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子升的家乡小上峪村位于黄庄一带，地处莱芜、新泰、蒙阴三县边界，位置偏僻，文化落后。刘子升是清末（光绪年间）秀才，以办私塾为业。他秉性刚烈，匡扶正义，济贫扶弱，在四乡颇有声望。20世纪30年代初，土匪刘黑七（刘桂堂）部经常骚扰黄庄一带，危害百姓。刘子升率领乡亲们在青杨崮修筑圩墙抵御土匪，因此结怨于匪，被迫闯关东，下山西，去陕西，漂泊异乡。逃难中，他了解了党的主张，接受了先进思想，回乡后继续办私塾，经常向学生传播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宣传革命道理。1937年11月，中共山东省委特派员刘其人、新泰工委书记董琰及赵冠武到蒙阴县七区（包括黄庄、 寨子、张庄3个乡）黄庄一带，与刘子升取得了联系，动员他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他欣然接受。刘子升以本村刘鸿轩等人为骨干，以护村保乡为由，在黄庄、青冶行、小上峪等村组织了联庄会。这时，刘子升又结识了从济南乡村师范返乡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爱国知识分子、美术教师杨荆石，两人共同的理想进一步激发了他救国救民的激情。在共产党员董琰、刘其人的影响下，刘子升和杨荆石、桑洪文等人共商跟随共产党创建抗日武装的事宜。从此，刘子升四处奔波，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他的学生和亲戚朋友参加抗日运动。
（二）
1938年3月初，省委宣传部长、八路军四支队政治部主任林浩派边裕鲲到小上峪，与刘子升等建立“黄庄革命秘密小组”。接着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宣布八路军四支队关于在黄庄举行武装起义建立十二中队的命令，成立起义军军事委员会。边裕鲲任主任，刘子升、房三连任副主任，将起义时间定于3月12日。这日上午，100多名队员在黄庄南小学集合，宣布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第十二中队成立。边裕鲲任中队长，刘子升、房连三任副中队长，刘其人任指导员。
黄庄起义后，上级考虑到刘子升在家乡声望高、熟悉情况等有利条件, 派他和桑洪文回去组建蒙阴七区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1938年9月,蒙阴七区动委会成立，刘子升任主任委员。之后，所辖张庄、黄庄、寨子三个乡均成立了动委会。在丈八丘大庙举办了两期由各村进步青年参加的自卫团训练班，刘子升等人自编教材，自己讲课，为七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三）
1939年2月， 中共蒙阴县委在坦埠召开会议，号召全县努力创造条件，尽快成立区、乡、村抗日民主政权，筹集粮草，保证兵源，扩大抗日根据地。刘子升等人积极贯彻会议精神, 筹建区、乡民主政权,通过民主选举,刘子升当选为蒙阴县七区第一任区长。
为扩大地方抗日武装，保护抗日民主政府，刘其人、房聿良、刘子升等商议再组建一支抗日队伍。刘子升先后动员徐勤学、陈宗元、桑洪文等骨干，分头组织发动并筹措枪支弹药。 刘子升从小上峪、 寨子村借小麦200斤、 现款50元作为活动经费。1939年5月，30多人的常备队在小上峪村宣告成立，刘子升任常备队队长。6月，日本侵略军“五一”大“扫荡”后，国民党顽军秦启荣部特务团长刘福航带领部分散兵溃逃到霞峰村藏匿。这支顽军在黄庄一带破坏抗战，欺压百姓，作恶多端。常备队乘其不备， 夜袭刘福航，将其活捉，缴获驳壳枪8支，手枪1支，步枪3支。这次战斗大大鼓舞了群众，常备队很快发展到近百人。随即，改编为山东纵队一支队一大队七中队，刘子升任中队长。期间，活捉了国民党第五纵队二十四梯队司令徐伯启，送交上级处理。 还曾活捉一假扮乞丐的日本间谍，报请上级批准，于8月15日将其押至青冶行村外处决。
敌特周学武在大龙门村一带刺探八路军情报，敲诈掠劫，残害百姓。七中队获悉后，刘子升命令二分队潜入桃花峪村（今双杨桥村），将其捕获归案。
1939年11月，顽匪董钦让勾结伪军陈三坎部，企图在丈八丘和金水河安据点。刘子升率七中队赶走陈三坎，拆毁了正建的碉堡。陈三坎恼羞成怒，率部进犯黄庄。刘子升率领七中队配合八路军四支队二营，趁机攻打驻守东、西、中施家峪村的陈三坎部。战斗从深夜战至第二天中午，迫使陈三坎部南逃新泰，从此打开了寨子乡的局面，使黄庄一带形势好转。
1941年2月，刘子升到蒙阴县经建科工作。1944年1月，他当选蒙阴县参议长。担任县参议长期间，他带领全体参议员在动参、组织地方武装、交纳爱国粮和医疗卫生等工作中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野店区流行痢疾、霍乱时，县参议会研究决定，在焦坡建立一处中药房，担负起救死扶伤的重任。没有资金，刘子升发动参议员募捐，组织群众刨挖野生药材，并请来黄庄房兆庆出任经理, 聘请中医刘诺、谢顺清为主治大夫。免费给穷苦百姓治病, 使众多痢疾、霍乱患者得救。刘子升忘我地工作，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得到上级的充分肯定。1945年春节期间，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政委罗荣桓曾亲自慰问刘子升。
（四）
抗日战争期间，刘子升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侵略者的仇视，敌人千方百计想杀害他。 他三次遇险，都凭组织营救和自身机智逃离虎口。
1938年3月中旬，黄庄起义的队伍开赴莱芜时，因命令紧急，起义部队走得仓促，有的人没有得到通知。刘子升把队伍带到红埠岭交给四支队后，便和房连三、桑洪文立即返回黄庄，又集合了5个人、2支枪奔赴四支队驻地。他们路经南冶村时，突然遭到秦启荣部王子笃营的包围，被扣押起来。
刘子升在南冶被押了几天，又被押解到莱城。这期间，刘子升等人利用国民党军队官兵之间的矛盾，做通了看守中一个姓宋的士兵的工作，与刘子升的老师许子翼取得了联系，请他赶快出面营救。
许子翼是前清拔贡，莱芜城道院院长，在莱城很有名望。这时四支队为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 于4月28日智取莱芜城，活捉了国民党县长谭远村和县大队大队长景肇铃。 经许子翼出面调解， 双方交换被俘人员，刘子升等10人一起被释放。
1939年2月， 刘子升在胡家宅召开成立寨子乡公所会议时，突然被陈三坎的便衣捕去， 被押送到秦启荣的司令部，关押了1个多月。
秦启荣派人审讯他，封官许愿进行利诱，并说只要为他们做事，便既往不咎。刘子升这次被捕，抱定宁死不屈的决心，慷慨答道：“忠臣不保二主！”
这时，正值日军大“扫荡”，秦部带着刘子升向东溃逃，把他押到沂水县胡家庄。一天夜里，刘子升趁看押他的士兵熟睡之际，挣脱了绑绳，逃了出去。
1942年初春的一天，刘子升到青冶行村找刘鸿轩等人召开秘密会议，夜晚就住在青冶行村。天不亮，村庄突然被日军包围了。他摸黑向村南突围，当跑到青冶行村南山时被日军机枪打伤了腿，由汉奸队抬到新泰城交给“红部”（日本宪兵队）。凡是押到“红部”的抗日人员，很少有活着出来的。日军想利用刘子升，一面给他治伤，一面审问，刘子升一口咬定自己是教书先生，不是八路军。折腾了一两个月，敌人提出条件，要他按时提供八路军的情报，只要答应，就立即放他。刘子升摇头道：“我一个教书匠，哪能知道八路的事！” 与此同时，党组织也通过地下工作者进行营救。地下工作者获悉后传话给他：“你先争取释放，出去后干什么不就由你了吗？”刘子升这才答应下来。脱离虎口的第二天，他就到抗日机关报到，又投入到抗日洪流中。
（五）
新中国成立后，刘子升当选为山东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和省政治协商会议首届委员。1950年8月，他担任山东省鲁山林场场长，1952年4月调任泰安专区泰山示范林场场长。他热爱林业工作，热心植树，身先士卒地带领林场职工封山造林，对鲁山林场、泰山林场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多次受到上级表扬。他对家乡的绿化也十分关心，曾经给予大力支持，并自在家乡栽植了一片苹果园。1957年退休回家定居后，每逢树季节，刘子升都上山栽树。80岁病卧在床时还念念不忘植树，他曾对孙子说：“你用小车推我出去，让我看看山上的树长得多大了。”他亲手栽下的树，一茬一茬地长成了材。
1968年，刘子升病情严重，时逢“文化大革命”，被造反派诬陷为“国民党”、“叛徒”。他已口不能辩，手不能写，于12月24日含冤去世，草草落葬。1972年9月，沂源县革命委员会到小上峪村为刘子升补开了追悼会，对其一生作了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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