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扶着五班长，一瘸一拐地跟着部队行军。五班长的脚脖子在牵骡子下山时扭了一下，肿得老粗，给他抹了好几次红药水，也不见效。他忍着痛，坚持跟着队伍走。
正走着，指导员气喘喘地从背后跑上来说：“卫生员，五班长！你们俩留在后面，跟其他几个脚疼有病的同志一起走……”
五班长没等指导员把话说完，就恳求说：“指导员，我能跟上队伍。”说罢，他抽回架在我肩上的手，拄着铁锹就走。
“别忙！指导员叫住他，“你和卫生员负责收容掉队的同志，要说服他们尽量跟上队伍，不要掉得太远。四周都是敌人，我把掉队的同志交给你们，这是个任务。”说到这里，指导员郑重地看了五班长一眼，问道：“怎么样?”
“没问题，指导员!你放心吧!”五班长回答。
“这就好！今晚的宿营地是泼皮河，还有五十多里地。我在宿营地等你们。”指导员说罢，就到前面赶队伍去了。
我和五班长在路边等着，一共收容了五个同志。一个是四班副，他的胃病又发了，用手使劲捂着肚子，步履艰难。一个是老战士，广东人，我们都叫他老广。他只穿一只草鞋，光着一只打满血泡的脚走着。这对他不算啥。谁知又得了寒热病，脸烧得通红，额头烫手，走起来一歪一斜的。见四班副和老广病成这个样子，我这当卫生员的心里不知有多难过。我的卫生包里除了红药水、纱布和两个救急水的小空瓶，再也没别的药了，我真发愁。
还有一个是刚解放过来的四川战士，个子比我稍高些，大家都管他叫“小四川”。再有两个是刚参军的新同志，他俩走得满脚掌都是血泡，但他们一声不吭，闷头跟着走。
太阳偏西了，一个下午，我们才走了十八九里地。
我们又走了三四里路，到了一个小庄子。庄子里驻有我们的部队。不知是哪个单位的，看样子也是行军到这里刚住下。我们走到一家屋子门口，在小场子边的树下坐下来休息。屋门口站着两个背驳壳枪的警卫员，我们正想去向他找点水喝，这时从门内走出来一位首长。他走下台阶，回头对屋里招呼一声，跟着在门口又出现了一位：戴着一副眼镜，穿一件蓝布衬衣，下面穿的是和我们一样的粗布灰军裤。两位首长向我们这边走来。
那位戴眼镜的首长走到我们跟前,打量了一下，问道：“你们刚到，是哪个单位的？” 说的是四川口音。
五班长说：“十六旅”。
我说：“十六旅……四十七团的”。
另一个首长问：“你们是掉队的病号?”说的也是四川口音。
我说：“有两个是病号，还有几个是脚疼”。
戴眼镜的首长问我们：“你们现在打算赶部队还是住下?”
五班长说：“指导员叫我们尽量跟上部队，不要掉远了”。
他说：“你们大概还没吃饭吧?”
我们没吭气。
说实在的，中午喝的稀饭，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可我没有说出来。“小四川”却嘟囔了一句：“早就饿了”。
首长们一听，都笑了。先出来的那位首长转身就叫警卫员到伙房打饭去了。
这时我心里不安起来。指导员常说：碰到友邻部队要讲团结，尽可能不要麻烦别人。想到这里，我忙说：“我们赶回自己部队再吃吧!”
“为什么?”戴眼镜的首长问。
我说：“我们不能麻烦友邻……”
五班长也接着说：“我们没粮条……”
五班长的话还没说完，首长们互相看了一眼，又都笑了起来。戴眼镜的首长边笑边说： “莫客气嘛!我们都是一家人”。
“这顿饭算我们请客，不向你们要粮条。”另一位首长也笑着说。
一会儿，两个警卫员端来了一盆饭，一盆菜，还有一桶开水。
戴眼镜的首长弯下身来，摸摸盛饭菜的盆子，说：“还有热气，再不吃就凉了。” 五班长说：“那就谢谢首长啦!”大家这才掏出碗筷去盛饭。
我们吃着饭，首长们和我们蹲在一起，问这问那，我们毫不拘束,就像在自己连里一样。首长们听“小四川”说的四川话，就问他：“你是四川人?”
“小四川”“嗯”了一声。
“是我们的老乡。”戴眼镜的首长说，“四川，顶多再过两三年，我们就可以打到四川去喽!”
“小四川”听说这么快就可以打到他的老家去，高兴地说：“打到四川，那才安逸。” 我们听了这些话，一个个都高兴得不行。
戴眼镜的首长见我背着红十字卫生包，就问我：“你是卫生员?”
我说：“是的”。
他把我的卫生包拿去打开看了看说：“小卫生员，你这里除了红汞纱布，就只有两个救急水空瓶了。”说到这里，他又叫警卫员去找军医来给大家看玻
吃完饭，军医来了，给病号看了一下说：“一个是重感冒，一个是慢性肠胃炎，得吃些药。其他人只是脚上打泡，多用热水烫烫，注意消毒，别让化脓溃烂”。他指着五班长的脚说：“他的脚得热敷几次，把烧酒用火点燃抹上，多摩擦摩擦，就会消肿。”说完他就要去拿药。戴眼镜的首长叫住他说：“有啥子八卦丹救急水之类的药品，给这小卫生员一些”。我心想：这位首长真好，要能给我一些八卦丹救急水，谁有个头疼脑热的，我就能给他治了。我正在高兴，就见一个小鬼跑来把两小包药交给我，说：“这一包是给感冒的病号吃的，这一包是给胃疼的病号吃的”。我还等着他给我些八卦丹救急水，哪知小鬼对戴眼镜的首长说：“医生找过了，没有八卦丹救急水了。”我听了这话，心里一凉。戴眼镜的首长沉思了一会，说：“嗯，我那儿好像还有，让我去找找”。说着就进屋去了。
不一会儿，他就捧了一捧东西，笑眯眯地走来说：“小卫生员，算你运气好，你看，还有不少嘞，给你!”
我仔细一看，嘿!他拿来一大叠八卦丹。
我真太高兴啦！连声说：“谢谢首长，谢谢……”连忙接过来，数了数有十四包，我用纱布包好，装进了卫生包。
首长说：“这下你可有了本钱了，可是，不要谁想吃就给谁吃，一气吃完了，有病的同志就没得吃了。”
太阳落山了，五班长对首长说：“我们准备走啦!”
戴眼镜的首长点了点头，另一位首长说：“你们走吧，赶上部队，早些把病养好；革命斗争是艰巨的,还有很多任务要我们去完成哪!真金不怕火炼,人民战士要经得起各种考验”。我们整整行装，向首长们敬了个礼，就上路了。
我们走着，谈论着这两位友邻部队的首长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都说回连后一定向连首长汇报，再集体写封感谢信寄来。这时，我才想到没有问问这两位首长姓什么，是哪个部队的。感谢信寄给谁呢？不行，得返回去问问。我们又返回村来。那两位首长已经不在场子上了。向在门口站岗的警卫员打听，开始他俩不肯告诉。我们说，回到连里要向上级汇报，并写感谢信寄来。警卫员这才对我们说：“你们怎么连这两位首长也认不出来？那个戴眼镜的首长就是刘伯承司令员，另一位首长是邓小平政委。”
听他这一说，我们都愣住了。刘司令员和邓政委是这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问清楚后，我们又赶路了。一路上，大家眉开眼笑地谈论着，脚也不疼了，病也好了，疲劳也不知跑到哪去了，只觉得浑身轻松，劲头十足。
当夜回到连里。我们把情况向指导员汇报了。同志们听说我们见到了刘、邓首长，都来问长问短，要我们把详细情形说给他们听。
从此以后，不论行军、打仗、休息，同志们都要求我们一讲再讲，百听不厌。有病的同志吃了刘、邓首长送的八卦丹，像吃了灵丹妙药，真是药到病除。
那些八卦丹在我身上背了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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