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关，这个有名的“天下第一关”，在日寇统治期间成了“鬼门关”，敌人不许群众接近。今天解放了，我们登上城楼，人群从四面八方向这里汇集，成千上万的群众向我们招手欢呼，都争先恐后地前来看望苏军和八路军。十四年的亡国奴生活一旦结束，很多老人兴奋得流下眼泪!古老的山海关，沉浸在欢笑声中。
火车吼叫着，载着我们向沈阳疾进。
我们坐的是一列长达四十余节的“混合”列车，有客车，有敞篷车，也有“闷罐车”，其中不少车厢是铁路工人连日赶修出来的，列车因为过长，又在后面加了一个车头。战士们把列车打扮得五彩缤纷，车头上挂着红旗，车厢两壁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许多单位都挂出了自己的荣誉旗帜，随着列车飞驰万旗飘动。
列车在辽西平原上飞奔着，树丛、村庄急骤地向后闪去。
辽西平原，我们并不陌生。我们冀热辽军区的部队，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曾深入到这个地区，领导当地人民的抗日活动，打击日寇，就在今年夏天，我们响应党中央“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号召，曾再度打出长城，挺进到辽宁西南部的凌源、建平、绥中一带，配合当地武装，粉碎了日寇惨无人道的“集家并村”政策，把苦难的乡亲们从“人圈”里解救出来。我们虽然经常往返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但哪次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心情舒畅！从此，日军的罪恶统治一去不复返了。
这是中国人民战胜日军的第一个秋天，虽然局面还不稳定，但地里已经有不少人在抢收庄稼了，老乡们似已看出列车上载的是打着红旗的八路军，在田间扬起手臂向我们欢呼。战士们不断拥向车门或从车窗探出头，向老乡呼喊致意。到了每个车站，宣传队的同志不时把一卷卷油印的延安总部发布的进军东北的命令和传单，张贴散发出去。
在前进途中，每到一站，我们都留下一些人来，把一个班或一个排，和随军行动的地方工作队的一些干部作“种子”撒下去，进行接管工作。在绥中，我们和罗文同志会合后，没有休息，又继续前进。到锦州后，我们把十八团留下来，接管锦州市。我们一路接收，一路前进，沿途共接收了十三个县，两个市，收缴了伪军七千多人的武器。
沈阳到了。铁西区高耸入云的烟囱，立刻引起了大家的注目。战士们从车厢里站起来，爆发起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声。我和唐副政委也不禁为这一个有着现代工业的大城市将为人民所有而无限兴奋。
沈阳是八月二十一日被苏军解放的，此时市内秩序仍然很乱。马路上遍地是纸屑、木棒和被砸烂的破钢盔。街道两旁的墙上，还有日文标语、“仁丹”商标。曾经气焰嚣张的日寇，今日变成丧家之犬，踯躅街头。这是殖民地的残迹，同时也是日本帝国主义败亡的景象。 “八路军到沈阳”的消息飞快传开了。成群结队的工人、学生、店员、市民冲破汉奸特务的阻挠，潮水般地向车站涌来。车站前面是一个广场，有四条大街通向市区。转眼间，广场和街道便聚满了人群，附近的房顶和阳台上也站满了人。人们挥着旗子，齐声欢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抗战胜利万岁!”“八路军万岁!”十四年来，这里的人们一直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吃的是“橡子面”，穿的是“更生布”，多少人在鬼子的皮鞭、刺刀下倒下了，活着的含着血泪，盼哪，盼哪，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一位老大娘拉住我们一个同志的手说：“可看到了，可看到了……”
队伍成四路纵队，迈着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城东小河沿驻地行进。群众夹道欢呼，一直把我们送到驻地。夜里，人群不但不散去，反倒越集越多。人群围着驻地，一声接一声地喊着万岁，一直到天亮。
沈阳这时的局面很复杂。在国民党反动派以所谓“合法政府”的招牌掩护下，那些曾投降日军的国民党人，打着“军统”、“中统”招牌的日伪特务分子，和国民党曾有些瓜葛的文武汉奸以及被日军俘虏的国民党部队官兵，纷纷出动，招揽反动武装，在人民群众中散布谣言，威胁群众不许接近我军，等待国民党“中央军”前来接收。伪军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地下先遣军”，伪省长当了维持会会长。在伪警备司令部的门前，竟公然挂起了“中国国民党沈阳市党部”的招牌，扯起了“青天白日”的旗号，门前站的是荷枪实弹的伪军。被收买了的汉奸、土匪更是猖獗，整日烧杀抢掠。许多日本军人，此时换上了便衣，枪杀单身苏军和我们的工作人员，一时闹得家家关门闭户，人人日夜不安。
为了便于展开工作，我们和苏军协商后组织了沈阳市卫戍司令部，决定首先组织政权，控制局面。
这天上午，在伪省政府召开了一个由地方耆老名流参加的临时紧急会议。会上，我首先交代了我党的城市政策，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接着，向到会者提出四项要求：一、服从军事管制，协助我军维持治安；二、积极生产，活跃市场，严禁囤积居奇；三、检举汉奸特务，制止一切非法的政治活动；四、安分守己，不得藏匿武器和敌伪分子。最后，宣布从现在起，我军正式接管沈阳市，由焦若愚同志任市长。经过讨论，到会的人表示坚决拥护人民政权和我军的一切措施。
会后，我们发出了安民告示，号召市民安居乐业，积极行动起来，保护厂矿企业和私人工商业，检举汉奸特务，协助我军维持社会秩序。
我们很快派人接收了市政府、水电公司、邮电局、电台等政权机关和公共企业。形形色色的“国民党”的牌子被摘掉了。为了平息民愤，对于一些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进行了镇压。局面初步稳定下来。
这些日子，我们除了忙于接收和安定社会秩序，还要接纳青年工人和学生参军。』日寇压迫了十四年的同胞，一旦重见了天日，都想参加到自己的队伍中来，保卫家乡，保卫胜利果实。一个串十，十个串百，没有几天工夫，轰轰烈烈的参军运动掀起来了。不少厂矿、学校，一报名就是几百人。部队扩大了，干部不够用，于是，战士当班、排长，排长当连、营长、宣传队的宣传员当了指导员、教导员，有的炊事员也当了干部。
我们是第一次接管这么大的城市，也是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场面，特别是面临着较为复杂的局面，深深地感到力不胜任。我们几个领导同志聚在一起时，总是谈着：党中央何时派人前来?关里的主力部队何时到达……
为了早一天获得中央对东北工作的指示，冀热辽军区前委决定让我坐飞机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
飞机由北陵机场起飞后，在多伦休息了一夜。到这里才知道张家口已经解放；我们由十三、十五军分区组成的另两支北进支队，也分别解放了承德和赤峰。
离延安越近，心情越激动。延安，离别整整八年了！今天又投身于她的怀抱，就像回到久别的故乡一样，感到无限的兴奋和幸福。当飞机盘旋在延安上空，延水、清凉山、宝塔山和一排排的窑洞，这些熟悉的景物映入我眼帘的时候，真是百感交集，难以名状……八年前，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寇长驱直入，叫嚷“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华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大举败退。在那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坚决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我们就是那时离开延安出征到敌后去的。记得临行前，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对我们说：只要全民族团结起来，坚决抗战到底，日本帝国主义是能够战胜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这一英明的预见，今天果然实现了！在这举国欢腾、四海同庆的日子里，我又回到延安。几年不见，她变得更加秀丽了。
飞机在东关机场着陆后，汽车把我送到王家坪。匆匆吃过午饭，我便赶去向中央首们们汇报。
在一间宽敞明亮的窑洞里，我见到了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和陈云、彭真、彭德怀、叶剑英、张闻天等中央负责同志。毛主席、周副主席和王若飞同志这时去重庆和国民党谈判，会议是由少奇同志主持的。少奇同志说我来得正好。他指出：东北北靠苏联，东接朝鲜，西邻蒙古，有山区，有平原，进便于攻，退便于守，可以成为我国革命的重要战略地区；东北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工业发达。我们和国民党都要力争这个地区，我们掌握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毛主席和党中央根据当前局势和东北的情况，确定我党我军在东北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收缴日伪武装，扩大人民武装力量，发动群众，维持治安，力争控制东北，以便依靠它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统治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他并告诉说：为了力争控制东北，中央已决定派大批干部和主力部队向东北开进。因此，中央很想了解东北的具体情况，让我随便谈谈，越详细越好。我向首长们汇报了我们进军东北的情况，和苏军会师的经过，以及接管沈阳和部队的发展等情况。首长们又提出好多问题来问我，特别注意询问东北人民的生活。朱总司令说：“东北人民受了日本侵略者十几年压迫，生活非常苦，要使他们感到我们党的温暖，是他们的靠山，使党的影响深入人心。你们是第一批进入东北的部队，责任更是重大。”
第二天一早，彭真同志告诉我，他和陈云、伍修权、叶季壮等同志马上和我一起去东北；关内各战略区在日军投降后，都按中央指示，迅速完成扩大解放区，控制交通要道的战略任务，准备执行第二阶段，也就是巩固东北的战略任务；中央已从陕甘宁、晋察冀、山东、华中、晋冀鲁豫、晋绥抽大批主力部队和干部到东北去，抽调的干部和主力部队就立即行动进军东北。多少天来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这下完全解决了。
我们回到沈阳的时候，冀热辽军区李运昌司令员和东北抗日联军周保中、冯仲云等同志已经来了。离别仅仅四天的沈阳，秩序已比以前稳定多了，电台整日播送着新华社的消息和胜利歌曲，不少商店已开始营业，大街上行人如梭，人人脸上带着喜色。部队的发展变化也非常大，像瓜蔓似的伸向四面八方，全面展开了接管工作。”至长春、哈尔滨，南到本溪、辽阳、鞍山、营口、安东，东至抚顺、吉林，西到阜新、北票、朝阳，到处都有我们的部队，到处都组织起了人民武装，建立起了新的政权。』日寇抓到东北各工矿做劳工的我解放区军民，很快自动组织起武装，整营整团地和我们接头，加上各地参军热潮，如火如荼，在短短的十几天内，部队竟发展了六七万人。不久，李富春、罗荣桓等许多首长都陆续来到，加强了党对东北地区工作的领导。
从此，我们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下，遵照党中央“肃清反动武装，发动群众，收集武器资财，发展武装，接引出关部队，整编队伍”的指示，走上了另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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