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吃饭，要读书，不要内战!”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继续维持他那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在蒋管区进一步施行高压统治，加紧经济勒索。美元钞票潮水般涌入市场，物价像长了翅膀，一天三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那时候，学校的师生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整日在饥饿线上挣扎。大学生每人每天的伙食费只能买两根半油条。有的教师身兼几个学校的课，三餐饭都在电车上吃，为生活疲于奔命。校方经费缩减到有时甚至连买粉笔的钱都不够。多少抱着科学救国愿望的教师和学生，壮志消磨殆尽，希望和幻想破灭。而在这两年间，美国特使马歇尔来中国借“调停”之名进行侵略；蒋介石同美国签订了所谓《中美商约》的卖国条约；昆明发生了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的惨案；重庆发生了特务殴打民主人士和进步师生的校场口事件；北京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事件；……这些残暴、野蛮和丧权辱国的事，都激起了广大师生极大的愤懑。
祖国，被黑暗和痛苦笼罩着。
希望在哪里？光明在哪里？这是千万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千万人发自内心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及时组织了“工作自助”，办“洗衣组”、“缝衣组”，办“自助食堂”，举行“活命大拍卖”，来帮助同学们维持生活。党还通过学生自治会，设法增订了各种进步报刊，改组了“创社”、“知行社”、“山茶社”等群众组织，运用各种形式，帮助同学们认清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认清蒋介石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并积极领导全校进步师生，和全国人民一起，展开了反对独裁专制的斗争。
随着红五月的来临，新的斗争又展开了。平、津学生首先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紧接着，全国各大城市纷起响应。我们上海的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医学院等校，也立即成立了“挽救教育危机联合会”，掀起了又一次斗争的高潮。
十八日晚上，交通大学上院楼下一间大教室里，灯火通明。室内室外挤满了人，千百双眼睛盯着用粉笔写在黑板上的大字：为了吃饭，为了读书。两旁的对联是：打内战，交关起劲；办教育，一塌糊涂。谁都明白，这次系科代表大会讨论的是大家的切身问题——吃饭和读书。在座的同学们刚刚经过“护校”斗争的锻炼，有不少还是前几天参加“救饥救寒”运动才从街头、农村搞了募捐回来的，他们怒火未消，热血沸腾。
会议一开始，主席老周讲话。他在揭露了国民党的腐败、黑暗，指出目前蒋管区的教育事业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之后，大声问道：“同学们！我们吃不饱饭，念不成书，这是为什么?”这时，电机管理系一年级的系科代表穆权祥指着墙上张贴的《一切由于它》(反内战漫画)高喊：“都是因为它!”随后，又面向四周的同学们说：“我们要吃饭，要读书，不要内战!”
他这几句话，像一根火柴，把埋在同学们心中的不平之火点燃起来。刹那间，“反饥饿，反内战１的声浪震荡屋宇，有的争先走上主席台，递上全系、全班的要求请愿的签名书。 正在这时，人群中突然有人喊道：“我们看事情不能光看一面呀！应该体谅政府的苦衷嘛！大家一看，认得又是交大的特务头子秦民皋在捣乱。我那时是自治会的联络部长，见这情形，便马上起来拆穿他的阴谋：“同学们！刚才讲话的是什么人？他替谁说话？”同学们对特务早已恨之入骨，这些家伙平时根本不读书，专门破坏进步社团，尽干见不得人的事。于是便你一句我一句地质问：“请问政府有何苦衷？”“国民党依靠美国人打内战，你们不知道吗？”“几十万遭受内战之害的难民流浪上海街头，你们是瞎子？”“国民党接收大员搞‘五子登科’，你们为什么视而不见?”
会场上喊声如雷，人群中发出一片“嗤!通!”的嘘声，把特务秦民皋等人轰出会常
最后，系科代表大会通过了全市学生赴京请愿的决议，并选出老张等十四名同学，为交通大学的代表。
第二天一清早，十四个大专学校的队伍，从四面八方涌向北站，欢送赴京请愿的代表团。还有其他许多中学校的学生。浩浩荡荡的人流，汇成一条铁的长城，同学们喊着“向炮口要饭吃１的口号，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有的用竹竿挑着两根油条，有的挑着装有空饭碗的竹篮，向政府示威抗议。许多工人、店员、报童、三轮车夫，都感动得自动加入到游行的行列里来。警察轰他们不散，特务不敢动手，直到游行队伍抵达北站，代表们跨上列车，他们还久久不散。
“跌倒算什么!流血算什么!”
赴京请愿代表团走了两天，二十一日早晨，大家正牵肠挂肚地等待着消息，代表们回来了。我校代表老张向大家讲述了请愿的经过：沪、杭、苏十六个大专学校的代表，和南京大专学校的学生，二十日在南京珠江路口遭到宪兵、警察、青年军的包围毒打，五百多人被打伤……
党总支决定向全校师生传达“五·二○”惨案经过，进一步教育群众，壮大力量，打击敌人。下午，集合的钟声响起，只五分钟，同学们就从宿舍、教室、操场，一起拥进礼堂。穆权祥领着夜校的男女工人也挤进会常
老张大步跨到台前。他已消瘦许多，充满血丝的双眼闪动着愤怒的光芒。他挥手答谢了大家的慰问之后，说道：“同学们！我们代表团受大家的委托到南京请愿，谁知政府不仅不接见我们，反而派了大批军警来镇压我们。当代表团和学生们的队伍抵达珠江路口时，宪兵施放催泪瓦斯，警察用水龙喷射，青年军出动了马队，用皮鞭和带铁钉的木棒殴打我们。” 老张讲到这里，再也控制不住感情，大声疾呼：“尽管敌人如此凶残，我们却始终没有屈服，正义凛然地高喊‘流血算什么!’‘跌倒算什么!’同敌人厮打……，但是我们到底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在马队、步枪的狂踏乱鸣中，许多同学倒下了!被捕了!同学们，这就是当局对我们请愿的回答!”
台下悲愤的情绪达到了顶点。我们最亲近的朋友——交大工友和夜校的男女工人，也义愤填膺。每当我们有什么危难的时候，他们总是挺身而出，支持我们，给我们勇气，现在他们又站出来，热泪盈眶地喊道：“我们工人兄弟姐妹支持你们１“坚决和当局斗争，讨还血债!”
“坚持斗争，罢课抗议!”大会主席“砰”地打了一下桌子，站起来喊道。
一呼百应，千百个声音雷鸣般地呼喊着：“罢课，抗议!反对迫害!”
大会最后通过决议：罢课三天，向全市人民宣传暴行真相；要求惩办凶手，医治受伤同学，释放被捕同学。
在“自由女神”面前
散会后，自治会立即投入罢课宣传的准备工作。有的画宣传画，有的拟讲演稿，有的写标语口号和传单。夜深了，但谁也不愿意离去。的确，实际斗争对广大的师生员工，真是个了不起的锻炼啊!多少人渐渐醒悟到，在这暗无天日的社会，不起来斗争就没有出路。
当时解放区恰值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之际，《文汇报》上关于东北夏季攻势和山东孟良崮战役的胜利消息，大大鼓舞了我们的斗志。这些消息我们虽然在一清早报纸刚来时都已争着看过好几遍，但现在大家又围在那张报纸四周，一字一句地反复低咏起来，向往着解放区美好的生活。老丁是我们自治会的宣传部长，能歌善咏，提议唱歌。他起了个头，大伙就跟着哼了起来：
青年朋友快快来，
忘掉你的烦恼和不快，
千万个人们一条心，
唱出一个春天来。
是的，我们要用自己的歌声唱出一个春天来！睡神被斗争的激流冲跑了，我们感到浑身是劲，又分头工作起来。
“五·二○”惨案的真相一传开，上海七十三个学校一下子全部罢课。各校的宣传队在街头四处奔走，有的把反迫害的标语、口号用油漆写在水泥墙上，叫敌人拭不掉、挖不去。有的在闹市敲锣打鼓，聚集群众，报告惨案经过。
在外滩附近的“自由女神”像下面，一支宣传队正在控诉国民党的罪行；讲述着什么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平、幸福。码头工人、小摊贩、市民、贫苦的公教人员，从四面八方涌来，越聚越多。宣传队演讲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忽然一辆红色警车驰来，汽车喇叭朝人群怪叫，一大群武装警察从车上跳下，想冲入人群抓人。演讲的同学面对着行凶的恶棍，声音更大，更激昂了。警察拼死命往人群里冲，群众怒骂着：“你们还讲自由不?大天白日就公开抓人!”有些人走到警察跟前说道：“放老实些，学生讲的是实情，何必这样动怒！“黑暗就是黑暗，无耻就是无耻，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小摊贩和工人弟兄们，一拥而上推开警察，保护学生继续演讲。
警察见抓人不成，便在人群外面狂吹警笛奔忙呼叫。这一来倒是帮了我们的忙，拿着三角旗的学生纠察队闻声赶来了，其他宣传队也蜂拥而至。人们轰着，骂着，把警察赶到人群外面的警车跟前，在众人威迫下，他们像办丧事似地守着那个“灵柩”，再也不敢乱说乱动了。
但是，不多一会儿，又开来了大批军警。人群被冲散了，学生被包围起来。同学们毫无畏惧地和他们讲理，但讲理没有什么用。』捕的同学一边上囚车，一边高喊：“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牢底坐穿！有的同学被绑架着还嘶声高喊：“你们放开我，再给我五分钟自由，让我讲完了自动跟你们走!”
正气浩然震撼着上海街头，就连那帝国主义修造的、标榜“自由”的“女神”，也好像自知脸上无光地低下了头。
黄浦江水滚滚奔流，任什么狂暴也不能阻挡。多少年来，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和幸福，无数英勇的儿女，…………动派进行不息的战斗，而今天，上海所有的爱国青年学生，又继承了先辈们的革命精神，踏着烈士的血迹，慷慨悲歌，奋勇前进!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曾顽强的抗战不歇。
囚车里传出的歌声，和黄浦江水汇集一起，滔滔流去!……
上院保卫战
为了巩固“罢课”斗争已经取得的成果，学委指示暂时休止罢课，准备迎接新的斗争。指示在几小时内便传达到各校。交通大学党总支决定召开系科代表大会讨论。
就在当天晚上，一股暗流在校中冲荡开了，交通大学的反动力量，什么“难民会”（一群湖北逃亡地主）、三青团的“侠社”、“青年军联合会”，忽然“同心协力”成立了一个 “正义大同盟”，他们在底下散布“反对休止罢课１“复课是出卖学生运动１等流言。这一来，有些同学被弄迷糊了：为什么过去一向反对学生运动的人，今天居然为同学们说话，奇怪!
但事实使大家很快清醒过来。特务秦民皋正要伸手去撕自治会通知开会的布告，被同学们抓住了。他还用手枪威胁同学们，当着众人公开给警察局打电话：“形势不好，你们不要来了。”同学们气愤已极，把他拖到台阶上，来了个当众公审。秦民皋一见我，梦想以攻为守，当着众人喊道：“你们不要上当，胡国定是共产党１反正我在同学中没暴露过共产党员身分，便骂道：“狗特务！真正的共产党你们对付不了，只能拿着枪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 同学们也七嘴八舌地向他责问：“为什么带手枪进学校？为什么撕布告？”“你给警察局打电话，干的什么勾当?”秦民皋见势头不对，钻出人群跑掉了。
秦民皋溜走后 ，同学们余怒未消 ，又拥到“正义大同盟”的窗前，用桌椅搭起了“灵堂”。正中放着“正义大同盟之灵”的灵牌，两旁写着引人注目的对联：右联是“号称正义伤天害理算得上狼心狗肺”；左联是:“不愿做人自愿做狗都只为几个臭钱”。横批是:“遗臭万年”。一个同学站在“灵堂”前敲着木鱼，指着写有“不慈不悲”的盘子，为狗特务们“ 化缘”。凡是经过这里的同学们，依次接过木鱼敲两下，往盘子里扔几个纸钱，嘻笑不止地为“正义大同盟”的特务们“超度亡魂”。“正义大同盟”的西洋景被戳穿了，特务们的阴谋失败了。
但是，一个更大的阴谋正在幕后进行。我们得悉，国民党市党部、警察局已经收买了大批打手，每人发津贴四万，两套西装，要他们配合各校的特务行凶，按照黑名单抓人。听说上海法学院、复旦、同济、暨南等学校，已经有许多同学被抓走了。我们立即作了相应的准备：组织同学集体活动，不单独出入校门；布置纠察队加强岗哨和巡逻；在一小时内连出了几次布告，把系科代表大会的地址改换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决定在上院——四号教室举行。这样就打乱了他们原先的部署。
会议从晚上八点钟开始，经过代表们的充分讨论，通过了“休止罢课”的决议。会还未散，教室外边突然响起一阵爆竹声。接着一大批带着铁尺、木棒的短衣打手，在几个校内特务带领下，从校园四周边喊边打向上院围拢来。在校园各个要道担任纠察的同学首当其冲，为了保卫系科代表大会的顺利进行，他们赤手空拳与特务、打手们进行了顽强的搏斗，不少人受了重伤。
那些家伙冲到教室门口，就向我们投掷石片和砖头，把玻璃窗打得粉碎。在教室的同学坚决顶住了门，特务始终进不来。特务手持利斧企图当场劈死在教室中主持会议的学生会主席、副主席周聆吾、周寿昌等进步骨干。不一会，门板被劈开了。我被劈进来的斧头碰伤，只觉得头部火辣辣的剧痛。这时，特务趁势往里冲，我们只得把电灯关上，用桌椅堵住大门和窗户，坚持斗争。靠外的桌椅被劈烂了，同学们就不断填进新的桌椅。桌椅在门口越堆越高，越挤越紧，特务还是没法冲进来。但室内也有些同学慌乱起来。随后国民党大批军警以“ 维持秩序”为名开进校园。他们不抓打手，反而逮走了一些教室外的进步同学。
忽然，窗外人声嘈杂，从校园四面八方响起“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一会，又有人高喊：“里面的代表们！请你们放心，全校师生来支援你们!保护你们!”听到这种声音，大家欢喜欲狂，室内电灯复又打开。同学们臂挽着臂绕着上院围了无数圈，会议就在这层层保护之中继续进行到深夜。警察、特务见全校师生都来了，便只好撤退。
第二天，我们用交大学生会与教授会的联名，把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请”来，让他亲眼看看特务行凶的罪证，要他严惩凶手，释放被捕同学。同学们坐在上院和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大幅标语写着“我们一起坐牢去”，群众情绪激愤，千呼万喝。吴国桢这个标榜民主的老狐狸，在社会的抗议和同学们的威逼下，不得不假惺惺地表示“遗憾”，被迫答应了同学们的要求。
吴国桢真的同情我们么？不！这个阴险狡猾的政客，自有他毒辣的一手。就在我校四十几位同学和其他学校的同学被释放的第二天，蒋介石在南京召见了他。吴国桢返沪后，带回了“坚决镇压决不姑息”的“御旨”，秘密布置大批特务、警察，对上海人民的革命运动，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和残酷镇压。然而就在这时候，我们的新的斗争又布置好了。人们经过严峻的斗争考验和锻炼，丢掉了幻想，认清了反动派的本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学生自治会的周围。连一向持“中间”立场的教授，也与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同国民党当局斗争。
红五月的最后一天，也是斗争最紧张的一天。各校根据地下党市学委的通知，把没有暴露的第二线的力量调上来，接替了学生自治会的工作。那些已经上了特务黑名单的同学，有的转到其它城市，有的走向解放区。他们各自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
规模越来越大的蒋管区的民主运动，轰轰烈烈的斗争，充分证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临末日。尽管他们千方百计的想把人民革命运动镇压下去，但是，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个人站起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正义斗争，一浪高一浪地向着蒋家王朝猛烈冲击。当时的形势，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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