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已进行了七年。敌人灭绝人性的残酷扫荡，国民党的几次反共高潮，都被我们打退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所带给我们的种种困难，也被我们踩到了脚下。这正是革命形势大发展的前夜。新四军一部分部队，准备由苏中南渡长江去江浙开辟根据地。为了给即将到来的大发展做好准备，就要有较目前多几倍或几十倍的电信器材。就在这时候，我接受了到上海去买电信器材的任务。
领导上为我准备妥贴了一切条件。出入敌占区的伪县民证办好了，上面写着：姓名，杨执中； 职业， 商人。ˇ应射阳区委委员沈瑜同志有个姐丈在上海开无线电行，店号叫“竞成”。她非常热情，特地为我写了介绍信。此外，大宗器材买到以后如何运出来，到哪里去接头，也都作了安排。
靠着师部的“沿途军民一律放行”的通行证和伪县民证，我顺利地从根据地走进敌人的据点，又从据点进入根据地。每日晓行夜宿，离上海只不过两天路程了，但一件意外的事情却发生了。
这天中午，我来到苏中三分区和敌占区间的游击区。我停下来，重新检查了一下我那身商人的衣著——礼帽、围巾、长袍，看看有没有破绽，因为些微的疏忽也会坏大事情！特别是长袍大襟上藏通行证的地方，我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直到自己确实感到与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时，才向前走去。
刚走了两步，路旁突然跳出两个人，驳壳枪一前一后对住了我。其中一个年岁较大的人厉声问道：“干什么的?”
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跑单帮的。”
对方并不加可否，只是向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连珠炮似地问道：“跑哪路码头？条子什么行情?市价看涨看落?……”
我一时无以对答 ，急得心怦怦直跳 ，真想从对方手里把枪夺过来，干掉他们一个，再设法跑掉 。正在这时 ，对方又盯了我一眼：“跑单帮的？想骗过侦察员的眼睛可不那么简单。”
侦察员?这不是新四军才这样称呼吗?难道是自己的同志？我斜着眼睛看了看他们，那纯朴、深厚的脸，那饱含着智慧、机警的眼睛，不是同志又是谁呢？一颗紧张的心落了地，我忙向他们解释：“全是误会，我是自己人。”深怕对方不相信，边说着边从衣袋里把证件拿出来交给对方。谁知对方接过去看了一眼，竟大笑起来：“自己人?和你算是什么自己人?” 唉！一高兴，不知怎么糊里糊涂地把伪县民证递了过去。弄巧成拙，任凭我再把自己在哪个部队工作，做什么，都对他们说了(只有这次到上海的任务没有说)，他们仍不相信，押着我就往部队驻地走。到了一个独立家屋附近，我见四野里没有人才说道：“同志，我有证明。” 那个年轻小伙子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理也没有理我，对同伴说：“别去理他，吸支烟好赶路。”
他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呢？尽管我不为解除这场误会担心，可是时间要紧啊！怎么能再耽搁下去呢？我不得不把大襟角扯开，把通行证取出来交给他们。侦察员看了看通行证，又看了看我，像是埋怨，又象是歉意地说：“同志，怎么不早点拿出来。”
我能说什么呢？讲了那么多话，你们硬是不相信嘛！我从侦察员手里接过通行证，有些不高兴地说：“该让走了吧？”
“走吧。不过同志，装什么得像什么，这是遇到了自己人，要是遇到了敌人的暗探，可没有这么轻松啊１说实在的，虽然我一肚子的不高兴，但我不能不感激这两位侦察员同志给我上了这一课。
二
在夜雾迷茫中，我搭乘的商船在外滩码头靠岸了。
上海，是我的故乡，但她并没有给我这远方归来的游子以丝毫温暖。荷枪实弹的日本军警和那些歪戴鸭舌帽、架着墨镜的汉奸，满脸杀气地监视着大街上的来往行人。咖啡馆里照常放送爵士音乐和《支那之夜》之类的歌曲。奇形怪状的霓虹灯广告,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军用汽车风驰电掣，穿着和服的女人伴着咯咯作响的木屐声在人行道上安闲地踱着。只有里弄深处仍然是我所熟悉的那凄凉的叫卖声……
我敲开了自己的家门。父亲一见是我，脸上不仅没有因为久别重逢露出些微的笑容，眼睛里反而闪着不解和责难的光。还是母亲，在仔细端详了我之后，擦了擦眼泪说：“孩子，这是什么年月，回家做什么?”
我完全理解两位老人的心情。记得我去参加新四军那天，母亲在灯下为我忙了整整一个晚上，她不停地擦着眼泪。父亲却在一旁说：“哭什么，孩子走的是光明大道！可是今天我突然回来了，从根据地到敌人的心脏里来，这件事的本身就不能不引起老人的疑心和担忧。有什么办法呢？秘密工作的纪律，不允许我把到上海的任务告诉家人啊！
翌日清晨，我就离开了家。叫了一辆三轮车去到泥城桥竞成无线电行。
竞成无线电行只有一爿很小的门面。 我跨进铺面向四周略微张望了一下， 然后问道： “吴老板在家吗？”
只见一个留平头穿藏青长袍的中年人欠身站起：“鄙人就是，先生贵干?”
我从衣袋里掏出那封介绍信，说：“我是沈瑜的朋友，刚从乡下来。”吴老板吃了一惊，全身都有些发抖，稍顷，他镇静下来才连连说道：“里面坐，里面坐。”
我被领到客厅，他还没有让坐就急不可待地试探道：“先生，侬是……”
“看过信自然明白。”
吴老板一边唯唯诺诺，一边忙打开信读了起来。他看完信，往上推了推镜框，似乎已经平静下来，拖长着声调说：“难办，难办。风大浪险哪!”
从对方说话的语调里，我听出这不全是推托，主要是商人的生意经。如果在根据地，我会毫不迟疑地戳穿他：人民在流血牺牲，你们还千方百计地发国难财！而现在，明知道是竹杠，还是非挨敲不可。我只得说道 ：“常说嘛，风大鱼肥，浪险舟轻。”
吴老板见有利可图，紧绷的脸一变为喜笑颜开：“杨先生，进货不易呀！再说日本人那方面……”说到这里他故意卖了个关子。不过我心里有数，他已经为这笔买卖心里痒滋滋的了。用不着多费唇舌，我来个单刀直入：“没有不漏网的鱼，吴老板这可是名利双收啊！一来帮助新四军打鬼子，算你出了份力；二来嘛，我们新四军也亏待不了你。”我一面说，一面把第一批货单交给他看。
“对，对，抗日救国，匹夫有责。不过，杨先生你是知道的，上海买这批货不容易啊！数有多大？”
商人都是拜金主义者，不把底露给他，说多少道理也是不行的。我说道：“我们共产党办事讲干脆，这个数怎么样?”我伸出了五个手指。
吴老板沉吟了半晌才说道：“试试看。”
“什么时候看货样?”我追问了一句。
“三天后，打烊前十分钟。”
进货问题既然初步解决了，下一步是如何把器材从敌人封锁得像铁筒般的上海运出去。按着组织上事先的安排，我必须到四马路星洲旅馆去找蒋寿来。
三
蒋寿来是个经常跑敌占区的商人，从根据地运咸猪到上海，再从上海偷运军用禁运品到根据地。靠着他那丰富的处事经验，他的木帆船竟能顺顺当当地往来于敌人虎视眈眈的江海码头。此人对抗战还有些认识，过去曾多次帮过新四军的忙，为我们买过一些电信器材的零件。所以我们对他倒也放心。两个月前，组织上曾交给他一笔款子，要他为我们买一批电信器材与干电池。规定的时间早过去了，可仍未运回。这次我去找他，除了顺便催一催购买器材的事，就是想让他把上海购买电信器材的关系与部队急需的器材运输包下来。
我到了星洲旅馆，蒋寿来正好在旅馆里。
茶房把我带到房间，我以为他告诉我房间号码之后就会走开，谁知道他弹了弹门就喊道： “蒋先生，有客找。”这可糟了，蒋寿来并不知道我现在是单帮商人杨执中，如果他叫出我的真名实姓岂不会暴露了吗?
门吱的一声开了，蒋寿来探出头来，幸好他一看到我时吃惊地呆住了，竟忘了说话。我忙趁机说道：“蒋老板，久违了。”
蒋寿来好像清醒过来，和我招呼道：“久违，久违，请里面坐。”然后对门外的茶房说： “茶房，端茶!”他把门带上以后悄声对我说：“陆主任……”
我压低声音马上纠正他：“记住，我叫杨执中，跑单帮的商人。”
“是，是。杨老板，是不是为了那批货?”
“对。时间已经过了两个月了呀!”
蒋寿来叹了口气说道：“不是兄弟不尽心，实在是不好进货。陆主任不是不知道我，稍有门路，为了抗战兄弟还能不尽心?”
看来，这也是实情，于是我便转了话题：“好吧，再宽你一个月。另外，我们有一批电信器材，要从上海运到苏中，不知蒋老板愿不愿帮忙?”
蒋寿来一口答应了。苏北装咸猪的船下月初即能到上海，木船速度慢还可想别的办法。当场，我们就把运输的各个细节作了仔细研究和安排。并通过朋友关系在上海老闸桥一家柴行楼上租到了一个单间，并在所在户口部门办了临时居住证，作为安全住所。
四
没有想到事情进行得这样顺利。从那天晚上我到竞成无线电行看过第一批货样：不到七天一百几十只真空管，特别是装无线电步谈机的零件皆已买到。○看东西不多，到了新四军手里，就能装几十套收发报机与步谈机，能装备好多部队呢！故急需把这批器材先运回。为了解决通信机的电源问题，我们还需要自己开办一个电池厂。我又把开办电池厂的材料单子交给吴老板。虽然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最少有几吨)，但他既已尝到了甜头，还能不欣然接受吗？现在的问题是赶紧先把这批器材运出去。
按着约定的时间，我在星洲旅馆等蒋寿来。不久，蒋寿来就进来了。看他那兴冲冲的劲儿，就知道事情办得差不多了。他一见我就招呼道：“杨先生，让你久等了。”
“哪里，哪里，我也刚到。”
他看了看周围并没有人注视我们 ，才说道 ：苏北来了一只装慈姑的船，可以先运一船出去 ，但因天寒有的河道结冰 ，到达时间没有保证 。运咸猪的两条船 ，还不知何日能到上海。
“能否想想别的运输办法，早点运往苏北。”我说。
“让我再去找找轮船公司的董七叔，请他想想办法。”
我们苏中新四军一师部队所用的通信器材一是依靠从敌手中缴获，二是通过商人从敌占区购买。我们地区离上海近，从商人手中购买的关系也多，买回的器材不但一师用，还要供应在皖南地区的军部与盐阜地区的三师。不少商人偷运有办法，购买符合我们需要的器材办法不多，因不是内行。组织上这次要我去上海主要沟通购买关系，买到我们急需的东西及沟通买与运的渠道。
五
第一船器材已运出了上海。虽然按日程计算，器材也许还没有到家，但我用不着多去担心。器材伪装得很好，从上面看船上不过是些日用百货之类的货物，可是，这是特制的夹底船，而电信器材正是藏在船底的夹层里。任凭警犬的鼻子再尖，如果不知道底细，也难以嗅出味道来。但因船小输送量不大，大批器材必须用别的办法运出。
一清早，“竞成”打来电话，让我上午无论如何去一趟。我听他讲话多少有些紧张，匆匆吃罢早点就去了。路上一直推测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赶到见了吴经理，才知道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前几天交给他的办电池厂的货单有了门路！成吨的锰粉、炭精棒、锌皮就要到货，吴经理怕这么多的料不好存放，让我赶紧运出去。
这真是一个难题，蒋寿来的咸猪船还没有到，就是有船，这么大一批材料靠帆船运，要运到哪天呢？怎么办，难道到了手的器材轻易放手吗？这时候，我忽然记起，蒋寿来有一次讲过，用轮船的运输关系是通过苏北太兴伪十七师的一个副官冒充伪军器材运苏北的。也许这位副官就是我们在三分区的那个运输关系，必须亲自去了解一下。我忙从“竞成”出来乘车到星洲旅馆。
也巧，蒋寿来没有外出。我开门见山地说道：“有一大批货要在三五天内运出去，体积大重量重。”
“帆船不行，得另外想办法。轮船公司那边有消息吗?”
“办法有，就是运费太贵，要百分之五十的水脚，在他们手上出问题负责赔偿。就是要价太高，再说，时间也太急了。”
“蒋老板，正是因为时间紧急才来催你的，是不是我们一起去找黄士贤谈谈。”
蒋寿来被我这话提醒，马上去打电话。片刻，他笑嘻嘻地回来了，说道：“他在三马路惠中旅馆二一七号房间等我们。”停了一下，他提醒我说：“得先计划一下，黄士贤是个见钱连命都不要的家伙，不然会吃亏的。”
为防意外，我故意晚到了五分钟。蒋寿来正在旅馆门口四处张望寻找我。我向背后看了看见无人跟踪才跟他进去。
用不着介绍，我一眼就认出了黄士贤。他原是苏中联抗部队的电台台长，我们派去台长后，他回家经商，投靠伪十七师蔡鑫元部当副官，并利用这一关系为我们采购过多批电信器材，在他那里还有一批货付了钱还未交货，在苏中曾见过两次面。这个人高高身材，三十几岁的年纪，领子上缀着上尉军衔的领章。那苍白的脸，满嘴的黄牙齿，深凹进去带有青色的眼圈儿，都说明这是个吃喝嫖赌无恶不作的家伙。我的手不得不伸给他：“黄副官久违了，” 为了争取主动，我首先公开了自己的身份，我说道：“黄副官过去帮了我们不少忙，我们不会忘记的。你想不到在上海会见到我?”
黄士贤万没有料到和他坐在一起的是个新四军苏中军区管通信器材的负责人。他刚才那股高傲、矜持神气一下子化为乌有了，他脸上立时换上了勉强的笑容，说道：“想不到，想不到，在此地会碰到你，既是你的东西，无不尽力效劳。”他向我介绍了房里另一个孔宝贤，他是负责上海装船运输的。
这一着果然见效，抓住机会我给他上了一堂课。我给他讲了苏德战场上的形势，告诉他希特勒马上就要完蛋，日本鬼子的命运也长不了，新四军要大发展，部队急需一批通信器材，希望他们能出点力，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学学关羽，来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在我讲话时，他不时点点头，好像十分注意听似的。其实，我对他并不抱什么幻想，不过，对这种左右逢源的人物，晓之以利害，还是有可能为我们做些事情的。道理尽管是道理，钱还总是钱，最后以提成百分之三十的水脚作为报酬，他才答应把运货的事情承包下来。第一批五百万储备器材，先付百分之十五的运费，到苏北三分区兵站交货后再付百分之十五，在途中损失由运方负责赔偿。我在交货后第二天去苏北三分区兵站等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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