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搜集坦克的同志，由炮兵三中队赵之一指导员领导，分组分头行动。我们组的同志，冒着大风雪，顺着敌人溃逃的踪迹，直奔峄县方向找去。这时参战部队已经后调休整，一时无法查清坦克的确实地点。一天，碰上了后勤搜集汽车的同志，得知西边鹅山附近有坦克。我们高兴极了，顾不得饥饿疲困，天近黄昏时，又赶了二十多里。雪越下越大，再也看不见道路了。鹅山究竟还有多远?前进的方向对不对呢?正在犹豫，忽然看到村头一户人家闪出一点火光。梅奇同志说：“进去打听打听。”我应了一声，就和他进到院内。
堂屋里烧着一堆火，一位老大爷正坐在火旁吸烟。一个中年农民坐在蒲草上脱沾满泥雪的棉鞋，旁边还躺着三四个怀抱着步枪熟睡的农民，看样子像是民兵。老大爷看见我们，忙站起来招呼：“同志，快进来暖和暖和。”我们真像到了自己家一样，毫不客气地跨进门，抖掉雪花就烤火。老大爷问长问短，非常热情。我们告诉他是到鹅山去搜集坦克的，因天黑下雪， 找不见路。 那中年农民一听，蹬上棉鞋抓起步枪，爽快地说：“走，同志，俺送您去。”从对话中我们知道这位老乡刚刚往部队上送粮回来，走了一百多里路还没休息，怎能再麻烦他呢！这位同志似乎看出我们的心事，紧接着又说：“同志，咱军民是一家，只要早点消灭‘遭殃军’，俺再跑个千儿八百里也没关系!”说罢拉着我们就走。
夜间在雪地上行走，倒很清亮，加上有个好向导，天亮前就到达了鹅山。
在鹅山附近的四马寨，我们发现了两辆坦克，一辆倾斜在路沟里，一辆机件损坏，一时整治不好。我和梅奇同志又奔往鹅山山腰的店子村，在一棵大树下，看到停放着一辆坦克，车体上用白色油漆写着“33”，旁边有一位步兵在守卫。我们把公函递给他。听他说这里还有一个步兵留守小组，看守着二十多个俘虏；这辆坦克在缴获时还轰轰地响着，因为他们不懂技术，只好看着，直到汽油烧光了才自动熄火。
坦克是找到了，可是下一步怎么办呢?就这样回去报告吗?不行。我俩琢磨着：要能开动一辆该多好啊！当晚我们在俘虏中了解有没有坦克兵。 可是这些俘虏见我们就口口声声叫 “长官开恩”，都说自己是步兵，再不就是伙夫。原来他们受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说什么 “共产党最恨坦克兵”，“抓到坦克兵先砍手脚后活埋”……他们大部是两广人，梅奇同志就以家乡土话和他们谈心，解释我军的宽大政策。后来，我们发现一个俘虏的腿上缠着层层破布，外面浸透了血渍，知道他是负伤了。梅奇同志就把身上仅有的一个急救包拿出来准备给他包扎，我也忙着去找开水给他洗伤口。俘虏们受了感动，有的要去抱柴，有的要去烧水，等把那个俘虏的伤口洗净、包好后，已到深夜十二点多了。他们似乎没有困意，都围拢来听我们的谈话。一个操着广东口音的俘虏压低嗓门说：“靠墙角的那位，可能是坦克兵，你们去问问看。”我和梅奇同志的眼光同时集中到墙角那个俘虏身上。只见他穿一件旧夹克，头戴一顶卷舌军便帽。我走到他身边，温和地说：“你是坦克兵吗?能帮我们把坦克开走吗？” 他阴郁地说：“开走可以，以后能不能让我回家？”我们又向他解释我军的政策，揭穿敌人的谣言，并告诉他：“你要是自愿参加到革命军队来为人民服务，我们最欢迎；如果一定要回家，我们发路费，开证明信。”他听了这话，愁容立时消失，声音也高起来：“33号坦克就是我开的，天亮后咱们一块看看去!”
天刚麻麻亮，我和梅奇同志就起来了。当时，我们虽然吃的是高粱煎饼，还是和步兵小组商量弄到一些白面，给俘虏做了一顿面饼。对这种优厚的待遇，他们虽然也有些半信半疑，但眼中都流露出感激的神情。吃罢饭，那个坦克兵和我们一同去看坦克。他钻进去检查了一番，从车门伸出头说：“没有毛病，就是缺油，需要特种的80号汽油和50号机油。”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有了汽油坦克马上就能开走了。但是在战场上到哪里去弄汽油呢？我们把情况向领导上汇报以后，华东野战军前线指挥部马上把我们找去。参谋处长陈锐霆同志见了我，亲切地说：“刚才陈司令员听说坦克没有汽油开不走，很关心，特别叫我找你们来问问需要什么油，准备通令前线所有部队，查清你们所需要的油料。”我听了这些话，心想：首长指挥着前线千军万马，对这点小事还这样关心。当我把找到坦克的情况及所需要的油料号码、颜色，一一告诉了陈处长后，他又再三叮嘱：“这是将来建立咱们自己特种兵的财宝，一定要设法把坦克开到后方去。”随后他又给我写了介绍信，叫我先到后勤去查找一下有没有所需要的油料。
我告别了首长来到后勤，终于找到了两桶80号汽油和50号机油。后勤的首长还派了汽车运送，并抽调汽车司机洪福仁同志前往帮助。我们在贾头见到了赵之一指导员，他带来了两个汽车驾驶员，还带来了解放过来的两个修理工。我们一块儿赶到四马寨。人多力量大，鹅山山腰上的33号坦克终于吼叫起来。随后，指导员又领着我们点火烧化冻土，垫平通道，用 33号坦克把陷在沟里的145号坦克拖了出来。
一辆一辆被抢救出来的坦克陆续开往临时集合地——汀水。当我们开着一辆满载坦克器材的汽车最后离开四马寨时，指导员赵之一从大队部开会回来，急促地对我们说：“敌人的先头部队已超到我们前面，赶紧行动!”汽车立即加大油门向后方开进。
车子在公路要道口停了下来。群众前来报告：国民党的军队白天已到了这里，天黑时，又撤回公路两边的山上。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了赵指导员，他果断地命令：“驾驶员闭灯前进!迅速通过!”我们有的站在车门旁边，有的趴到挡泥板上，仔细地观察道路，告诉驾驶方向。等我们冲过了要道口开灯高速北上时，远处山上的敌人放起的冷枪，引起我们一阵轻蔑的笑声。
我们赶至沂水时，去朱家窝、兰陵等方向的同志也先后抢修了四辆坦克。我们共抢修出六辆坦克，剩下的十七辆，一时无法修复，就拆下一批器材和零件，把车体炸毁。
不久，坦克大队在沂水王家庄成立了，隶属华东特种兵纵队特科学校。在召开庆祝特纵成立大会的这一天，人们怀着兴奋的心情，换上了整洁的衣服，敲锣打鼓地拥向会常我们坦克队的同志们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早早就给坦克打扮。车子前面挂上了毛主席的画像，五彩缤纷的纸花和小灯泡挂满了坦克，红旗在炮塔上迎风飘扬。会上，从远道赶来参加庆祝大会的邓子恢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首长，作了重要指示，号召全体人员勤学苦练，把技术学到手，为建设起一支强大的特种兵部队而奋斗!
坦克大队诞生不久，我们就接到紧急通知，继续迅速向后方转移。走到窝洛子村时，33 号坦克突然开不动了，我们只好停下修理。起初，我们企图依靠解放过来的技术人员。我们耐心地团结、帮助他们，从衣、食、注行各方面关心他们，盼望他们早些把坦克修好。哪知一天、两天，坦克还是一动也不动。急性子的老柳背地里老冒火：“这真他妈的活受罪，干脆把坦克炸了，找咱们的大炮去!”大家虽然批评他不耐心，可心里也都有一肚子气。有一次我耐不住问那个修理工：“你快一点好不好？”这一问却激恼了他：“坦克磁电机坏了，过去在徐州只有美国工程师才能修，我修不了，你们会你们自己修!”说着索性坐下来不干了。我转脸望望指导员，又想起了他在党员干部会议上讲的话：“现在，我们一定要把坦克开走，能把坦克开走就是胜利!”可是现在怎么办呢?发生了故障，我们不懂，解放战士对技术又有着浓厚的神秘观念。当时的战争形势不允许我们继续等待下去，党支部随即召开了支委扩大会议。会上决定成立技术突击小组，自己动手修理33号坦克。
工作一开始就不顺利。修理工把发动机电路搞了一下，可是发动机转了几下，冒出一股白烟再也不转了。这一下，一个解放战士又抓住了洋理，散布只有美国工程师用带有红绿灯的精密仪器才能修好的论调。赵副队长只好叫大家停下来休息，鼓励我们耐心想办法。这天晚上，我们几个人躺在铺上翻来覆去，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吭声，一个劲地琢磨着。第二天副队长领着我们分解附件盘。可是零件那么复杂，拆下以后怎么结合呢？于是我们想了个法子，拆一个零件，画一个记号，然后照着好的坦克，一件件安装，终于安装上了，大家高兴极啦。可是，有一个机件被搞乱了，一发动，不是排气管放炮，就是干冒气发动不着。
已经两天多没有正式睡觉了，饭也吃不下，好几个同志的眼睛都熬肿了。副队长也和大家一样，连日连夜在坦克上爬上爬下，累得眼眶都陷下去了。有一次我和史群、许舒良打着手电筒找工具，发现手电筒一按就亮，一松就灭，这个平常看来一点也不足为奇的现象，这时却引起了我们的特别注意：能不能用它来找汽阀开闭的时间呢?对，这办法可能有效!大伙一商量，就把想法告诉了副队长。经过研究，我们把手电筒的开关引出两条电线接在33号坦克磁电机上，摇飞轮找度数，果然得到了良好的效果。成功的消息使大家立刻忘记了疲劳，一夜工夫就对好了发动机的主要机件。天刚黎明，这辆过去由美国专家才能修好的坦克，今天在我们手下收拾好了，坦克又轰隆隆地发动起来。
一年以后，我们这支从无到有的坦克队，光荣地参加了排山倒海的大反攻，在济南城下和广阔的淮海平原上，用缴自敌人的武器，配合步兵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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