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动派的镇压，不但不能使学生们屈服，反而激起了学生们以及各界人民更大的愤怒。无数工人、店员、教师和农民络绎不绝地来慰问受伤学生，并发动募捐来援助学生的“抗暴运动”。广大人民的支援更加鼓舞了学生们的斗志。十一日，重庆学生又发动总罢课，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恐怖罪行。此后他们的运动仍继续发展，从未终止。
当“抗暴运动”正在高潮的时候，国民党的重庆市警备司令孙元良跑来找我。他的口气表示，他知道运动是我们鼓动起来的，希望我们帮助他们去制止学生运动。我说：“学生们的‘抗暴运动’，出于爱国至诚，绝非哪个人鼓动起来的。他们的行动是正义的，谁也不该去制止，而且，制止也是不行的。”同时我严正地指出：“特务打人，实在无理，你们只有依法惩办特务，才能平息学生们的愤怒。”孙元良见无结果，只得怏怏而去。第二天，张笃伦又来了，他一见我就说，学生们逼得他受不住了。他还说我们报馆有人参加到学生里面，并指责我们的报纸登载鼓动学生的消息和言论太多了。他最后并威胁说：“这样下去，迟早要搞出乱子来的。”我严肃地回答了他，把他打发了回去。这时我已感到，对我们的严重的迫害即将到来。从他们两人的谈话中，我估计他们的迫害很可能首先针对着学生运动和《新华日报》。
当时的学生运动仍在蓬勃地发展，国民党反动派对此非常头疼。眼看二月二十二日就要来到，估计到他们会利用“二二二”反苏游行的周年纪念来搞我们，于是我们有意把反美运动扩大和延长，以抵制他们卑劣的行径。这样就使他们终于未敢在二月二十二日作反革命的发动。
至于《新华日报》，更是他们的眼中钉，他们无时不想把它搞掉。还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当我们在《新华日报》上转载了《驳蒋介石》一文的时候，他们就曾经企图下手，但终因整个形势对他们不利，使他们未能如愿。为此，他们后来还捏造了一些团体，到柳州法院去告我们，说我们侮辱了“国家元首”，想借此来打击我们和封闭我们的报馆。柳州法院把这一案件转到了重庆，我们法律界的朋友们即来帮忙，他们充分利用了合法斗争的条件，结果迫使重庆法院不得不这样批示：查我国法律无侮辱元首之条文，如系诽谤，须本人起诉。蒋介石怎样到重庆来和我们打官司呢?反动派的诡 计于此又完全落空。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蒋介石由于军事、政治上的一连串的失败，已经和我们撕破了脸皮，不再有所顾忌了，看来他是一定要拔掉这个眼中钉的，我们必须沉着地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
这时，全国的形势对蒋介石更为不利。蒋介石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遭到严重的失败，特别是在山东失败得更惨。一九四七年一月中旬，我军一举在鲁南峄县、枣庄地区歼灭它五万三千余人，并活捉其整编师长马励武和周毓英。为了取得喘息时间，准备重新进攻，蒋介石经过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我们要求，允许他派张治中到延安进行“和平谈判”。这一新的骗术立即为我党彻底揭穿。接着，一月底至二月中，我军又打败了陈诚在徐州亲自指挥的所谓鲁南之役，歼敌四十二集团军第一、二师全部，并生擒郝鹏举。至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我军又在鲁中莱芜地区获得辉煌胜利，将敌军七个整旅六万余人一举歼灭，其“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和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皆被我生俘。至此，蒋介石对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基本上被粉碎了。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改变了他的军事进攻方针，把他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而将其两个进攻的矛头指向山东和陕北。既然进攻陕北，势必要最后关闭和谈之门。因此他决定驱逐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机关和人员。为了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我们早已作了充分的精神准备。还在一九四六年的冬天，我看到环境一天天的险恶，就深深地感到必须对我们的干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要加强革命气节的教育。为此，我特地把毛泽东、刘少奇等同志的一些文章和党中央的若干文件，编印成一本名为《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际》的小册子，以供同志们学习。在学习过程中，我还为大家作了许多次讲演，把从古到今著名的民族英雄和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向大家讲述。这些讲演，也曾在一些进步分子和民主人士中举行。当我讲到那些英雄烈士慷慨就义的时候，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而我自己的情绪也特别激昂，有时不禁声泪俱下。那时我和大家的精神简直已融成一体，彼此都受到深刻的感动。我从人们坚毅的神情里得到这样的信念：只要我自己能以身作则，临危不惧，我们的同志也一定都经得起任何严重的考验。
一九四七年二月下旬的头几天，重庆有些民主人士从司徒雷登发表的声明中，知道了国民党要我们撤退的消息。他们有点恐慌，跑来问我们是否撤退。我说：“我们是国民党政府请来的，除非它有明文要我们撤退，和我党中央来了命令，我们是绝不会走的。司徒雷登是外国人，他管不了我们国内的事，更无权过问我们党内的事。”过了两天，《大公报》有人打电话给我说，南京有我们撤退的消息，我同样地回答了他。因此，《大公报》登的不是我们要撤退的消息， 而是我的不撤退的谈话。这时，恰好传来了莱芜大捷的消息，我们 的报纸特地用大字把它登出来。人们看了这个消息，都异常兴备。我于是对民主人士说：“国民党的垮台是注定了的，它即使把我们逼走，对它也无济于事。”
由于事前已经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所以国民党来包围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并不感到突然。二月二十七日深夜，国民党反动军警百余人，突然包围了我们的联络处——曾家岩二十三号(就是以前恩来、董老两同志住的五十号办事处)。一阵猛烈的打门声，把我们的同志从睡梦中惊醒。一时，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极端无礼地冲进了我们的大门，他们翻箱倒柜，到处搜查，形同盗 匪。把我们的同志都强迫集中于楼下 客厅之后，他们又蜂拥上楼，闯入我的卧室。我穿衣急起，质问何事?他们声称：“为 ‘保护’你们的安全，要你们撤退。” 我问他们有无公事？他们的一位杨处长说“有”。我接过一看，知是孙元良来函，要我们于三月五日前撤退。我当即声明：“我党驻京、沪、渝的联络处，是你们政府允许设立的，非有你们政府的明文和我党中央的命令，我们一定要坚守我们的岗位，不能撤退。”旁边一便衣特务插嘴说：“你们破坏和谈，称兵作乱，与人民为敌，使人民不能安定……”我一听十分气愤，严厉地反问他：“谁与人民为敌?谁破坏和谈?谁在积极打内战?谁使人民生活不安? 你看，我们的对面，就是你们的兵工厂，数月以来，日日夜夜在赶造军火，请问这是干什么的？你们到处征兵征粮，急如星火，把一切交通工具，全作军运，一切都是战争状态，谁要打内战还不明白吗？”他见我声色俱厉，就表现十分狼狈。于是那位杨处长上前来说：“请先生把公文看完，如果油印的不清楚，这里还有一份笔写的，上面还有司令愿备车并派人护送回延安等事，请先生不要着急１我这时最担心的是怕他们危害我们的同志，因此特地对他说：“你们半夜三更来此胡闹，简直无理已极，你们绝对不能捕走我们一个同志！我要去找孙司令、萧参谋长、张市长谈谈，一切谈后再说。”这时他们才对我说明，同志们已经集中在楼下客厅里。我于是赶紧下楼去和同志们见面。大家一见我，就指着那批军警，控诉他们乱抢金钱、手表和衣物等等的暴行，一时人声沸腾，群情激愤。我见同志们毫无惧色，便对大家说道：“孙元良司令有公事来，要我们撤退。但是，我们非有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明文和我党中央的命令，是誓不撤走的。我们要坚持我们共产党人的立场，保持我们革命者的气节。至于军警们不先给公文即破门而入，并且肆意搜查，是完全不对的。我要去见孙司令、张市长，一切等我回来再说，现在我就去打电话”。但是，电话早被他们切断了，打不 通。他们见我很生气，便来说道：“吴先生年老了，请上楼休息吧！天明后，孙司令就会来的。” 我说：“你们如果让我的同志们都回房休息，我就上楼去休息，否则我要和我的同志们在一起。”他们说：“他们在此地也可以休息，还是请老先生休息去吧！这时，同志们都来劝我。我估计同志们的安全暂时不会有问题，才回到楼上房里去。这时，我们的联络处已经变成了一个临时的集中营，数十名军警和许多便衣特务来来去去，四处梭巡。在这样严重的关头，我的肩上又担负着如此重大的责任，我必须想出正确的对策，以维护党的荣誉和保障同志们的安全。我反复地考虑了当时的整个形势和眼前的具体情况，想到：既然我军在不断地取得胜利，全国的民主运动又日益高涨，有了这样坚强的后盾，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国民党会不会像在皖南事变时对待叶挺同志和新四军那样来对待我们?一般地说它现在还不敢那样，但也不是绝对地不可能。它会不会把我们全部安全地送回延安？它绝不情愿，但要取决于我们的斗争。最大的可能是：表面上说把我们送回，而又尽可能地来分化瓦解我们。因此我们的同志必须团结一致，坚决斗争！至于我自己的安全，由于年纪大，又是政协代表，条件要比同志们好得多，我必须挺身出来，领导同志们一起战斗。有没有危险呢？当然也会有的。但早年参加革命，既已不顾一切，现在偌大年纪，尚有何可惜……想着，想着，有时眼前忽然浮现出邹容烈士的形象，有时又出现杨闇公同志的形象。这些形象虽然一刹那就逝去了，但是我的斗争决心却更加坚定起来。就这样，不知不觉地便到了天亮。
第二天(二十八日)十时左右，孙元良来了。他毫无表情地把他的公文复述了一遍。我也把我们的态度告诉了他，并且严正地向他说：“我们要坚守我们的岗位，不怕任何压力。我现在是已近七十岁的人了，从同盟会辛亥革命以至现在，一切革命运动我都参加过。自参加革命以来，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常想得一适当的死所，此地或者就是了。人谁不死？只要死得有价值，死一个人可以激励起千万个人来。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有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的。我要为革命党人共产党员保持最高尚的人格。现在和谈虽停顿，但门尚未关死，你们此等行动，将最后关死和谈之门。你们知道这种关系吗？”我越说越激昂。他虽毫不感兴趣，但也只好听着。我要他撤退监视的军警，他说：“为慎重‘ 保护 ’起见，不得不如此。”我要求去见行营参谋长肖毅肃和重庆市长张笃伦，他说他可以去和他们商量。我又问他《新华日报》报馆的情形，他说情形“很好”，请我放心。是的，对于同志们的斗争精神，我是放心的。但是，在这般豺狼横行的地方，对同志们的安全，我怎么能放心呢？我于是提出要和《新华日报》社的负责人熊复和于刚同志见面。孙元良无法，回答说可以转告。孙走后，我即拟电致张群(他仍是蒋介石的重庆行营主任，当时在南京)，抗议二十七日的军警暴行，说明我们的坚决态度，并要他电告重庆 警备司令部立即撤退监视人员，让《新华日报》继续营业。此后，我即利用时间，向同志们讲革命故事，以激励大家斗争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讲先烈们可歌可泣的事迹，更加感动人心。不仅我们的同志都凝神谛听，有感奋而泣下者；连那些监视我们的国民党士兵(他们大部分都是青年学生出身)，也都慢慢地围拢来听，有的人也似乎颇受感动。
由于过度的紧张和兴备，并且没有休息，我身体有些不适。他们想给我找医生看病，我拒绝了，但要求由我们自己找医生。我觉得这样靠得住些。三月一日下午，平常即很同情我们的薛大夫来了。他看完病之后，故意大声地说：“血压高，要绝对的安静!安静!”我便趁此把监视我的人赶出了我的房门。午后六时许，肖毅肃和张笃伦来了一趟，肖对军警的无礼行为，竟佯装不知。接着，到晚上，重庆美国副领事布德持董老来电说：“美国飞机将于五日及六日各来一架，各载五十人飞回延安。”我说：“两架飞机怎么能载得下？必须至少添四架，我一定要同大家一起回去，否则我绝不走!”我最担心他们采劝分割”我们的办法，以便在途中尤其是在西安谋害我们的同志，因此坚决要求要肖毅肃代电张群，必须多准备四架飞机，他答应了。那些监视我的军警特务，特别是那些当官的，见美国人来，表面上对我都很客气，因此，以后对我们也客气多了。这种没有骨头的奴才习气，实在令人可笑而又可恼。
和联络处一样，二月二十七日晚，我们在乡下的《新华日报》馆和在城内的营业部、宿舍，也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的包围和搜查。这三处的同志们都被他们拘禁在乡下的报馆里。但是，我们的同志和国民党的军警特务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他们雄壮的歌声响彻云霄，使周围的群众听了也感到激愤。三月二日，熊复和于刚同志在宪兵和特务的监视下来向我汇报情况。于刚同志刚说话，一个特务即气势汹汹地说：“只许讲四十五分钟１我立刻火起，严厉地问他道：“为什么？我们不是囚犯，难道连讲话的自由都没有了吗?我准备讲三个钟头，要趁我还没有死，把话讲完。”那个特务就此不敢作声了。他们两人汇报完毕，我对他们说： “国民党这次暴行，是它要最后关死和谈之门，决心内战到底。我们要保持共产党员的人格，不怕牺牲。我们在重庆、成都、昆明（那时，除重庆外，成都、昆明尚有《新华日报》分销处）的三百八十人要团结得像钢铁一样，不怕任何压力。我们牺牲一个人，会有一万个人来代替……”我越讲越兴奋，特务们想来制止，我于是更加上劲，讲个不停。同志们怕我又累了，劝我不必讲了。临别时，我又要他们两位回去告诉报馆的同志们，要团结得像钢铁一样。于刚同志大声地回答：“我们一定 不怕!”态度异常激愤。所有在场的同志都很激动。
从此以后，我又有意地向那些监视我们的军警，特别是对其中的青年做些工作。我继续给他们谈话、讲故事，并送些书给他们。慢慢地，他们的态度有所改变。他们的一个连长也曾来要求我题字，我便顺手给他写了一句“为革命而奋斗”。谁知他见此作何感想?
三月八日，孙元良和一位什么连长同我坐在一辆小汽车里，一左一右，把我“护送”到了飞机常但到机场一看，却只有两架飞机。我非常生气，坚决不走。这时孙元良很着急，反复说保证第二天一定还来三架飞机。经了解：那三架飞机没来，确系临时气候原因，次日一定可到。而同志们经分析后，也觉得情况属实，劝我不必担心，可以先走一天。这样，我才上了飞机。要回延安，我心里是多么高兴啊！但对重庆，却又有些恋恋不舍。它是我的故乡，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我怎能任它老被反动统治者去蹂躏践踏呢？重庆，我是一定要回来的，而且我相信，当我回来的时候，你的面目一定要焕然一新。
第二天，其余的同志也都胜利地回到了延安。
与我们的撤退差不多同时，我们在南京和上海的机关和人员也都撤退了。
接着，蒋介石不顾一切后果，令胡宗南所部国民党军进攻延安。三月十五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的三中全会上宣称国共破裂，决心作战到底。把和谈之门彻底关闭。十九日，国民党军侵占延安，吞下了一颗致命的炸弹。果然，不久之后，我军即粉碎了国民党军的所谓重点进攻，并即转入进攻，终于把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最后消灭。
解放战争初期的这段经历，一直铭刻在我的心底，永不能忘。这段历史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对反动派绝不可存不切实际的幻想；必须用革命的两手来回击反革命的两手；必须坚定地依靠人民，同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人民革命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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