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在苏联红军的打击下，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经过八年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中国人民，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该是多么的兴奋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却一面下令解放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解放军进行反攻、收复失地；一面又令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以待蒋党去“接收”。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实行蒋日合作与蒋伪合流，其目的不但要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而且还想进一步从根本上把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加以消灭。
但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在抗战胜利的时候，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了。解放区已经拥有一亿多的人口；解放军已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并有民兵二百多万；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一百二十多万党员的大党，而且政治上已经成熟，它完全能领导全国人民，越过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针对着蒋介石国民党的“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反动方针，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中，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革命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我们一方面要力争和平，反对内战；一方面又要对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内战的反革命计划，作充分的准备。就是说，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胁，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坚定不移的方针，而这时国内人民和国际舆论又都反对蒋介石进行内战，同时蒋介石也觉得他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好，还需要一些时间，以便把更大量的军队运到内战前线去，因此他决定要玩弄一次和平阴谋。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二十日和二十三日，一连发出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同志去重庆谈判“和平”。这分明是耍的鬼把戏，应不应该理它呢？毛泽东同志认为：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为了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阴谋，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我们应该去。如果我们不去，就恰中了蒋介石的诡计，他正是希望我们不去，以便借此说我们拒绝和平，发动内战。因此，毛泽东同志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决定飞往重庆。听说毛主席要去重庆，延安的广大军民都非常担心。因为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鸿门宴”之类的故事，而蒋介石对待李济深、胡汉民等人的流氓手段，人们记忆犹新，人们为毛主席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认为有强大的人民力量特别是解放区的力量作后盾，蒋介石是难于重演南京汤山的旧戏的。就在毛泽东同志快要起身的时候，戴老（范文澜同志的爱人）还赶来对我说：“请告诉毛主席，我们劝他千万别去呀！在临上飞机的一刻，我转告了范老夫妇的意见，毛泽东同志笑了一笑，说道：“谢谢他们的好意，我注意一点好了。”就这样，毛泽东同志于八月二十八日下午，由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伴随，在千万人民的欢呼声中，到达了重庆。
毛泽东同志的降临，使重庆整个山城为之沸腾，使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都充满了希望。无数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热烈地欢迎毛主席，许多人为此感动得流泪。柳亚子兴奋地写出了他新的诗章。 善良的人们是如此渴望和平， 他们哪里知道蒋介石的葫芦里装的完全是 “和平”的假药。
毛泽东同志的到达重庆，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由于他事前对谈判毫无准备，所以我们的代表一去，就把他弄得手忙脚乱，在政治上完全陷于被动。蒋介石虽然派了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为代表来和我党的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志进行会谈，一切的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他们只是消极地应付而已。而且，就在毛泽东同志飞抵重庆的第二天（八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就密令各战区印发他在一九三三年所编写的罪恶手册——《剿匪手本》。九月十七日，蒋介石又密令送发这些手本(密令和手本均被我缴获)。同时，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对我晋冀鲁豫解放区上党地区的进攻，也在九月间就开始了。
经过四十多天严肃的谈判斗争，蒋介石迫于国内外的形势，不得不在表面上接受我党提出的和平团结的方针，不得不虚伪地同意结束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障人民自由、保障各党派平等合法地位、严禁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民主的地方自治、改革和裁减全国军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等主张。所有这些，都写在国共两党代表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签订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上面。这有什么好处呢？毛泽东同志说：“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为了争取和平，为了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间人士的同情，以击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我党在谈判中也作了一些必要的让步。我们同意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等八个解放区；同意按比例缩编我们的军队，如果国民党真的肯把它的军队缩编为一百二十个师的话，那末我们可以把解放军缩编为二十个师，只占全国军队的七分之一。但是，国民党的目的是要根本消灭解放区和解放军，因此关于解放区政权和军队的问题，始终未能达成协议。重庆谈判的经验再次证明，政权和军队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因而成为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焦点。谁如果忘记了这一条，谁就要犯严重的错误。
由上可见，我党在谈判中虽然作了一些让步，但这些让步都是有原则的，并无损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在涉及根本利益的问题上，我党则不惧任何威胁，始终坚定不移，毫不退让。而且，在谈判期间，我们丝毫没有放松警惕，我们对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作了必要的准备。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少奇同志(他当时代理主席的职务)就提出要把南方的一些部队调往北方，这样既可巩固北方的解放区，又可使这些部队在内战一旦发生后，不致孤悬敌后，被敌人吃掉；同时对谈判也有好处。这个意见在征得毛泽东同志的同意后实行了。这时，我们在解放区，尤其是新解放区，正放手发动群众，由反奸反霸而减租清算，群众运动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有的地方，农民甚至自发地起来解决土地问题。这样，自日本投降后，解放区不但迅速地扩大了，而且从根本上巩固起来了。正因为我们一方面参加和谈，一方面又准备自卫，我们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双十协定》虽然签订了，但蒋介石丝毫也不打算遵守。《双十协定》于十月十二日公布， 十三日蒋介石就对其部下颁发了“剿匪”密令，命令他的将领， 要遵照他所订的所谓 “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对解放区“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这就是说，他已下令对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但是，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在解放区军民英勇的反击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十月中旬，进攻我上党地区的阎锡山部国民党军三万余人被我军全部歼灭，连其指挥官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等许多高级将领皆被我军俘虏。这就是著名的上党战役。十月底，我军在规模更大的平汉战役中，在邯郸地区消灭了沿平汉线进犯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七万余人，其高级将领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八军军长高树勋于战场举行起义；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等人则被迫放下武器。
解放区军民的胜利也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运动的高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九日，重庆各界成立了反对内战联合会。二十五日，昆明举行了盛大的反内战集会，由于国民党反动军警的横暴干涉， 激起了昆明数万学生的总罢课。 至十二月一日，便发生了举世轰动的 “一二一”惨案。接着，全国各地都爆发了为援助昆明学生的游行示威，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一时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中国人民反对内战的坚决斗争，迫使美帝国主义不得不改换其干涉中国内政的手法。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美国政府宣布调回其臭名昭著的驻华大使赫尔利，另派马歇尔以特使名义来华“调停”中国内战。很显然，美帝国主义妄图亲自出马，指挥着蒋介石国民党来共同串演一出“和平”的活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十二月于莫斯科举行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上，美国才同意了苏联一再坚持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
由于上述三方面的原因，即解放区军民自卫战争的胜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内战运动的高涨和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协议，特别是由于第一方面的原因，蒋介石才被迫同意召开《双十协定》中规定的政治协商会议。
我党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和我，共七人。这时董必武同志已在重庆。（叶剑英同志后来参加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由秦邦宪同志代替他为政协代表。）我们在周恩来同志的率领下，于十二月十六日飞赴重庆。重庆，这个我曾经生活和斗争过多年的故乡城市，却一直呻吟在黑暗的反动统治之下，如今我又从革命的圣地延安归来，我到达重庆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感慨。
我们到重庆后，即向国民党提出：必须在政协开会之前，实行无条件停战。国民党在当时军事政治都处于不利的情况下，被迫同意了我们的主张。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同时下达了停战的命令，并规定这一命令于十三日起生效。但是，蒋介石在停战令公布之前，却先向他的军队发出了“抢占战略要点”的密令。这就清楚地证明了蒋介石绝不肯真心停止内战，只不过是要利用停战来作为其进行内战的烟幕罢了。
与发布停战令的同时，政治协商会议也于一月十日开幕。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方代表共三十八人，其中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民主同盟九人、青年党五人、无党派人士九人。它的成分极为复杂，大致说来，可分为左、中、右三种势力。左派即革命派，以共产党为代表，它代表着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主张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右派即反动派，以国民党为代表，它代表着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坚持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中间派也可以说是改良派，它主要地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幻想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旧民主主义。这时的青年党已公开脱离民主同盟，成了国民党的附庸；民社党虽然表面上还留在民盟里面，实际上也属于右派的势力。在无党派人士中，既有左派，也有右派，而以中间派居多数。我们的方针是争取团结中间派以便和反动派进行斗争。这次会议，前后共历时二十二天，开了十次全体会议和许多次分组会议。（分组会有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和宪 法草案等五个组，我参加的是宪法草案组。) 无论在全体会议上和分组会议里，都充满了斗争。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军队问题和政权问题，即所谓军队国家化和国家民主化的问题。
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仆从提出了“军队国家化”的问题，说什么必须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企图以“民主”作钓饵，来勾去人民的军队。针对着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我党指出：要想实行军队国家化，必须首先实行国家民主化与军队民主化。即是说，要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变为民主的国家，要把蒋介石私人军阀的军队变为人民的军队。在这两条原则的尖锐斗争中，有些中间派人士居然想走“第三条道路”，他们幻想国共双方都交出军队，由他们来代表“国家”加以接收。但是，天地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呢？他们的幻想终于落了空。
关于国家民主化的问题，争论也是一样的激烈。国民党既不愿在当时把它的独裁政府改组为民主联合政府，只希望以扩大几个政府委员之类的办法来搪塞全国人民的压力；也不愿在以后实行真正的民主与宪政，只想在旧国大代表仍然有效和所谓《五五宪草的基础上，作点换汤不换药的改变；不仅如此，它甚至妄图在“统一国家主权”的名义下，把解放区一口吞掉。针对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我党一方面坚持要实行地方自治，各省民选省长，自制省宪，以此来保障解放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则要求把国民党反动政府改组为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并且要在它的领导之下，召集真正的国民大会和制定真正民主的宪法，以此来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 政，为人民革命在全国的 胜利创造一些条件。在这个问题上，某些中间派人士注意的中心是政府委员的分配以及什么总统制、内阁制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争的是旧民主主义和个人的地位，并不是新民主主义和人民的利益。
经过一场尖锐的斗争，政治协商会议终于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五项决议案。这些决议，虽然离我党的要求还很远，但却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政协会议的召开和政协决议的公布，使全国人民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欢欣鼓舞，不少的人都以为中国从此即将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其实蒋介石只不过是利用政协来进行和平欺骗，以配合他这时正在那里进行的全国规模的内战准备。
对于蒋介石的一切，我党从来不抱任何的幻想。蒋介石曾在政协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了所谓给人民自由权利、各党派平等合法、推行地方自治和释放政治犯等四项诺言。在要求国民党释放我们被捕同志的时候，我们曾反复考虑，是开出一大堆的名单好呢，还是只提出个别的同志？我们估计到国民党的反动性，认为把某些同志提出来，不仅不能使他们得救，甚至反而会引起国民党对这些同志的注意，增加他们的危险。因此，我们最后只提出了廖承志和叶挺两位同志。此外，我们还提出要释放张学良将军。果然不出所料，国民党虽然惧于全国的舆论和我党的力量，不得不把廖承志同志和叶挺同志放了出来，而对其他同志则一个也不放。甚至连张学良将军（虽然当时各界人士都提出了释放张学良的要求），它也不肯释放。所谓释放政治犯，原来是一个骗局。
还在政协会议开会期间，国民党特务就开始了对政协的破坏活动，沧白堂事件和搜查民盟代表黄炎培住宅的事件都是在这时发生的。而当政协会议闭幕后，二月十日，重庆各界人民正兴高采烈地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的大会时，国民党特务却大打出手，在会场上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等六十余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校场口事件。接着，二十二日，国民党反动派又无耻地在重庆制造反苏游行，组织特务流氓捣毁了我《新华日报》营业部，并把我们的工作人员杨黎原等同志打得遍体鳞伤。与此同时，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营业部也遭到特务的捣毁。类似的挑衅事件，一时曾遍及国民党统治区。所有这些，都证明国民党已蓄意撕毁政协决议。果然，在三月上半月召开的国民党的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就公开声明，对政协决议要“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就是说要从根本上加以修改和撕毁。三月下旬至四月初，国民党又召开了它御用的国民参政会的四届二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蒋介石发表了又长又臭的演说，大弹其反动透顶的法西斯的法统论之老调，表示要坚决撕毁政协决议和三月二十七日刚订立的东北停战协议。至此，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已经昭然若揭了。
蒋介石这一套阴谋诡计，都是在美帝国主义的导演下进行的。美帝国主义一面用各种方法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特别是用海军把大量的国民党军运到了内战前线；一面却装作“和事佬”来进行“调处”。马歇尔一开始就只主张在关内停战，不主张关外也停战，他和蒋介石一样，妄图让国民党军占领东北后，再集中力量到关内来消灭我们。当时设立在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和它派出的执行小组，虽然和由美、蒋和我们三方面组成的，但美国人总是站在蒋介石方面，拿“调处”来为蒋介石的军事服务。哪里对国民党的军事不利，执行小组就被派到哪里去，以阻止我军的前进，和挽救国民党军的失败；而当国民党军发动进攻时，执行部却故意不理，或借故拖延，不去调处，以便国民党军放手进攻，取得某些军事上的便宜。美帝国主义的这套把戏，一时确曾欺骗了一部分人，特别是某些所谓中间人士。但到后来，它的马脚就逐渐露出来了。
对于美、蒋的阴谋，我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一方面和它们进行谈判，一方面又不断揭露它们的阴谋。例如对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演说，我们《解放日报》就发表了著名的社论——《驳蒋介石》，彻底地揭穿了他恶毒的阴谋，狠狠地打击了他疯狂的气焰，把他驳得体无完肤。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壮大我们解放区的力量。这时，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我们已放手让农民去解决土地问题。为此，我党中央曾于五月四日发布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五四指示》。在群众发动的基础上，解放军的实力得到很大的发展和巩固。
我们虽然主要地依靠解放区的力量，但同时绝不放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由于国民党政府要“还都”南京，我们的代表团也必须迁移。我党决定把四川省委公开出来，以便进行统战工作和对国民党作斗争。四月三十日，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最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了省委会，介绍我和王维舟同志是省委的正副书记。周恩来和董老等同志离开重庆后，没有他们的直接领导，我们更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了，但是，我们省委的全体同志都很有信心，愿意兢兢业业地去完成党所交付的光荣任务。
省委一经公开，我和王维舟同志即四出活动，争取在事实上得到合法的地位。五月十九日，冯玉祥在重庆北碚召开了一个张自忠殉国的纪念会，我们故意用省委的名义送了一副挽联，写道：“已使日寇灭亡，忠魂可慰；再令生灵涂炭，民命何堪？”由于这副挽联被放在灵堂中最显著的地方，而各报纸又纷纷加以报道，因此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打电报问国民党中央：“为什么允许他们公开？”国民党中央令其重庆行营查复。这时，行营主任张群不在，国民党重庆市长代行营主任张笃伦跑来找我，他说：“你们公开，我是知道的，但手续不周到……你看该如何电复中央呢？”他言词中有责难之意。我于是立即向他指出：“第一，蒋介石在政协开幕时答应的四项诺言中，有各党派平等合法的一条，我们的公开是有根据的；第二，中国共产 党是有组织的政党，我 们在这里有办事处，有报馆，有党员，就应有党的组织……我们的理由是很充足的。”张笃伦无法，只好说：“我就这样回复中央吧。”经过这一番压迫无效之后，事实上，我党的公开，国民党官方已被迫承认了。但是，这时的情况已十分紧张。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已侵占我东北的四平街、长春和永吉等地。而且它对我中原解放军的大举进攻，也如箭在弦上，即将开始。我们办事处的门前屋后，这时也是军警林立，岗哨如麻。而且国民党的报纸天天造谣：或说王维舟同志已到川北搞武装，或说我们要在重庆搞暴动，企图以此为借口来搞我们。我们沉着地应付了这种局面。我对张笃伦说：“请你们注意，我们是不会在这里搞暴动的，但他们(指特务) 如果要搞我们，那末，对地方上是很不利的。”重庆国民党各机关为此曾开会讨论，有人主张搞我们，张笃伦考虑到自己的利害，说道：“没有中央的命令，不能搞。”就这样，我们暂时地渡过了这场风险。
为了便于应付更为困难的环境，经过审慎的研究，我们决定王维舟同志撤走，同时还疏散一大部分同志。王维舟同志在重庆，他们害怕；王维舟同志要走，他们又故意为难，不给飞机票；国民党反动派就是这样的毫无道理。为此，我去找张群。张群是国民党反动派政学系的首脑之一，我很早就认识他，我一提出要求，他立即答应第二天送来飞机票。张群的说话很有意思，他说：“王是搞军事的，他不走，大家不放心。你倒不要紧。”张群在无意中说出了真心话。啊！原来反动派害怕的就是武装斗争。好，让我们在战场上狠狠地教训他们吧。
到六月间，时局更加恶化了。美帝国主义在这时提出了所谓“军事援华法案”。国民党反动派则向我们提出五项荒谬的要求，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出下列各地：一、陇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区；二、胶济线全线；三、承德和承德以南的地区；四、东北的大部分；五、一九四六年六月七日以后解放区人民武装在山东、山西两省从伪军手里解放出来的一切地区。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强迫我们屈服。而且在谈判过程中，蒋介石竟提议把国共谈判的最后决定权交给马歇尔。对于这些狂妄的要求和无耻的建议，我党表示坚决的拒绝。六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发表了反对美国“军事援华法案”的声明。美、蒋看到它们的威胁手段和欺诈伎俩都无从得售，于是蒋介石摘下面具，于六月二十六日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军，开始了全国规模的内战；而马歇尔也宣告他的“调停”失败，让蒋介石放手来打我们，露出了他的帝国主义者的原形。七月十二日，国民党军五十万人在安徽来安至江苏南通的八百里战线上对我苏皖解放区展开进攻。至此，全面内战爆发了。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加紧干涉中国内政和蒋介石的扩大内战，全国人民异常愤慨。六月二十三日，上海工人、学生及其他各界人民十万余人为此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并推出马叙伦等十人为代表赴南京请愿。马叙伦等人行抵下关车站时，遭到了特务匪徒们的殴辱，以致多人受伤，造成了“下关惨案”。这时，我们在重庆也发动了一个反内战的签名运动，这一运动，极其广泛，包括各界著名人士在内，参加签名者达三千余人。实业界、银行界的签名也很踊跃。宗教界也卷入了运动，佛教会为此做了三天道场，回教、天主教、基督教也都做了和平祈祷。
于是，蒋介石加紧了他对民主运动的镇压。七月十一日和十五日，民盟领袖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消息传来，人们不胜悲愤。一时重庆的政治空气极为紧张，有些民主人士感到恐怖。为了打击国民党的反动气焰，稳住我们在重庆的革命阵脚，我们决定筹备一个盛大的追悼会，以鼓舞士气，振奋人心。但是，由谁来发起呢？如果由我们发起，参加的人很难广泛；就是民主人士发起，也有许多人不敢参加。正在踌躇之际，恰好张群到重庆来了。由于国民党内部的重重矛盾，张对特务系统也有所不满，因此蒋介石要他去昆明查讯李、闻案件，他却拖延不去。而且这时重庆的国民党部和三青团之间正闹内讧，它们对外的力量并不集中。我们正好利用这种情况来开展工作，于是决定拉张群来领衔筹备追悼会。经过邓初民、史良和鲜特生到张群那里去反复劝说，张为了装点面子，借此捞点政治资本，同意了领衔发起并作大会主席。这样，参加的人就多了。二十八日，盛大的追悼会按计划举行。人们看见有张群、胡子昂等人参加，而且由张群作主席，顿时自由了一些。会上，张群、邓初民、史良等人和我都讲了话。胡子昂在讲话中三呼要和平，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而且，由于讲演的人们又一再提及陶行知日前(二十五日)在上海因愤激而死的消息，使全场的情绪更加悲愤。随后，我们又开了陶行知的追悼会。这样，就把重庆的革命空气搞浓了。
由于我军采取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我军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所以在战争初期，国民党军还能以极其惨重的代价（例如头三个月它即损失了二十五个旅的兵力），暂时换得侵占我解放区一些城市和地方的表面胜利。但是，这些“胜利”却使蒋介石的头脑发昏，他竟不顾我党的严重警告，于十月初猛力进攻我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张家口。十一日，我军自张家口撤出，疯狂达于极点的蒋介石于当日下午即下令召集违背政协决议的独裁的伪国民大会。其实，侵占张家口已是国民党军进攻的顶点，这一“胜利”正是它失败的开始；从此以后，它的攻势即逐渐下降，而且我军很快即将它的所谓全面进攻粉碎了。
为了召开伪国大，国民党不惜用高官厚禄和大量金钱来对中间人士进行收买。于是，那些醉心于利禄的官僚政客和无耻文人，一个个都脱下了“中间”的伪装，现出了反动的原形。而且也确有一些中间人士，在国民党的利诱特别是在它的威胁之下发生过动遥青年党就不用说了，那批逐臭的狮子狗为了争着当国民党政府的部长和委员，真是丑态毕露，出尽洋相，因而受到全国人民的唾骂。民社党这时也暴露了它的封建官僚和洋奴买办的本性，张君劢彻底地自我出卖了，被人呼为“张君卖”。而所谓社会贤达的王云五、傅斯年、胡霖等人，也跳入了国民党的火坑。至于美帝国主义所豢养的胡适之流，则早已做了蒋介石的过河卒子。这时，罗隆基、范朴斋等人也大肆喧嚷，说什么中间派必须对双方都骂，不宜左袒。范朴斋这人成天在张澜那里挑拨我党和民盟的关系。但是，由于全国人民都一致反对伪国大，把它视同猪仔国会，因此，民主同盟和绝大多数怀有正义感的中间人士，都接受了我党的劝告，终于和人民站在一起，拒绝出席伪国大。民盟主席张澜是我的旧友，他自八月十八日在成都举行的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上被特务分子殴打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益增不满。十月初，他来到重庆，住在“民主之家”（即鲜特生的住所“解园”，当时为民主人士经常聚会之处，被称为“民主 之家”)。从此我们经常见面，关系十分密切，而这时，范朴斋又到上海去了，他更容易接受我们的意见。伪国大开会前夕，无党派人士邵从恩来到重庆，想去南京。他对我说，他到南京去不是出席伪国大，而是要“说服”蒋介石恢复谈判。我劝他别去，他正犹豫，张澜故意说：“要去我们同路。”就这样，我们把他留住了。
十一月十五日，在举世咒骂声中，蒋介石悍然宣布伪国大开幕。对参加伪国大的人员，连美帝国主义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也不得不说“听蒋主席报告的都是反动分子”。就是这批人，通过了一部遗臭万年的伪宪法。十二月二十八日，我党郑重地声明：蒋记国大和它制订的蒋记宪法均属非法与无效。同时，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和全国许多人民团体都先后声明绝不承认伪宪法。于是，国民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扮演出来的伪国大，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嘲笑，而他所装模作样地通过的伪宪法，在全国人民眼里也一文不值。蒋介石本来想利用伪国大来孤立我们，但现在弄巧成拙反而把自己孤立起来了。
蒋介石一面加紧反对人民，一面又加紧进行卖国。十一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帝国主义签订了前所未有的卖国条约——《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一条约较之袁世凯、段祺瑞以至汪精卫所订的卖国条约，均有过之而无不及。蒋介石的驻美大使、著名的卖国外交家顾维钧曾经无耻地声明：“按照中美商约，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商人开放。”根据中美商约以及其后的一系列协定，美帝国主义已经从蒋介石手中把中国的许多根本主权席卷而去。美帝国主义既然这样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的内政和侵略中国的主权，那末，它的伪善面具很自然地就要被揭穿，一个强大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是一定要兴起的。果然，到十二月下旬，圣诞节前夕，由于美军在北平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暴行，终于引起了从北平开始的包括各地城市的全国规模的“抗暴运动”。从此，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又走向新的高潮。蒋介石不仅在前方碰到了英勇无比的解放区军民的坚强战线，而且在他的后方，又出现了一条波澜壮阔的人民运动的强大战线，蒋介石已逐渐陷入全民的包围中，再也无法逃脱其死亡的命运。
面对着中国人民强大的反美运动，美帝国主义感到它的一切阴谋诡计已再难得逞，于是，马歇尔在政协会议周年前夕，即一九四七年的一月七日，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逃回了美国。他虽然在离华之前，还发表了一通颠倒黑白的声明，但已经觉悟起来的中国人民，再不是花言巧语所能欺骗的了。一年间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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