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斌回忆红鹰队的故事

Admin 发表于2016-04-29 14:41:56
日军占领香港以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后改称东江纵队)抽调了二十多个同志,组成短枪队,挺进九龙半岛。以后扩编成港九大队,下属三个中队。我们沙田中队又名红鹰队,共八个人,被派往西贡山区活动。这里是个东西长南北窄的小半岛,正南跨过海峡便是香港,正西和西南联接九龙、沙田。
一九四二年三月,日寇派机谷廉介中将任香港总督、野间贤之助大佐任港九宪查队长。这两条毒蛇一上任,就大搞什么“强化治安运动”, 大力“整顿”市区。 显然,日寇“整顿”好了市区,魔爪就要伸向山区。我们决定抓紧时机,加强游击区的建设和巩固。
不久,吊草岩村的基本群众,成立了一个叫做“游击队之友”的群众组织。这组织是半公开的。凡是拥护共产党、愿意抗日、愿意和游击队作朋友的,经过介绍都可以参加。在吊草岩村的带动下,这一组织很快在各村也相继建立起来。
日军进攻港九时,英国军队遗弃了不少枪支,被当地群众收藏起来。我们动员参加“游击队之友”的人,把拣到的枪支拿出来,组织起自卫队。接着我们就进一步帮助各村组织了抗日政权。这样,整个游击区的群众,便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以不同的形式普遍地组织起来了。从此以后,村村有岗,山山有哨,不论汉奸特务化装成砍柴的,还是扮成商人,只要一进入我们游击区,立刻就陷入了群众的天罗地网。小股鬼子和汉奸特务再也不敢踏进这一地区来了。于是我们便接二连三地袭击九龙的鬼子。我们曾大闹过金棠酒家,打死了几个宪查队的鬼子和暗探;袭击过沙田车站的岗哨……至于我们大队,战斗更多,战果也更辉煌。 在我们游击队的连续打击下,恼羞成怒的鬼子,不断集中兵力来对付我们。其中以一九四三年五月,鬼子的那次军事行动规模最大。敌人集中了两千人马,向在九龙半岛上活动的我港九大队进行“扫荡”。为了牵制敌人的兵力,我们沙田中队袭击了鬼子的巡逻船,但这并没有把日宪查队“拉”回来,没有减轻大队部那边受到的压力。后来有人提议除掉汉奸陆通译,据说这个陆通译是宪查队的大红人,鬼子的宝贝蛋。他一死,宪查队不撤兵回市区,也得戒严三天,搜查一番。
队长黄冠芳同志沉思了一阵,说:“对,搞掉陆通译,可以给别的汉奸一个警告,如果死不悔悟,就是呆在‘保险柜’内,也要被我们收拾掉;另外,也是给鬼子报个信,让鬼子知道我们在抄他的家,他们就可能抽出部分兵力巩固市区。”
副队长刘黑仔熄灭了烟头,笑着说:“我同意,把陆通译交给我吧!”
刘黑仔同志扮作鬼子军曹,我和张兴同志扮作鬼子兵,张金伯同志扮成头戴通帽,身穿黑衫的密探。半夜里,我们摸进了市区。
这时,鬼子探照灯的光柱像无数只魔爪,在空中摇来摇去。我们拐过大街,走进小巷。小巷的路灯,阴惨惨地挂在杆头上,我们顺着阴影朝九龙塘走去。
陆通译住在九龙塘的一间小洋楼里。他原是香港英政府的密探,鬼子占领了港九,他又投靠了日本人。九龙塘驻有正规日军,我们很少来,因此,他感到自己像住在“保险柜”内一样地保险。当敌人大叫要“生擒”我们的队长、副队长献给香港总督机谷廉介中将时,他也喊叫要和我们较量较量,说是看看谁是“长了三只眼的马王爷”。
我们走到了陆通译的门前,我和张兴瞅着街两头,副队长上去按电铃。一阵清脆的电铃声响后, 大铁门“丫”地一声开了。 一个年约四十多岁的女人探出头来,一看我们是“皇军”,连忙让我们进去。副队长带着我们两个假鬼子进了客厅,留下张金伯同志在门外放哨。到客厅后,那女人一边给我们端茶拿烟,一边朝楼上喊:“陆先生,皇军先生来了!”这客厅正面的壁头上, 挂有巨幅“圣母玛丽亚”的油画像, 两边配有“中日亲善”,“东亚共荣”的条屏。我和张兴坐在靠门两旁的乌木椅子上,眼睛瞟着门外;副队长坐在右角的一张沙发上。不一会儿陆通译走进来了,他干笑着,连连说:“失迎,失迎!”
副队长放下了茶杯,用四不像的话说:“陆通译,司令部的,请你的快快去!”
陆通译却用日本话回答:“什么事这么紧?我回来还不到三个小时啊!”
我和张兴刷地站了起来, 副队长也一步跳到陆通译的面前, 手按着指挥刀,大声道: “八格……你的敢违抗?”
平时,陆通译对待群众像只狼,可是在这个“日本士官”的面前,却柔顺得像只羊。他硬挤出了一丝笑容,一边拱手,一边连声地说:“哈依,哈依。”他动身往外走时,还用中国话朝楼上喊:“三太太,我等会就回来啦!”
站在门口放哨的张金伯同志一听到铁门响,就转到了小街口上——这是我们计划处决陆通译的地方。
陆通译在我们的监视下,往小街走去。他见走的方向不对,停住了脚,问道:“这是去哪里?”
副队长用枪口顶住了陆通译的腰眼,说:“说话的不行,走!”我和张兴立即一人扭住了他一只胳膊,拖着他往前走。
陆通译惊慌地问道:“太君,这是……”
“什么太君!我是刘黑仔。”副队长干脆同他讲:“宣判你死刑,就地执行!”陆通译打了一个寒颤,张口想说什么,尚未讲出,我一枪把他干倒了。
我们处决了陆通译,市内日军岗哨增多了,一到晚上就戒严,但对付我们港九大队的日宪查队仍没有被“拉”回来,而且距西贡不远的黄茅应村又有人被活活烧死,也有的人被带到市内的“南支派遣队”。我们在坑口海∵的芦苇林中修起的一个个茅寮(不是深入芦苇林是无法发现的),也被鬼子一把火烧了个干净。大队部所受到的压力当然也越来越大。我们和大队部、各兄弟中队的联系也全断了。怎样把鬼子“拉”回来,以解除对大队的压力,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了。
黄昏,担任传递情报的青年妇女阿梅来到了我们住宿的山洞。队长问阿梅:“启德机场的岗哨增多了么?”
阿梅说:“机场对牛池湾的那个门,除了两个摩罗差(印度兵)外,增加了个‘萝卜头’ (日本兵);对钻石山的门,来往人少,还是两个摩罗差。”停了一会,她好像是记起了什么似的,又补充说:“据说机场内的‘萝卜头’不多……另外,还有一辆架有机枪的摩托车,日夜围着机场转,碰着人就检查,到那边去,顶困难。”
副队长沉思了一阵子, 笑着说:“这群家伙, 牵着鼻子还‘拉’不回来,那就把他们 ‘轰’着回来!”
我们知道副队长指的是什么,都高兴得笑起来。
乌蒙蒙的夜空,落下了牛毛细雨,我们潜伏在钻石山上的杂草丛中,衣服全湿透了,紧贴在身上。这山上蚊虫多得吓人,而且不断有蛇出现在身边。但这些我们都顾不得了。
夜里十一点,我们在山上已隐蔽了一个小时,巡逻的摩托车也来回转了三趟,公路上除了零星的岗哨外,再没有什么人。这时,队长和张兴等四同志乘探照灯一灭,摩托车刚驶过的一刹那,飞也似地跑下山去,穿过了公路。副队长、我和张金伯跟在他们的后面。
启德机场四周围有两道铁丝网,南边滨海的门对着钻石山,门口两旁各有一个岗楼,两个摩罗差肩着枪,雨衣连头罩脑地裹住全身,像一对“哼、哈”二将似的,站在岗楼前。
队长和张兴偷偷地摸到站哨的摩罗差背后,用枪抵住了他们的腰。摩罗差连头也没敢回过来就扔下长枪,跪在地上磕头,口里还念念有词。队长连忙打手势不要摩罗差说话,把他们推入岗楼内,剥下他们的雨衣和鞋子。队长和张兴装扮停当,就冒充起守门的摩罗差来。我和副队长、张金伯进入另一个岗楼。
不一会,摩托车又打这里过了一趟。副队长扯了我一把,我们三人随即跑入机场,并留了两个同志在门口看守摩罗差。
机场很大很平坦,没有见到一架飞机,也没有见到一个人,我们顺道往前跑。大概跑了两千米吧,一座巨大的汽油库立在面前。我们躲在油库的背阴处,张金伯正准备放定时炸弹时,忽然“登、登”的大皮鞋声,由远而近的传来。副队长握着顶了火的两支驳壳,我和张金伯也持枪站在他的背后。三个全副武装的鬼子兵过来了,又一步不停地朝前走去。
副队长从张金伯手里把一颗定时炸弹拿过去,上了上弦。把爆炸时间定在十二点上。他在我耳边说了句:“不要等我。”然后,就朝鬼子兵来的方向跑去了。
我和张金伯安置好定时炸弹,跑回门口,队长见副队长还没有来,就叫我和张金伯先回九龙山。恰在这时,却见副队长飞快地跑回来了。
原来,副队长在汽油库那里放定时炸弹时,见前面不远的地方有幢大房子,他估计:不是飞机库就是宪查队的营房。当巡逻兵走过后,他飞快地朝那幢房子跑去,悄悄地摸到门边一瞅:啊!一架飞机停在里面。他摸了过去,一个鬼子兵正抱着枪倚着飞机睡着了。他拔出尖刀,照准鬼子心窝刺去,那鬼子动弹了两下,便倒在地上。他把定时炸弹放在机舱内,就跑回门口。
这时,留在门口的两个同志早已把摩罗差的手脚捆住,嘴内也给塞上了布。我们把摩罗差推出岗楼,又把雨衣连头带脑地给他们罩上,让他们站在门口。一切停当,我们才快步离开了机场。
雨早已停了,蓝莹莹的夜空露着几颗稀疏的星星。夜静极了,美极了。我们坐在九龙山头的一块石头上休息,等待那爆炸的时刻。
“轰”的一声,“轰”的又一声,震得大地发抖,浓烟卷着大火在飞机场上冲天而起,映红了半边夜空。在火光照耀下,我隐隐看到很多人在机场上来回乱跑,接着传来杂乱的汽车声、摩托声……。我们欢笑着,拥抱着,欣赏着这幅奇丽的夜景。
日宪查队从次日晨两点钟起就撤兵返回市区,我们终于把他们“轰”走了!
我们爆炸敌汽油库和飞机后,敌人曾从西贡道往市区撤兵,我们也从山路去找大队部。敌先头部队已进九龙塘,后续部队尚在牛池湾时,狡猾的敌人,却杀了个“回马枪”,后队变前队,坐着大卡车急驶西贡,重新把西贡、黄竹洋、大环围得水泄不通。但我们只走到炮台山,没有陷入敌人的重围。
此后,我们击毙了牛池湾的敌岗哨,又在九龙塘的九龙酒家大闹了一通,还散发了传单。香港、九龙、沙田的群众,纷纷传说:“刘黑仔的队伍要攻打‘南支那派遣队司令部’!”正当市区内的鬼子惊魂未定,整天戒严时,我们埋在广九铁路二号铁桥上的定时炸弹又爆炸了。敌人被迫连夜把蛋家湾、大雨山、浪口等地的宪查队撤回市区。
我们在大雨山下海∵的一个渔村内,找到了大队部。当我们一进大队部时,首长闻声迎了出来:“嗬!我们的红鹰,都飞回来了吧!”
“都飞回来了!”副队长笑着回答:“这些日子,我们真替大队担心!”
大队首长诙谐地说:“大队很安全呀!就是那个找我们打仗的邻居不安静。”
原来,日宪查队在这一带时,敌人和大队部只隔个上下村。但是,渔民严密地封锁了消息,始终没有暴露。
大队首长详细地询问了我们的活动情况以后,又笑着问:“黑仔,听群众说你们都生有翅膀,能飞千里呢!”
副队长红着脸,在大家的笑声中说:“那是群众说着吓暗探的。”
“不。我们真有翅膀,它的名字叫群众。没有群众那我们就会寸步难移;只有我们和群众一道,那我们才像长了翅膀的猛虎,所向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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