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我们接受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以三五九旅为基础，组成南下支队，向南挺进，在大江南北开辟抗日根据地。 一过长江， 我们就把番号改成了“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
熟悉三五九旅的同志都了解，我们这支部队是从湘赣边的平(江)、浏(阳)、醴(陵)等地秋收起义中产生的，主要的领导人就是当时当地暴动的领导者。这个番号不仅能激发部队指战员来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对发动群众团结抗日也更为有利，因此，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这个番号。
一九四五年三月，阳春普照着江南的大地，青山箇箇，碧水条条，红花绿柳穿插其间，真是图画般的景致。
二十三日这天，部队开进了平江县境。有些小鬼听说供给部长何维忠同志和卫生部长唐国华同志都是平江人，高兴得见人就传播：“今天要到何部长和唐部长的老家啦１我们也说： “进了平江，一定要让何部长和唐部长请客１何维忠同志连连地说：“好嘛好嘛！到了平江，我一定请你们吃吃我们的家乡饭。”
谈到家乡，由不得要回忆当年。面对着这一座座小小的山村，老何和我们兴奋地摆起打土豪、分田地时的热闹场面，和参加游击队夜摸靖卫团枪支的故事。谈讲起来，却依稀如在眼前。老何信口咏出了贺知章的一首七绝：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不过，‘乡音无改’总是个好条件，我讲话他能懂；他问我‘从何处来’，我就向他宣传抗日救国大道理；虽然不相识，‘相见何必曾相识’啊！老何的这一番话，对于那首诗，倒是一个绝妙的补充。
一路留神察看，到处还能找到红色政权时留下的一些痕迹。书写在墙上的大字标语，虽几经国内外反动派的恶意涂盖，如今，透过重重的红土和白粉，细心的过客仍然可以辨认出来。更有那凿在石墙上的红军口号，虽已被反对它的人们在上面抹了泥巴，泥巴上又早长出了青苔，却不但不曾掩住那口号的魅力，反倒额外给它增添了一种苍劲、肃穆的气势，使我们这些红军老战士行走其下，心中油然生起一丝儿说不出的自豪感。但是，山村的面貌却早今非昔比了。继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之后，日寇侵陷又复年余，四处搞了个乌七八糟，有些茅屋只剩了秃秃的四扇光墙，甚至街头巷尾也都长起了荒草，田还没有翻，秧还未曾插，人们却只顾袖着手儿在那里猛吸水烟。一个分明是大户人家的宅子门口，也贴出了这样的一副春联：
春来气象犹生色，
苍生何日息干戈。
在这十四个字里，那种期望抗日早胜利的情绪， 是不难看出的。 连这样的人家都在问 “何日息干戈”，穷苦人就更不必说了。国民党当局如能珍重这种情绪，真正发动民众一致抗敌，息干戈原不困难。即以平江而论，其实日本人的驻屯军只不过一个中队，而国民党的正规军和杂牌队伍却不下三千之众，以我之三千当敌之一百，吃也把它吃下肚里去了。事实却恰恰相反，一百不来，三千坐吃，一百甫至，三千早逃，只把那被刮得山穷水尽的老百姓白白送进了敌人手中。
初进平江
从南江桥穿过平通公路,继续南行百余里，二十六日黄昏,我们从北面开进了平江县城。
平江城西门出城不远就是山，北面略有小山，东、南两面环江。汨罗江水，本是以波高浪大出名的，流到这里，却平静得出奇。有人说，这就是名曰平江的原因。城东的天岳山滨水而立，高处松木成林，半山上，茶花正开，白晶晶的发光，清香泻满全城。
日本人虽早逃之于十天之前，我们进城时却仍然不得不交锋打仗。莫看国民党那些“刮民兵”打日本人时跑得没人，而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来了，却向我们展开了攻击。后来听老百姓说，他们的头目是平江县县长兼国民兵的司令，姓张，名字起得古怪，叫做“慕槎”，与“摩擦”二字的字音恰好相同，真是一个天生的摩擦专家。
本来，平江是湘东北一个相当繁华的城市，附近盛产布、茶、油、纸、麻。听何部长说，平江的平布是行销湘鄂的；在平江，几乎家家都有织布机子，平时到处是一片机杼之声。现在却是静寂寂的，而且没有一个不闩门的住户，没有一家不歇业的店铺。当天晚上，司令部搬进了东门外的天岳书院故址，部队大部在外边露营。第二天一早，我们的布告早已贴满大街，人们惊异地发现：昨夜被他们关在门外的，原来是十几年来盼也盼不到的老红军。几乎全城的人都先后来到了几条通衢大道，有的围着正在刷写标语、讲解政策的宣传员，有的拥向了驻在城东的司令部。
司令部的驻址，就是当年平江起义时的指挥部所在地。事有凑巧，十七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指挥部又驻到这里来了。这不能不勾起平江人民更多的、有意义的回忆。
我和何维忠、谢今古等同志，被一位姓齐的青年拉到他的家中。夫妻两口，都是二十几岁。平江靠近江西，我的江西口音在他们听来是相当亲切的。他们喜欢听，我也就大谈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消灭敌寇的战斗事迹。当我谈到某次战斗中伏击敌军汽车四五十辆，将敌军官兵二百余名全部歼灭时，他们简直连嘴巴也闭不拢了，啧啧连声地说：“怪道你们一来，鬼子跑得裤子也穿不赢呢！ 在我们平江， 是只有我们人挨鬼子打，从没见过我们人打鬼子的啊１他们的眼睛骤然亮了，说话的声气也提高了，脸上也都浮现出一抹红晕，像是喝了一盅提神的喜酒。以后，当我烫过脚准备出门访问群众的时候，那位少妇看到我只有一只左臂，竟而撇开了乡下女人的习俗，拿起我的袜子，递给她丈夫一只，然后把我按坐在床头，不顾我的反对，硬是一人一只地帮我穿到了脚上。
景福坪大会
当我们访问到显然十分穷苦的人家时，他们急不可耐地吐起苦水来。日寇在这里糟踏的时间不久，所以，人们一提就是国民党第九战区的副司令长官杨森。关于杨森，我们是早有所闻的。他在平江的“德政”很多：首先，他最是个见不得女人的家伙，以夫人的巨大数字而名扬域内。据说他出门走动时，必需动员民夫抬轿，前后簇拥的轿子不少于十多顶，坐着他的“抗战夫人”、男女公子。一九三九年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发生的平江惨案，屠杀了新四军参议、平江办事处主任涂正坤等六位同志的，就是这个准汉奸杨森。劳苦群众殷切地希冀我们长期留在平江，领导他们抗战到底。
平江的工人不多，最有组织的要算汨罗江扛脚的搬运工人了。他们主动地跑上街去帮助我们扩大宣传。街头巷尾，三十一群，五十一伙，到处是听讲的人群。居中讲解的，很有一些平江的工人。在十字街口，我还亲眼看到：有一个身穿“国民兵”制服的伤兵也在那里宣传。我耐不住好奇心，也凑到跟前去听。原来，我军进城的那日，他负伤逃回家去。昨天，我军有人访问到了他家，他以为是来抓他的，用他的话说，是“吓得拉了媳。可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我们不但没抓他，反倒给他上了药，扎了绷带，还希望他快点养好伤，好好地打日本。他说：“要按老规矩，我本当在街上贴鸣谢帖子；可是人家抗日救国军不喜欢这套。我若不表示表示，自己心里又不安稳，怎么办？我就亲自上街上给乡亲们宣讲宣讲，让全平江都知道，抗日救国军来平江不为别的，只有四个字：抗日救国!”
二十九日，在景福坪体育场召开了平江全县的民众大会。
王震同志的讲话生动活泼，充满激/情，始终扣紧着人们的心弦。每当他昂首仰面嘲笑敌人的时候，全场总要跟着他哈哈大笑上老半天。后来，当他讲到要想打败敌人必须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的时候，有位中年的妇人高声问道：“还搞不搞妇女会、儿童团啊？”王震同志非常高兴地回答：“要搞!一定要搞!可是，第一步，先要把自己的政府组织起来。今天这个大会，就是要选举县长、城关镇长和县政府的委员。”接着，王首道政委讲解了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的意义，又请王震同志向群众推荐了一个候选名单，其中有秋收起义时从平江出来的老革命——方正同志和姜胜同志。最让平江老乡感觉不平常的，是名单中居然还有一位素来不为人尊重的做了多年工人的穷人；而王司令员在介绍时却对他表示了极高的敬意和信任，认为他是平江人民的优秀子弟，一定能完成人民委托给他的重任。
几乎全场一致地举手通过了人眩方正同志代表新选出的政权，和人民见了面。平江人对于这种民主生活并不陌生，十几年前他们也曾亲手选举过自己的政权。掌声和万岁声长时间地延续着；特别是那些搬运工人，竟高兴得喊出了“老红军万岁”的口号来。
出使“囤杆子”
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的名声到处传开了。在我们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原先躲了起来的平江上层名流又都出头露面了。平江最大的资本家黄钧裁，平江最有名的绅士、东洋留学生唐炳初的家族，都来拜访过我们，表示愿意服从民主政府的领导，积极支援抗战。当然，来访的并不都是真心欢迎我们的，其中也有对我们怀有历史仇恨，而以探听风声为目的的土豪们。
那天，居然来了“囤杆子”的两位代表。“囤杆子”，这是平江土话。“杆子”是枪杆子，“囤”是矗立、插稳的意思；就代表着一种民间的武装组织，实际上是为地主阶级看家护仓的。其中较大的一股，头目叫苏信安，他自封总队长，是幕阜山下一家大地主的儿子，今年只有三十来岁，读书人出身，身材颇为魁梧。平江人说他的“背景”就是在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里有着少将高参职衔的叔父。因此，就其实质而论，是依靠国民党而又不愿被国民党收编的地方实力派。
这两位代表，是从幕阜山上尾随我们进城来的。早在我们进入湖南省省界的时候，“囤杆子”里边就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和我们接头，礼尚往来；一派主张“不和共党纠缠”，免得招惹“麻烦”。后来，苏信安走了折衷路线，同时派遣了两批代表，一批去九战区听听风声，一批来平江城看看风色。到我们这儿来的这两位，就是前一派的成员。
他们一走进天岳书院的大门，就掏出了两张名片，一张上写的是“参谋刘孝友”，一张写的是“书记黄寸丹”，口口声声要见王司令、王政委，说是有要紧的公事面谈。
王震和王首道同志当时就接见了他们，摆了酒席为二位接风。在酒宴之前，王震、王首道同志向他们讲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和主张，二位连连点头，似乎都很赞成。最后，还告诉他们，我们准备派遣一位“参谋主任”送他们回去，并代表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向苏总队长进行回拜。
这个“参谋主任”就是我，虽然我并没有这样一个头衔。
到达石浆，在苏信安的屋里冷坐了一两个钟头，刘孝友才引着一个壮年的书生嘻嘻哈哈地走了进来。不介绍也能猜出，这就是苏信安。一见面，他自然要有几句不可少的托词，我也搭上几句客气话，随之当面向他点交了礼品等物，转达了王、王首长的意愿。他点着头哼哈了几声之后，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气就出现了。
就在说话之间，酒饭已经摆齐，他们着力于敬酒让菜，我也只好去应付他们那一套繁缛的礼节。酒饭过后，把我们送进一间卧室，他们转身就退走，而且竟在我们的大门外加了四个岗哨，情况很为不妙!
我一边静等着事态的发展，一边用心测度：究竟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在“囤杆子”里，包括苏信安在内，有相当一部分头面人物，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我们是早就了解的；但他们派了人去找我们接头，至少可以说明，当时他们并没有坚持势不两立的态度。那么，为什么会发生今天的突变？最大的可能是，有人从外部施加了压力，而且压力很大；或者是国民党开始了巨大的军事阴谋。我们本来也知道，无法叫苏信安真心改变其反共的立场，只希望他把眼光放远一点，从而和我们保持一般性的交往，以利于我们团结教育争取他的下属，特别是那几个和我们没有阶级仇恨的小头目，使他们向积极抗日的方向逐渐变化。
时间过得很慢，很久很久不见有人来理睬我们。我想，倒不如争取主动，找一找他们看，让通信员去问门外的“卫士”，回来说：他们答应去找。过了好久，仍然没有动静，看样子，连晚饭也不想管了。直到掌灯以后，那两位代表才以“苏队长家里有人生了急病，怕王司令担心你”为借口，要我们连夜赶回城去。他们特别着重地说：“请主任放心，一路上有我们两个和张云礼队长带队护送，保证顺利返回贵部。”
这倒是一个没有想到的好消息。有机会和张云礼打打交道，倒也不虚此行。这人原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穷小子，在伪县府当过一个什么班长，后来也拖了几个人出来“囤杆子”，有一次和日本人作战，竟然打掉了一二十人的一个小据点，缴到了几支三八式，还有一门炮（其实是掷弹筒），因而一举成名。他被苏信安收编以来，一直郁郁不得志。那些有钱人都歧视他，给他管辖的七八十人发的钱粮特别少。他们之间的关系因此很坏。只要我们能和他接触，多少总会有些收获的。我表示感谢地说：“既然麻烦张队长亲自送我，那就不敢再劳累你们二位了。”他们声言一定要送上一程，我也不好力辞了。
走出石浆约摸十里多路光景，我才提出来请他们二位留步，他们又拜托我向王司令致意之后返回去了。
夜已经很深了。天空只有稀疏的几个星星，薄薄的云层在它们之间缓缓地移动。我们这七八十人的行列行走在田塍上，有时还能看到水田中映现的一排倒影。我请张云礼队长同我走在一起，一边走一边谈心。这个小伙子不过二十几岁，对人倒还热情坦率，和我谈话很像是一个老相识一样。因此，我很快地就和他谈到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以及国民党、苏信安对他这种人的态度。他本来就在寻找前途，一拍即合。当我进一步劝他不要回去，率队参加人民抗日军队时，他十分高兴，即刻就同意了。直到这时，他才陡然猛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大声地说：“呵呀!你今天好险呐!”
原来，就在我们进石浆的前一刻，第九战区的代表刚刚出村。那代表带来了薛岳的口信，九战区本着蒋介石“宁亡于外，不亡于共”的指示，已经出动了四五个军的兵力，坚决和共产党的军队开仗，警告“囤杆子”的人不要和共产党往来。苏信安勉强陪着我们吃了一顿饭，紧接着就召集各队队长开会。会上，那一派早就不赞成联共的人得了势，坚持要把我们捆送九战区报功搪祸。苏信安点了头，说：“不然怎么办呢?只好这样办了!”可是，据张云礼说，刘、黄二位代表“吃了王司令员的敬酒”，“还算是有良心”，他们坚决不同意，说：“大家的切身利益着想，这样办是上策。不过，历来都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我们岂能为之。”就这样吵来吵去，直吵了四五个钟头。最后还是刘孝友参谋出了个主意：天黑以后，悄悄送走，对下面放出空气，就说把共产党来的代表杀了头。将来九战区来找麻烦，大家都能证明，你我也好有个担待。所以张云礼说：“我要不讲，你还闷在葫芦里!”
我们终于活着回到了平江城。虽然没有完成任务，值得欣慰的是，总算有一个张云礼率领的小部队参加了革命，成了平江人民自己的一支抗日救国武装——平江独立团。
正如从张云礼处得到的消息：在国难深重的日子里，顽固派竟以六万兵力向我们发动了全面的围攻。
我们忍痛撤离平江城，在广大的农村开展了工作，成立了湘鄂赣区党委、军区和行政公署，随后，大军又继续向南挺进……
当我们含情向平江人民告别时，我们说：这只是暂时的分别；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回来的。事实正像我们说过的一样，不出五年，平江就重新成了人民的平江，而且永远成了人民的平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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