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太岳四纵队十一旅三十三团，驻在山西的侯马、曲沃城郊东城一带整训。首先以政治整训为主，教育部队认清形势，提高警惕。
我们九连新战士多，乡土观念重，离开屯留、襄漳地区以后，就嚷嚷开了：“看不见家乡的老爷山了。”一停战， 思想更加动荡起来。 有的人说：“和平了，我要回家看看！ “我们出来就是打日本的，日本打败了，还不回家?”……
请假条一张接一张送上来,政治思想问题不解决,整训练兵怎么能起劲?针对这些情况,连里把班排长召集起来,讨论如何处理一些人请假的问题。使我惊异的是,许多班排干部对这种松劲情绪不以为然。排长当中有两只“虎”,一个是一排长宋虎,一个是二排长赵金虎。这两人工作一向不错,特别是宋虎,打起仗来,真像一头猛虎。但是,眼下他们都各怀心事。赵金虎计谋着请假回家办婚事;宋虎有个腰疼病,到连部来开会,总是往铺上一歪,一个劲地揉腰。他们在会上,自然是不好开口谈自己,倒是互相帮腔。赵金虎替宋虎说:“停战啦,和平啦，对有些人的困难,应该照顾。譬如说一排长吧,他是个寒腰,岁数也不小了, 该…… ”宋虎忙接上说:“你提我做什么?我这腰疼病,是老毛病了。”停了一会,他又支吾地说:“眼下说不准还会打仗。枪一响，还顾得上这个。”赵金虎说：“嗨，还会打什么仗，和平了……”
“和平，和平，鬼才相信哩!”一个又粗又壮的声音，把赵金虎的话压下去。这是六班长陈炳昌。他瞪起眼，挥舞着铁锤似的拳头说：“枪膛还没凉，这个请假，那个回家，就不革命啦！敌人围攻我水东区，曲沃城里蹲着的那些地主，天天准备‘还乡’；特务到处钻，又杀人，又抢东西，这叫什么和平!”
陈炳昌粗大的嗓门，把屋子震得嗡嗡响。有的人低头抽烟，有的想和他争论又不好开口。宋虎不紧不慢地说：“六班长的话有理，敌人包围我们，地主‘还乡’，特务杀人抢东西，都是事实，但是现在还没有大打起来，真和平假和平还未见分晓，要看看再说。我们不能背着捎马子赶集，只看前不顾后，要准假，只能准个别真有困难的人。”
“叫我说，一个也不准。”陈炳昌又插上话来，“凡是要请假的，都是和平麻痹思想在作怪。”
讨论会一时沉默下来。有的人干脆不再发言，看我们连的干部的眼色。说实在的，对真和平与假和平问题，我们连的干部也认不太清。但在党中央毛主席长期领导下，有一条我们是懂的：抗战胜利，不等于革命成功；革命不成功，就要牢牢地握紧枪杆子。如今刚刚停战，决不能松劲。
这天的会，就暂时作了这样的决定：对要求回家的人不准假，分别进行谈话。谁知，隔天一早，我还没起来，听见院里吵嚷起来。接着，通信员跑进来说：“指导员，贾丑旦开小差被抓住了!”
贾丑旦？他开了小差？我不禁一愣。这是屯留参军的战士啊！他当过长工，给地主放过羊，是含着苦水长大的一个穷孩子。来到部队虽然进步较慢，但思想单纯，能吃苦，他怎么会逃跑呢?我急忙走出去，见好多战士围着贾丑旦，对他说：“你呀，真是糊涂!”“你呀，给咱屯留县丢人”吵吵最凶的是六班长陈炳昌。我让围着的人散开，把贾丑旦领到连部，让他坐下，安慰了几句，就问他：“丑旦，你为什么要开小差呢?”
他两眼汪着泪水，又害怕，又难为情，怯生生地说：“我想家，听说村里要分地，我想回家看看去。”
把贾丑旦开小差和连队最近发生的一些情况联系起来想，我觉得问题都出在一条根上，那就是停战使有些同志产生了“解甲归田”的思想。和王副连长商量后，决定不给贾丑旦处分，谈了一阵话，启发他的阶级觉悟，然后让他回班去。
贾丑旦很受感动，抹去脸上的泪说：“指导员，你放心，我再也不跑了。”贾丑旦态度很好，坚决留队，但这并不等于解决了思想问题，全连的思想问题更没有解决。
就在这个时候，上级布置了形势教育。集中上课后，发下一个题目让各班讨论：国民党反动派也喊和平,是真和平呢,还是假和平?讨论会十分热烈，战士们说法不一,争得面红耳赤。会上谈,会后争,集合到场子里开饭时还是争。我还看见一个近似游戏的场面：六班长陈炳昌端着饭碗,见和他争论的人很多,便把碗一放，摸起条扁担一横，说：“来，来，赞成能真和平的,站右边； 认为不能真和平的,站左边,站好了再一个一个讲，不要乱喳喳。”
人群往扁担两旁分开，左右两边的人差不多各占一半。陈炳昌自然是左边的一个。还有些人站在扁担两头，那意思很明显：一时拿不定主意该站到哪一边。贾丑旦在一旁瞅着，他大概怕难为情，没参加进来。忽然，活蹦乱跳的小战士张浩义跑来说：“我也算一份!”
张浩义，是我们连最活跃的战士，打仗好，团结好，样样都好，陈炳昌原来以为他一定会和他站在一边的。谁知，张浩义往右边一跨，和他唱的是对台戏。
陈炳昌拉着张浩义的胳膊说：“过来，你怎么也站那边?”
“别拉呀!”张浩义说：“站在这边的，也不一定想回家呀!”
两边的人各说各的理。陈炳昌这边的人说：“你不想想蒋介石是干什么吃的？咱们要革命，他要反革命，能和咱们讲和平吗?”
张浩义那边的人说：“停战令下来了，蒋介石在上面签了字的，还会变卦?”
“蒋介石从来是翻脸不认账的!”
“还有执行小组呢!”
“……”
两边的人争论不休。陈炳昌声音虽然高，却说不服那边的人。特别是一提到停战执行小组，提到美国人调停，陈炳昌他们就驳不回了。
我想，用排队的方法不能解决思想问题，应该用事实，用革命道理来教育大家。正巧，这天接到一个通知：驻临汾的第十三停战执行小组，到了侯马。当地群众准备开会欢迎，我们连也前往参加。
我们赶到会场时，戏台的前面广场上，已坐满人。
等了好久，传来了汽车的喇叭声。我党代表陈赓同志下车后，接着走出的是美国代表贝尔上校，和国民党代表沈国甫。〈尔挺着胸，仰着头，耀武扬威地走上台后，便装模作样地大讲“停战”“和平”，吹嘘美国人的“公道”和“无私”。这家伙对阎锡山违背协定向我解放区进攻的罪行一字不提，反而颠倒是非，指责我解放区军民的正义自卫行动。老乡们听不下去了，台下有人高喊：“自从停战令公布以后，阎锡山的部队不断破坏协议，三番五次出兵抢劫。这叫‘停战’？”“他们在侯马附近的东西高村，烧杀了半天，抓去了好多人。这叫‘和平’？”紧接着，许多人拥往台前，把控诉阎军的罪状纷纷递上台去。〈尔根本不理，还是仰着脸讲他的“公道”。群众愤怒极了，齐声高喊：“反对蒋介石打内战!”“我们要真和平!”“追查破坏停战的罪犯!”……
贝尔先是冷笑，而后直愣愣地站着。国民党代表沈国甫坐在台上，一个劲地抽烟。他们乘我党代表陈赓同志在台前同群众答话和接转状纸的机会，站起来从后台溜了。人群像潮水，涌到汽车前，围住不放。忽然，人群中挤出一个老大娘，她是东高村的，几天前国民党军队杀死了她丈夫，烧毁了她的房子，抓走了她儿子。她抓着汽车的门，又哭又叫：“你们杀我的亲人，烧我的家！这叫什么和平！还我的亲人还我的家呀－…”老大娘哭成个泪人，悲痛的声音，使许多人都流出了泪。
美国代表坐在汽车里，摇动脑袋笑着说：“这是不会发生的事。”人们指着他的鼻子要他去调查，他却还是龇牙咧嘴地一动不动。他的所谓“公道”和“无私”，赤裸裸地暴露在广众面前了。群众更是怒不可遏。美蒋代表看着形势不妙，急忙把车开跑了。
开始战士们看到美国代表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心里很不愉快，现在又看到他们那种傲慢、冷漠和颠倒黑白的态度，肺都要气炸了。返回连队的路上，大家议论纷纷：“我看，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穿的是一条裤子。”“美国的代表简直毫无人性！老大娘扒着汽车哭，他却坐在里头笑。”“美国代表说回去保证处理，我看他是骗子，要真处理，怎么不好好听听告状人的话，连状纸都不接呢？”六班长陈炳昌的声音最高，隔老远也能听见。贾丑旦低着头，很少言语，偶尔仰起黑黑的圆脸看看别人。最爱吵闹的张浩义，两天前在饭场上还和陈炳昌争得面红耳赤，今天也不作声了。从同志们的言谈和情绪上，我感受到侯马的大会是很好的一课——认识美帝国主义真面目的一课。
第二天，我们召开了支部委员会，在群众控诉的启发下，决定在连里开展一个控诉运动。这时我们还没有组织诉苦运动的经验，就像开大讨论会一样，全连集合起来，让大家“谈苦家常”。场上沉默片刻，第一个站起来的是贾丑旦。
贾丑旦本来是爱说话的，打从上次开小差以后，自觉不光彩，班务会上都不大吭声。现在他又发言了。他低声地说：“同志们，要说苦家常，我三天三夜讲不完。我的老家本是河南，荒年一来，交不起地主的租，全家讨饭到了山西，落户在屯留，从十三岁我就替地主放羊，冬天睡觉身上没搭过被子，刮风、下雪就钻进羊栏里，抱着小羊羔取暖！ ……”他讲着讲着，泣不成声地说：“我苦，我……穷，穷得我没个大号啊！我从小叫丑旦，长大了还是这个名！地主家的人，都叫我‘臭蛋’碍…”他两眼糊着泪水，再说不下去了。
全连的同志，哪一个不是从苦海里爬出来的!哪一个心里没有一本血泪账!大家听着听着，低下头去，每人眼里都汪着泪水。会场上一片哭泣声。接下去，这个站起来说，那个站起来讲。有的人讲着讲着，嘶声呼喊：“地主喝穷人的血，熬穷人骨头，他们的靠山就是蒋介石啊！“蒋介石跟地主一条根，他们是不会让咱们翻身过好日子的！有的同志当众检讨自己“忘本”。……
这天晚上，我从一班回到连部，只见床上放着几件便衣，还有检讨书、决心书。通信员说，是二排送来的。看看检讨书上的签名，有几个是前些时候写请假条的战士。其中有二排长赵金虎的名字。侯马的群众大会，使我们这些同志开始丢掉了幻想，提高了警惕，连续好多天以来的阶级教育，更使同志们擦亮了眼睛。
不久以后，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准备应付国民党挑动内战的指示精神，传达贯彻到了连队。为了进一步做好战争准备，部队投入了紧张的大练兵热潮。全连干部、战士，斗志昂扬，精神饱满，不论刮风下雨，起早贪黑，积极苦练战术技术。
经过这一段的形势教育和练兵，使我们的眼睛更亮了，刀磨得更快，枪杆握得更紧了。与此同时，我解放区军民从各方面做好了准备。一九四六年六月，当国民党反动派向我发动全面进攻的时候，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解放区军民，便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和坚强的战斗意志，投入了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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