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这时，陈云同志和肖劲光同志奉命来到南满，将原辽东、辽宁两个军区合并，陈云同志任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治委员，肖劲光同志任辽东军区司令员。
我们四纵队到了六道江后，军区最初打算率三、四纵主力北上，与北满主力会合，指示我带四纵队十一师和辽宁独立师坚守长白山，牵制敌人。我们纵队领导干部对军区这个意图虽不大理解，思想不通，但还是坚决服从，抓紧时间，做好上长白山的各种准备。部队已换了轻装备，筹备了上山的斧头、锯子、绳子等工具，带上了过冬用的辣椒面和其他东西。有的机关和部队即将分开，准备一部分北上，一部分上山。但是，正当部队整装待发之际，军区通知要我们师以上干部去七道江开会。
七道江会议于十二月十一日开始，陈云同志有事在临江没到会，由肖劲光司令员主持，因他刚到南满不久，会议主要由肖华同志具体组织。会议重点是讨论作战问题。究竟怎样打? 开始时众说不一，随着争论问题的深化，不知不觉大家都把话题集中到是坚持南满还是放弃南满到北满的问题上来。有的同志主张放弃南满北上，有的同志主张坚持在南满斗争，也有的同志主张大部到北满，小部留在南满。当时气温虽在零下三十多度，外边滴水成冰，但小房子里争论这些问题时，就像开水在锅里翻腾一样，热闹得很。肖劲光同志听到大家这些意见后，非常谦虚谨慎，在此关键时刻，没有武断下结论，而是发扬军事民主，鼓励大家把意见都说出来。
会议开了两天，去与留的几种意见还是僵持不下。十二日晚，突然接到情报，获悉敌一个师已进至梅河口，一个师正向辑安进攻。军区马上决定：各师负责同志立即返回部队作准备，先打一仗看看，打得赢就留在南满，打不赢就五个师到北满，四纵十一师和辽宁独立师留下坚守长白山；纵队以上干部留下来继续讨论南满斗争方针和作战问题。因我是纵队政委，便留了下来。当时，我和军区参谋长罗舜初同志同睡一个床。他也主张留在南满，想到敌人已逼近，而我们作战方针还未定，心焦如焚，怎么也睡不着，老是与我议论去留问题。我见到其他同志也是一样，碰在一起都谈论这个事。
十三日晚，陈云同志冒着大风雪连夜赶来七道江。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都在房子里烤火，焦急地等待着他。他深夜十点多钟才赶到，一进屋，首先向大家问好，给人带来一种轻松亲切的感觉。有的同志说：“你辛苦了，身体好吗？天这么冷，还请你来解决问题。”有的说：“我们都等你来决定问题。”
陈云同志非常谦虚地说：“肖劲光同志是搞军事的，很有学问。你们都是搞军事的，我不是搞军事的，莱了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主意还是靠大家出，办法靠大家想。”
我们见夜深了，都劝陈云同志早点休息，明天好开会。但他不肯，说要跟我们互相扯一扯。关于主力是到北满还是留在南满的问题，他来七道江之前，曾在临江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与我们交谈时，对南满的敌我情况还问得很细。他平时喜欢用“作文章”来比喻研究解决问题，这次也是一样，问我们：“在南满还有没有文章可作？”我们一边烤火，一边毫无拘束地议论着。他兴致勃勃地听着各方面的意见，一直到凌晨三时。
十四日，会议由陈云同志主持。肖劲光同志先将前两天会议情况作了简要介绍。陈云同志听了后，又像昨晚一样，问大家：
“你们看，南满还有没有文章可作?”
我听他这么一问，感到他不是来一板定案，而是来跟大家共同商量解决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外边敌情严重，形势咄咄逼人，但屋子里面讨论问题的气氛还是相当活跃的。有的同志说：南满没有多少文章可作了。有的同志却说：文章还是有作的，看是作什么文章，是作大文章还是作小文章。陈云同志在会上很少说话，一直耐心地听着各方面的意见，让大家各抒己见，把自己的见解都倒出来。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一个高级指挥员能这样充分发扬军事民主，从容不迫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以前很少见到。
讨论足足又搞了一天，到了晚上，陈云同志问：“南满能容纳多少部队?”
我听了他这么一问，估计可能要在南满作大文章，便回答说：“看怎么放法，要下决心放的话，长白山正面可放一个军，安东一线可放一个军，本溪、抚顺外围可放一个军，辽南方向也可放一个军。”
有些同志同意这种看法，有些同志则表示异议。
陈云同志见大家的意见仍不一致，便说：
“我们不走了,都留在南满,一个人也不走!留下来打,要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
陈云同志这番话真是一言九鼎，落锤定音。
为什么都留在南满？他接着解释说：南满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坚决不能丢。要是我五个师上北满，敌在南满则无后顾之忧，就会有十个师跟着进北满。就算我两个纵队都到北满，顶多能对付敌一个军，但留在南满即可牵制敌四个军。权衡利弊，还是在南满大有作为。有人说长白山是瓜皮帽，别小看这个瓜皮帽，这是很有作用的，要是丢给敌人占了，我们即使在北满打了大胜仗，将来要回来就艰难了。只要长白大山在我们手里，群众就会有信心向着我们。有了根据地和群众，什么事情都好办！当前，东北我军斗争的关键是能否在南满站住脚，保卫南满是中心任务。他还阐述了能够坚持南满的许多理由，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振作精神，鼓足信心，艰苦奋战，以新的姿态，与敌人斗争到底!
陈云同志当时是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看问题的角度高，考虑问题全面，具有驾驭整个局势的能力。大家听了他的分析，都很信服，都拥护和赞成他的意见。他这一裁决，结束了几天来的争论，在关键时刻，稳定了众人的混乱心情，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识，决定了南满根据地的命运。
要留在南满，怎么样留？主力部队是留在现地跟敌人硬顶?还是打出去?对于这一点，大家都主张派一部分部队插到敌人心脏地区活动，从敌人后方积极打击敌人，逼其调回一部分兵力保“家”，减轻我临江正面的压力。当讨论到由哪些部队去敌后时，已到深夜。肖劲光司令员说：
“谁能打出去?请自告奋勇。”
“我们四纵刚打完新开岭战役，就撤到这里，伤病员还没有很好处置，几千俘虏还来不及消化，新兵尚未补充，部队冬装还未解决，困难是不少。但如领导上需要我们出去，就是再困难我们也坚决打出去……”因为我们纵队来开会的其他几位领导同志都回部队了，我就代表四纵表了态。
“好！由你们打出去。”还未等我说完，陈云同志马上表态定夺。接着他问：“你们出去有什么困难?”
我当时感到深入敌后，不知会碰上什么困难，一时无从说起，只感到兵员未补上，无后方作战，力量单薄了不行，便说：“要想把敌人拉回去，减轻正面压力，一个师出去不够，要一个纵队出去才有力量，对敌才有震撼作用。这样，我们主动性就更大，对付大股小股敌人也有把握。”
大家对出去多少兵力的问题，议论了一会，开始定一个师，后来又定两个师，最后陈云同志说：
“一个纵队出去，到敌后大闹天宫，山上山下互相呼应。你们纵队要什么东西，首先保证你们。”
肖劲光同志接着说：“远距离的情报，我们首先保证你们；俘虏交给其他部队处置；兵员不足,我们从地方部队抽调补充一部分；部队的冬衣,从三纵队和军区机关抽补给你们。” 首长们这么说，我感到心里非常激动，有许多问题我未想到，他们已想到了，说明他们对坚持南满斗争，已深思熟虑，胸有成竹。
会议一直开到午夜。最后确定了坚决坚持南满、坚持长白山区、坚持敌后三大块（即辽南、宽桓凰赛、沈四梅地区）、扩大根据地的方针。为粉碎敌人的进攻，决定遵照毛主席关于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相结合的战术思想，以三纵队在正面进行运动防御；四纵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与运动战，集中打仗，分散做群众工作，变敌人后方为战场，前后紧密配合，消耗和消灭敌人。
会后，我连夜赶回六道江，传达会议决定，研究部署挺进敌后的有关问题。军区领导机关和兄弟部队对四纵队深入敌后，给予很大关怀和支援。为了解决兵源问题，军区从机关中精简人员，充实到作战部队，甚至把许多警卫员也补充到连队。还从医院动员了不少伤病号归队，并且从地方部队抽调兵员给四纵主力部队。当时有个省军区领导同志对调兵补充四纵队不太满意，陈云同志亲自出面做工作，说：“没有野战军就没有你地方武装部队的存在，你们将一部分兵员交给野战军，就是顾全大局，如果交出去后，地方耍晌页略聘涸?” 同时，军区机关和三纵队兄弟部队抽调了部分冬装，支援四纵队，保证我们按时挺进敌后。 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四纵队三个师分三路向敌后挺进：十二师率三十四团（三十五团在新开岭战役后仍留宽甸、石头城地区活动，与敌周旋；三十六团在通化至辑安一线活动，归军区指挥）为先遣队，于十二月十四日从横路、台上一带出发，经八里店子、赛马集、跨越安(东)奉(沈阳)路，再经海城外围的隆昌州，于一九四七年元月初插到了庄河以西的占屯堡，开辟敌后根据地。该师后来率两个团(在挺进途中，三十五团归建)一直坚持于辽南碧流河流域，同辽南独立师一起，与敌纠缠，闹得敌人六神不安。纵队机关率十一师为左路，于十二月十八日由六道江一带出发，越过梅(河口)辑(安)路，向西进发，经桓仁、八里甸子、永甸城等地，开辟了牛毛坞、太平哨周围地区的根据地。后来该师又奉军区的命令，再一次向敌后深入。先向宽甸、桓仁、辑安三角区挺进，箝制敌主力，造成敌后顾之忧，后向安奉路两侧频繁活动，炸桥破路，捣敌心腹，一直与敌纠缠数月。十师为右路，于十二月十八日由东升堡出发，经新宾以东的东昌合、平顶山，到月底便打开了平顶山以西、碱厂以北的局面，威逼敌本溪、抚顺地区。后该师奉军区之命，转为正面，配合三纵队作战，打击进犯之敌。
我们挺进敌后的根本目的，是牵制敌人，减轻临江当面的压力。敌占领了南满大部地区后，一般以营为单位，到处抢粮、抓盯征税、并村、修路。同时扶植伪满人员、土匪、警察，在各村镇建立大团、保安队，作为地方武装，巩固其据点，并大量集训特务，对我进行破坏，配合其军事活动。当公路修好和据点建立、巩固之后，正规部队则撤出，转到正面向我作战。针对敌人这些特点，南满分局专门电示我们：“在军事上是趁敌后空虚，采取远距离奔袭，主动打击敌人。打击对象，除坚决消灭一些可以消灭之正规军外，重点首先应大量歼敌地方游杂武装，以消灭群众之‘地头蛇’，而保护农民切身利益，支持群众斗争，铲除蒋军依托。再即炸桥破路，以增加敌之交通联系与运输的困难，打乱其后方，使敌人不安，以吸引箝制敌之主力，扩大其兵力不足之矛盾；倘敌主力回师，我则与其周旋，避强打弱，争取主动，多打胜仗，以战养战，提高士气。”根据这些指示，我们向敌后挺进时，原则上不带大车和辎重物资，少带炮多带弹，采取轻装奇袭的方法，迅速插到敌后。
我们向敌后挺进几天后，在二户来地区遇上敌人一股地方部队。经过研究，打了一仗，抓了一批俘虏，因当时我们急于向目的地奔袭，对他们进行政治宣传后就释放了。这批俘虏回去后，马上给敌人通风报信，说我主力已开向他们的后方。据说这个情报很快传到沈阳蒋军东北司令长官部，马上乱了敌人的手脚。二户来一仗并不大，但像一颗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向蒋军表明我们已掉头南下，深入其腹地。其作用大大超过了战斗行动本身，产生了我们所预料不到的效果。
后来，我们在挺进中，尽量避开敌据点和公路线，遇到敌人，一般不恋战。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和使敌人捉摸不到我之意图，我们组织了数路纵队，按预定目标前进，争取时间尽快插到敌后纵深地区。在作战中，一般以团为单位行动，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各个歼灭敌人。我们尽量打弱敌，打最坏之敌，争取多打小仗，求得每仗必赢，积小胜为大胜。这样既能造声势，震撼敌人，又能鼓舞士气，教育宣传群众。鉴于南满交通方便，敌机械化部队便于机动的情况，我主力部队在一地作战都不太久，多在夜间行动，出其不意地歼灭敌人，造成敌人到处呼号求援，以达到牵制和调动正面敌人回师之目的。除了战斗行动之外，我们还开展了有力的政治攻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有针对性地向敌宣传，扩大和加深正规军、杂牌军和游杂武装之间的矛盾，造成敌内部混乱。这样，我纵队深入敌后一个月后，在东起鸭绿江边，西至本（溪）抚（顺）外围，北起永（陵）通（化）公路，南至普兰店的长宽几百公里之广大地区内，积极主动向敌人出击扫荡，截取粮草，断绝交通，攻克和破坏了敌据点四十余处，占领了敌后大片地区。敌见我深入其后方，对其前后夹击，被迫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上旬从前线拉回三个师，巩固后方安全，宣告其一犯临江企图的破产。
敌人第一次进犯临江失败以后，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对临江的进犯。我军在南满分局和辽东军区的指挥下，遵循七道江会议定下的方针和部署，内线外线配合，三纵主力和四纵十师在正面与敌周旋，寻机歼敌，四纵十一师、十二师在敌后“大闹天宫”，这样，使敌人每次进犯均以丧师失地而告终。
在第二、第三次保卫临江期间，我四纵主力和其他地方武装在敌后加紧活动，打击敌人，相继收复了大小据点二十余处，控制了纵横二百多里的广大地区，直接威逼安奉一线，箝制住敌主力，逼其陷于首尾不能相顾之困境，有力地配合了三纵队的正面作战。同时，一九四七年一月以来，北满我军主力趁松花江冰封，主动出击，进行了有名的“三下江南”作战，每次均迫敌从南满抽兵北援，有力地支援了南满的斗争。
挺进敌后期间， 南满分局曾电示我们：敌后斗争“ 是军事政治全面结合的群众性的斗争”，“在政治上，则加强宣传，大量发动群众，恢复新政权”。我们部队所到之处，加强宣传工作，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保护群众利益。我们还组织了三五十人不等的工作队，帮助和领导群众斗争，建立政权，开创了许多小块根据地。回顾开始进入敌后时，那真是艰难极了。部队经常夜间沿着偏僻的山沟、小路，蹚着深雪行军，在雪地露营；吃的是冻得石头般坚硬的窝窝头，弄点酸菜水权当油盐。在那样的气候下，纵队的作战科长还没棉裤穿，行军时我们纵队领导干部有马都不敢骑，和战士一起走路，暖暖身子。严寒威胁着部队，因冻伤而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很多。……但这时由于发动了群众，建立了根据地，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广大人民群众为保家保田，舍死忘生地支援我军去夺取胜利，动人的事迹是说不完的。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我们终于渡过了难关。
当冰雪消融的时候，南满大片地区都已解放，敌人被迫龟缩在几个大城市里。我们取得了四保临江的完全胜利，在南满站稳了脚，彻底粉碎了敌人“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不久，东北我军就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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