒风凛冽的夜里，部队到了洛宁、渑池交界地区的一座山上。山上有个二十来户人家的村子。老乡们因为不了解我们是什么队伍，都逃跑了。屋里的粮食、衣被、家什，都没有收拾。为了防止把老乡的东西搞乱，留下不良影响，我和李清泰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部队就在屋外露营。同志们有的睡在屋檐下，有的滚在麦场上，有的则三五个偎在一起，互相用体温取暖。尽管这一天只吃了一顿饭，尽管寒风逼得人们直哆嗦，大家还是有说有笑，情绪很高。张福山蹲在一个秫秸垛边问道：“同志们冷不冷呀?”有的说冷，有的说不冷,有的说：“冷是不冷,只是牙打架，睡不着啊！张福山道：“我给大家唱上一段,就不冷了。” 说罢，就唱起了他刚学会的一段河南曲子戏：
我闲暇无事下南场呀，
南场上遇见了我的同行。
我见同行哈哈笑，
同行见我哭一常
我问同行哭啥哩，
同行说，娶了个媳妇爱尿床……
风声愈紧，他唱得愈欢，同志们的笑声也愈大。
就这样，大伙渡过了这个寒冷的夜晚。谁也没有动老乡的一根柴、一根草。
天下穷人一个“命”
远征营的三百多个同志，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辛酸的血泪史，又都是一部活的翻身教科书。出发前，上级曾经指示我们：远征营应该像解放军一样，不仅是战斗队，而且是工作队。因此，每到一地，我们都积极协助地方干部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同志们经常访贫问苦，自己现身说法，给乡亲们谈翻身道理。
洛宁的上河底、中河底和下河底，是三个很穷的村子。沉重的地租、捐税、劳役和抓兵，逼得人们走投无路。上河底有一家恶霸地主，勾结官匪，无恶不作。三村的群众，几乎没有不欠他债的。但是，我们刚去时，老乡们都不敢起来斗争。有的穷苦户前晌分了粮食，夜里又给地主送回去，第二天还是没米下锅。
营部住的院子里，房东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大娘。由于主力军路过时的良好影响，老大娘对我们很热情。可是，一谈到斗争恶霸地主闹翻身，任你讲多少道理，她也一声不哼。
这天，来喜和几个战士来到了院子里，一边帮大娘干活，一边和她拉家常。拉着拉着，话题就转到了闹翻身的事情上。大娘叹了口气说：
“唉，都怪俺命太苦啊!……”
这话引起了战士们的反对,有的说:哪有什么命,命是地主恶霸骗人的东西。有的说:命就是政府、枪杆子,政府、枪杆子是谁的,谁就有好命。有几个同志还用自己翻身的经历，来说明命不可信。可是,大娘却说:“命还是有,你们翻了身,就是命里注定后半生不该受苦啊!”
正在一旁擦枪的王来有跑过来，说道：“大娘，我在家学过算命，天下的受苦人，都是一个命。共产党、解放军一来，你也有个翻身的命咧！几句话，把大娘也说乐了。大娘问起战士们家里的情况，来喜便一五一十地给她谈开了自己苦难的身世。
来喜说到他四岁那年，家里被地主恶霸逼得活不下去，由河南林县到山西逃荒。到了襄垣，一家人三天没沾粮，为了全家活命，父母只好忍痛把他卖给了一家姓梁的富人。他在人家家里做牛做马，挨打受累，一直到共产党、八路军来了，斗倒了地主恶霸，才翻了身，爬出了黄连井。
谈着谈着，老大娘忽然抽抽搭搭地哭了。
原来，大娘的独生儿子小柱子，被国民党抓去当兵，现在还没回来。她为了不让小柱子当兵，曾经给上河底那恶霸送过几十块现洋和家里仅有的两亩地。可是小柱子呢，最后还是被保安团抓走了。
老大娘说着，放声大哭起来：“我的小柱子呀……我的可怜的小柱子呀……”
第二天，斗争会还没开始，老大娘已经早在前排坐着了。
其他各连的同志也开了不少这样的小型诉苦会。尤其是三连郝石头和李文华同志带领的两个工作组，更为活跃。由于当时各县土匪武装还很多，斗争复杂，有的老乡说：“天是好天，只怕云来又下雨啊！有的说：“道理是中，可俺不敢；你们一走，就坑了俺。”听到群众这些顾虑，我们又挨家挨户去讲形势，说明蒋介石已经是割断了喉管的鸡，再也扑腾不了多久。群众见有了指望，又有了依靠，斗争情绪立刻燃起来了。
接着，各连的干部、战士又根据自己过去的工作经验，协同工作队，帮助各村建立了基层政权和农、青、妇等团体。民兵武装也逐步建立起来了。我们把在战斗中缴获的一些武器交给了当地民兵，并帮助他们做组织、训练工作。他们原先只知道我们是解放军，后来听说我们也是民兵，很多人感动地说：“原来你们也是民兵啊，你们真行!”
保安团长的悲鸣
群众一发动起来，这片新解放的地区立刻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洛阳、潼关的敌人眼红了，几次想把陇海铁路重新打通，把我们挤出去。新安、渑池、洛宁、宜阳一带的残余土匪武装也趁机大肆活动。于是，我们又投入了保卫新区的斗争。在分区首长的正确指挥和三团老大哥的爱护、帮助和带领下，打了不少漂亮仗。
十月二十二日，一连奉命配合分区三团的一个营，远距离奔袭宜阳县乔志荣、叶老五匪部。六百多匪徒被我们压在五岳沟的一条山沟里。三团猛烈的火力，使敌人遭到了惨重的伤亡。敌人在三团面前吃了亏，便集中力量向侧翼的我三排阵地猛攻起来。
三排是一连战斗力较弱的一个排，有一个班是炸弹班，没有枪，只有手榴弹和地雷。全排除八班长陈培文年纪较大外，其余的尽是二十上下的青年，缺乏经验，抗日时打麻雀战还在行，打正规性的仗，往往打“群战”，冲锋时一拥而上，撤退时挤成一团。
但是，他们丝毫也没有在敌人面前示弱，连续打退了敌人的三次猛攻。机枪手田丑林趴在小土堆后边，不慌不忙，只用四发子弹便打倒了四个敌人。
“米蛋干得漂亮呀，再来一个！几个战士喊着田丑林的小名欢呼起来，他埋下头，嗒嗒嗒一个点射，又打倒了一个军官。
八班战士崔小苟也用他那支小马枪三枪打倒了两个敌人，正要打第四枪，一颗子弹从他指缝间穿了过去，血流如注。这时，卫生员刘天虎忙跑过去给他包扎。刘天虎是个半路出家的医生，大家管他叫“粗医生”。因为刚“上任”时，比较粗心。有一次，他给三连的李发祥打完针，一看，针短了一截。他说：“针断到肉里去啦！刀就要把李发祥的胳膊切开找针。李发祥死活不肯。后来才发现针不是断了，而是他错拿了一个小针头。
给小苟包扎好，刘天虎说：“下去休息吧，咱的技术是天天有进步，这点伤，包管明天就好!”
小苟瞪了他一眼，说：“你这个粗医生，没看见，咱忙得很呢！他推开刘天虎，捞过枪又打了起来。
敌人离得远，他们就用枪打；近了，就用手榴弹砸。三团的同志们不断以侧射火力支援他们。相持了很久，敌人没前进一步。正打着，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咱冲下去，把那个山包夺下来吧!”
“好啊，冲呀!……”
没等连长、排长下命令，全排二十多个同志像猛虎下山似的一下扑下去，夺下了敌人的一个山包。八班王景裕负了重伤。但是，大家丝毫也没有迟疑，趁敌人混乱之际，一鼓作气又夺下了第二个山包。
这个冒冒失失的行动，打乱了指挥员的预定计划，但也给战斗创造了有利条件。于是，三团那个营长便下令全线冲击。正好，分区郭司令员带着另一个营从沟对面来了，两面一夹，敌人便放了羊。六百多匪徒只有部分落荒逃走。
接着，在洛宁的四龙庙、王岔、水沟庙等地又打了好几个胜仗。一连连长尚传文和一连三班的秦全贵同志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些战斗，更加提高了洛阳支队打“硬仗”的名气。
敌人吃了我们许多苦头，但认为我们是“土八路”，很不服气，总想找机会报复。十二月下旬的一天，我带着一连到了北河底，掩护工作队发动群众。敌洛阳保安团团长得到消息，觉得机会难得，加上他的左右一怂恿，胡子一翘，便决定打我们个冷不防，把我们吃掉。他们纠集了一千五百多人，于第二天拂晓前扑到了我们占据的山脚下。可是，敌人哪里会想到，时刻关心着我们的分区和三团首长，早已料到了敌人的这一手，就在那天半夜，三团的一个营也开到北河底来了。
本来，事前我们已经得到老乡的报告，准备依据山头，给敌人一顿狠揍。三团老大哥也来了，自然使我们更加胆壮。我们在萧营长统一指挥下，在山上布下了巧妙的阵势。
天刚放明，敌人便开始了攻击。机枪、迫击炮朝山上乱放。按照预定计划，三团的同志们都静静地伏在山上，一声不响，只由我们一个连散在很宽的正面进行阻击。我们这里一枪，那里一枪，装出一副慌乱的样子，不一会儿，敌人机枪不打了，炮也不放了，一声吆喝，便挤成一团向山上冲来。看看差不多了，萧营长猛喊一声：“打！几门小炮和十几挺轻、重机枪一下子都叫了起来，打得敌人像一堆烂瓜，满山乱滚，转眼就躺下一大片。
挨了个闷棍，敌人还不甘休，又组织第二次冲锋。我身边诨名“一口气”的小司号员把号凑到嘴边，脖子伸得老长老长，紧盯着我。在家时号吹得挺好，渡河后不久，在洪水西山战斗中，因为有点害怕，漏了气，噗噗噗地吹不出个点来，所以大家叫他“半口气”。不过，打过几仗以后，就锻炼出来，成了“一口气”了。
敌人的第二次冲锋也遭到了同样的结果。趁敌人溃败之际，萧营长发出了冲锋的命令。我脱口就喊：“‘一口气’，吹!”
“一口气”腮帮一鼓，便嘹亮地吹起了冲锋号。同志们闻声跃起，和三团的战士们一起一个猛冲，一千多匪徒就像被掀了窝的蚂蚁，全乱了套，除了死伤一百多外，还被我们活捉了十几个。
这一仗，按说主要是三团老大哥的功劳。但是，战斗一结束，萧营长就带着部队执行新任务去了。因此，连附近的老乡，也以为只是我们这一个连打的。敌人呢，据后来的俘虏说，那个团长收拾起残兵败将，又派人来侦察。侦察员回报说：还是只有我们一个连，他气得胡子一翘一翘，愣了好久，才又怕又恨地对他的部下说：“洛阳支队尽是些老共匪，以后碰见，谁要再说是土八路，我，我，我就饶不了他!”
远征军的模范
除了剿匪和发动群众之外，我们还担负了警卫机关、押送俘虏、筹运粮草等许多工作。一九四八年二月，我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奉命返回安泽。临走时，乡亲们都依依不舍地带着各种慰问品来慰问我们。中河底村的乡亲们特地派了贫农李小顺父女跑了十几里路赶来送行。分手时，父女俩都哭了起来。有的乡亲还跑到军分区去向首长提意见，要求把我们留下。三团的同志们和我们更是难分难舍。想起五个月来并肩战斗的情景，现在就要分手，很多民兵和战士都哭了。
渡河时，船到河心，像出发时一样，大家都忍不住频频回头向南看。张福山跑到船头说： “同志们，向北看吧，以后下江南，只要需要，咱们还可以出来嘛!”有人接嘴道：“算啦，你还想出来?”
“为啥不想?”
“蒋介石眼看就要完蛋啦，要你出来干啥?”
回到垣曲，分区后方司令部奖给我们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六个大金字： “远征军的模范”。到了阳城，太岳军区首长又接见我们，刘忠司令员表扬我们说：
“安泽营干得漂亮，仗打得好，工作做得好。出去五个月，你们的背包没有变大，而是变小了。老根据地的民兵，正应该像这个样子。”回到安泽，正是旧历除夕。远征队的凯旋，给全县人民增添了节日的无限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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