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的处境还很困难。自从一九四一年主力向津浦路东转移后，直到一九四四年秋天才恢复了路西地区，所以豫皖苏边区的敌人仍是很猖狂，设立稠密的据点，搞划区封锁，什么鬼名堂都有。这可苦坏了我们搞供给工作的。因为后勤部门不像部队战士那样一支枪，两条腿，到处可转，我们总有一些“家务”。如军械器材啊，军需物品啊，加上每次战斗中同志们缴来的战利品，行动起来非几十辆车子拖不行。但那时哪有汽车，更谈不上火车，只能用北方老百姓使的牛车。俗语说：“老牛拉车——拖拉劲。”你想，用这样笨重的车子咋能解决问题！这慢还不说，我们还要赶着牛车在敌人的据点之间穿插，三等机会，四等有利，往往车子运到部队又走了。
眼看天气就要冷了，战士的棉被还没有着落，坏了的武器也需要修理，我们多么需要一个相当稳定的后方!可是在敌人据点林立，敌、伪和顽军夹攻的情况下往哪里去找呢!大家都在为即将来临的冬天伤脑筋。
一天下午，郭金林部长给我一个任务，说是要我带一些人去购置军需品缝制棉被和设立修械所。老实说，接受这个任务我是挺乐意的，可是一听是往肖县的黄桑乡去，我又犹豫了。黄桑乡我听说过，是一个出色的游击区，那里人民都是好样的，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一直坚持着游击战。可是自己究竟没有去过，而且听说在它的东南面就是曹村车站，驻有伪军一个团及一部分日本鬼子。要到那里去收购东西，建立工厂，要是敌人出来了怎么办！我向部长说明了我的顾虑，首长却一口说定没有问题，并且为我介绍了那里的乡长史珍，告诉我，这是一个好乡长，至于怎样好，见了就会知道。临走郭部长交给我介绍信时，还特地拍拍我的肩膀说：“老赵，没问题，去吧!一切史乡长都会帮助你!”
当天夜里，我带领了一伙工人，和一排警卫人员，大家挑着机器负重行军，摸黑穿过敌人的据点， 拂晓前才赶到黄桑乡公所所在地——土盆。
我很想见到那位身材魁梧，神采奕奕，斗争经验丰富的史乡长，因为打从首长介绍后，在我的心目中，这个乡长该是这样一个不平常的大汉。可是民兵介绍给我的史乡长却完全不是我想像的那样，而是一位小个子，面孔又黄又瘦，一对由于睡眠不足而发红的眼睛，老是 “夹挤”、“夹挤”的，看来还不到三十岁，身上披着一件黑夹袄，腰里缠条蓝布，倾斜的肩头上搭着一只布搭肩。他一手接过介绍信，一手揉眼睛，看看信又看看我，停了好一会才说道：“噢!你是赵股长!”他说话很慢，象每个字都是临时想起来的。我急着想了解一些情况，可他就是慢悠悠的，他要我先休息，说一切他都会安排的。他亲自领我们去号房子，安置大家住下。说也怪，谁家都对这个看上去非常平常的青年很尊敬，连孩子看到他也叫“好乡长”。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我躺在床上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就是他。他不多说话，冷冷地告诉我，房子已弄妥了。他交给我一张纸，上面的字歪歪扭扭，写着哪家住什么人，哪家安插什么东西，连那部缝纫机放在哪里都安排好了。他披着一身露水，眼睛更加充血、发红，眯成了一条线。这时我才知道，昨天下半夜我们来后，他忙得没睡。他催我去吃早饭，说吃过早饭再去联系购布的事。没待我说个谢字，他扭头就走了。我走出门，看见老乡们围着我们的同志，手里端着菜饭，说是乡长通知他们送来的。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在黄桑乡吃了第一顿饭。
收购工作开始了，我们整天忙得没空，史乡长也同我们一起忙。我们对这地区的集镇不熟悉，他充当向导，为我们沟通联络。每次他带我们出去收布，总像是个老行家。他熟悉各色布匹，看得出经纬稀密，懂得布面宽狭对于裁剪是否合算。任何布他只要看一眼，摸一摸，就知道是洋纱还是土纱，是新纱还是旧纱……有一种从鲁西过来的用旧棉花纺织的孬布，价钱很便宜，起先，我们不懂，想买它， 他知道了， 瞪着眼批评我们：“公家的钱咋能胡乱用!”
他工作很忙，可他还抽时间帮我们撕布。他一家家地去动员妇女、民兵，组织突击队，帮助我们尽快地完成缝制棉被的任务。要是你劝他歇歇，他又会冷冷地反问你：“咋，这事我不能沾个边?”
我们在那里，晚上睡觉，得把东西捆好，随时准备行动。而使人最烦恼的是：棉布越来越多，一有情况，疏散困难。我正在小屋里来回踱步，为这事想办法。忽然史乡长走进来了。
“老赵，怎么啦?光在那里转!”他看出我有心事，像哥哥关心弟弟似地问我，一边说，一边挤着那对睡眠不足的眼睛。
“没什么。”我真不愿意再打扰他，因为，近几天的收布工作已经够累他的了，而且他还有乡里的许多工作。可是他就不罢休，非打破砂锅问到底不可。我只得说了。他听我说完，就手揽下，说把这事交给他去解决。他跑出门去，过了一会就回来了。原来，他动员大家共同保管：哪一家代部队缝多少，就负责保管多少。不用半天，堆积如山的棉布就疏散好了。当我看到他拿了几块棉布，用自己的破衣服破被子包起来分送出去时，我说不出一句感谢的话，只是紧握着他的双手。
一天夜里，已经是十一点多了，忽然听到狗吠声，我急忙从床上爬起唤醒大家。这时哨兵也进来报告，说是有一伙人向我们驻的地方走来。为了应付紧急情况，我们急忙做好了战斗准备。我们一开门，民兵队长领着民兵来了，他们一个个左肩上扛着扁担，右肩上挎着长枪，说敌人出发“扫荡”了，他们是来帮助我们转移的。我正想找个地图考虑往哪里撤，民兵队长却告诉我，一切乡长给安排好了，连走哪条路史乡长也给计划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走!
“史乡长现在哪里?”我急着问。说实在的，几个星期来的接触，我已经完全相信他了，总觉得不应该离开他，现在他没有来，我总放心不下。
“他留在乡公所里，敌人一来他得周旋。没问题，赵股长，走吧!”民兵队长看出了我的心事就安慰我。
我们开始转移了，人、机器全往大山里走，在民兵引导下，越过龙岗山，来到西村。一到那里，早有史乡长派去的人给安排了住所。民兵队长还告诉我，史乡长要我们在这里好好休息，一有情况，马上会通知我们。但我怎能安下这颗惦记的心啊!
这一夜中,只听得不断传来人声、狗吠声,敌人在动,我们也在动,群众大批大批地离开黄桑乡,向龙岗山和其他的一些山岗转移,妇女、小孩、老人成群结队地走,沿途都有民兵护送。只听得沙沙的疾步声,轻微的咳嗽声。在西村和附近的庄子里,转移来的人们和包袱等东西，挤满了土屋、窝棚。这么一支庞大的转移队伍,却井然有序，杂而不乱,这需要多么周密细致的组织工作啊！我虽然没有看到史乡长，却觉得他就在队伍的前面，领着大家前进……
第二天天没亮，我就爬起来，带着警卫排想去村里看看，走不多远，忽然隐隐约约看到东南方向几个高山头上有人影。
“是敌人?难道村子给占领了不成?史乡长为啥不早报个信来?”我心中升起了一个个疑团，立即命令部队就地隐蔽，以便摸清情况后，再决定行动。
天渐渐地亮了，东方由黑变白。一会儿，白煦煦的天空又加上了一层红色。我用望远镜看去，不觉惊喜地叫了起来：“是……是他们１原来，站在山上的正是我们的民兵。我们忘了一夜的困倦，怀着感激的心情跑上山去。我抓住民兵队长的手，不知说什么才好。停了一会儿，我又发现史乡长不在人群中。
“赵股长，找乡长?他正忙着呢!”民兵队长看出我在找他，这样连问带答地告诉我。我想到他一夜的疲劳，就急着要去看看。
我跑到乡公所里，他正偏着头伏在那里写什么。他一面揉眼睛，一面抓头皮，又像在思索什么。他的搭肩还搭在左肩上，好像远道归来，刚刚坐下。他一看见我进去，就赶紧跑过来：“老赵，吓了一下吧!”还是他先开口，说完他笑了。
“当兵还怕吓!”我知道他在和我说笑话，便愉快地回答道。
“不怕吓那好!”他又使劲打了我一下，停了一会，严肃地说：“过了，搬回来!”至于昨晚他怎样一夜未睡，怎样组织转移分散在老百姓家里的东西，怎样蒙混和周旋敌人，他压根儿没谈。我看着他，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激。
“你为大家一夜没睡？”我明知道他是这样，好像不这样问一下，心里总不舒服似的。可他一听，反而不安起来。
“老赵，说这干么!”显然他不愿意我这样说他。停了一会，他又告诉我：“你歇歇，我正在写报告。”原来，他正在整理关于转移工作的报告，当然，里边主要的一项是部队存放在群众家里的军需品的情况。事后，他约我一起去检查，要是看到公家的东西群众有一点没有放好，他就认真地指出来，甚至自己动手摆弄。
我们在那里驻了一个多月，工作很顺利。别说旁的，光军用棉被就缝制了一千多床。我们在那样四面是敌人的环境里做成，还要想法运送出去，困难是可以设想的。
我们要走了，史乡长一听到消息，马上来找我。我坐在他旁边，这个不常说话的人，那天话忽然多起来，说这，说那，没有个完。说心里话，那时我打从心底里喜欢他。我想找一样最好的东西送他，但那时，身上除了衣服还有什么！我东也找，西也想，终于记起了别人赠给我的几颗子弹。于是，我把它送给史乡长。他接到手很高兴，把它揣在怀里。那天晚上我们说得很多，时间也很长。
第二天，我们要走了，但一清早找不到他。当我们刚要走时，他气喘喘地跑来了，后边还跟着一批拿扁担的人。
“老赵，来，担子!”他一边说着一边往人群里钻，原来，他又在为我们组织担子。
“史乡长，你……”我拍着他的肩膀很过意不去。
“最后一次!”他还是“夹挤”、“夹挤”着眼睛，小小的个子，黑夹袄仍旧用一条老蓝布缠着。
“史乡长，最后说一句，可你别生气!”我知道他的脾气，不愿别人说个“好”，先打着预防针。
“说吧！他笑笑。于是，我也像他平时那样使劲地拍着他的肩膀：“我说史乡长，你才真是我们供给部的军需股长，离了你，我什么也干不成!”他听我一说，脸一红，停了一下：“唔!你说我!我靠谁?靠大家，靠人民，离了他们，我能干什么!”他又笑了，大声地笑着，于是我也笑了。
我默默地想着史乡长的话，对我有着很重要的启示：我们的后勤工作，依靠的就是像史乡长这样的地方干部和像黄桑乡这样的抗日人民！我一面想着，一面离开了那里。直到我们踏上龙岗山的背脊时，还远远地看见史乡长和群众站在村口。不知道他是不是看到，我在老高的山头上向他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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