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四月，苏中四分区军民正忙着春耕，日寇大规模的“清乡”开始了。轻装的步兵、自行车队、汽艇多路出动，不分大路小路，河道田间，往返穿插，合击包围。一时我们整个分区，到处枪炮不绝，烟尘滚滚……
“清乡”，是敌人运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所谓“总体战”。其实质是企图由梅花式的点线占领，进一步达到它们全部伪化我游击区的目的。早在两年前——一九四一年，便在我苏南根据地进行过“清乡”。那时敌人气焰万丈，汪精卫在南京亲自主持成立了所谓“清乡委员会”，日寇驻华派遣军总司令烟俊六也亲自出头策划。可是，它们清来清去，到底也没有把江南新四军清光。据说，烟俊六这次发下誓，一定要把我们撵到黄海里，统统消灭，创立一个“大东亚圣战的华中确保区”。看来这位“总司令”确有这番雄心大志似的，这次他一出兵，就是一万五千人，从西北向东南猛压，一时形势十分紧张。这几天我们日夜行军作战。敌人是齐头并进，多路合围；我们是分散行动，机动游击，碰上了就坚决打，打了再迅速甩开；甩开这一路的头，追上那一路的尾，从敌人一个又一个合围圈里打出来又打进去。大家人不离枪，脚不停，眼不眨，只有到夜半以后才得少许休息，吃一点东西，睡一刻觉。
二十三日夜间，我们转移到海中区一个埭，找到了区委书记陈清同志。
他是一位坚持过江西三年游击战争的老红军，因为长期做群众工作，不免常讲群众运动如何如何。他讲话快，又是满口江西音，“群众运动”这话，从他口里出来，猛一听就变成 “腾腾腾腾”了，所以有人送他个绰号：“腾腾腾书记。”现在，陈清同志的打扮完全像当地的老农，戴一顶绒线织的瓜皮帽，拿一根旱烟管。他沉静地抽着烟，听我们讲着敌情。当他听说敌人要赶我们下黄海时，笑笑，很有风趣地说：“不晓得谁赶谁下海呢？这个海没底没岸。”
听得懂，他说的这个“海”，正是毛主席讲的“陷敌于灭顶之灾”的群众性的游击运动。不久以前，地委书记吉洛同志，也曾经拿主席这句话教育过我们。吉洛同志说：反“清乡” 是长期反复和高度复杂的综合斗争，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全民武装起来；实现党员军事化，农村兵营化，使敌人坐立不安，草木皆兵，变成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处处喊打，才能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在此，我们开了一个区委会，陈清同志又讲了三年游击战争的故事，反复向大家说明必须依靠群众的道理。他说：现在的形势，不同江西打游击的时代，也不同两年前，部队经过精兵简政、训练，群众经过减租减息运动，党的各项政策都深入人心。这一切，都是反“清乡”胜利的重要保证。
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确定了反“清乡”斗争的部署。号召所有的军队、干部，同群众同生死共患难。又按照目前被分割的局面，把全区划分为四个小作战区，由区委分头掌握。区游击连以班为单位划开，政府人员全部分散下去。我们县的主力也重新作了部署：副政委鲍志椿带领团的一部分主力，暂时跳到外线，抓紧整训，相机投入战斗；五、七两个连以排为单位分散下放到几个重点区；又从全团挑选了十几名最有斗争经验的老战士，组成一个行动大队，由团参谋长黄辉和县公安局长赵一德同志率领，配带上一色短枪，深入敌占区活动；我和团长王澄同志、行署主任顾尔钥同志带着第二连，到各区进行游击活动。
这个部署，就好像春天插杨柳、撒种子一样，使得整个地区，到处都有了骨干武装。我们带着少数的武装，今天这儿跳，明天那儿跳，像深水游鱼一般，活跃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敌人合围合不到，梳蓖梳不着，见人就杀，见房就点火，这就更加激起了群众的愤恨。
这一天，王澄他们和我带着县、团的领导机关，来到了海东区耕南乡。这个乡的民兵对敌斗争极为出色，军区首长提出的“各乡每月至少消灭一个敌人”的号召，在这里早已超额完成了。这个乡，在对敌斗争中有许多出名的人物。党支部书记陈思义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听说过，群众送给他一个外号，叫做“方头猫猊”。见到他以后，我和王澄同志望着他那生得头颅四方、眼睛发光的外貌，彼此会心地笑了。这个外号妙在不仅形似而且非常神似。原来海门土语“猫猊”是一种野生的大猫，善于夜晚出动，群众用“猫猊”这话，来形容陈思义惯于昼伏夜动地展开对敌斗争。他向我们说：“我们除掉三个伪乡长了，至今还没有第四个敢来当替死鬼!”
王澄同志问他：“听说每月消灭一个敌人的计划，你们超额完成了，到底超过了多少？说说看。”
陈思义数着指头，计算了一番，说：“确实的数字记不准啦，大概五十多个。”接下去有声有色地讲着捉“黄脚股狼”(伪军)，打伪乡区人员的故事。
正说话，门外走来了民兵大队长。这人也有个外号，叫“火烧鬼”。什么是火烧鬼呢？就是不怕敌人烧杀，坚决和敌人斗争到底的硬骨头。鬼子包围了耕南乡，扬言叫他带民兵来自首，否则就烧他的房子。他说：“怕杀怕烧不算民兵，让他们来烧吧！烧了旧的，打走鬼子盖新的！后来敌人把他家房子烧了，他给敌人带去个信说：“放火的强盗，你们还有什么本事？”这样的“火烧鬼”一时出现了不少，有个乡的民兵指导员朱大玉，听说鬼子要来烧房子，他干脆自己点了把火，把自家的房子烧了，还给敌人带信说：“不用你们烧，我自己烧了!”
我打量着这个民兵大队长，传说中他像是个黑旋风李逵式的人物，谁知他一点不粗，二十来岁，挺精明强干的，讲话一口海门土音。说起斗争情况，他满有风趣地说：
“王团长，洪政委，往后我们完不成消灭敌人的任务啦!”
王团长问：“为什么?”
他说：“黄脚股狼不肯来这里白相(游逛的意思)了!”
王团长笑问：“你们武器够不够?”
他说：“够，够！鬼子有三八式，我们有的是‘三八式拳头’，还有‘五号盒子枪’!” 说着刷地从裤腿上拔出一柄亮光光的匕首。说那五十多个敌人，大多数是被他们用这种“三八式拳头”和“五号盒子枪”消灭的。
我和王团长又详细地问了些情况，鼓励他们说：耕南乡的民兵组织很好，斗争坚决，照这样斗争下去，一定可以把敌人斗垮。王澄团长想了解一下他们的经验，问他们二人：
“你们战术灵活，有些什么办法?说说看。”
“办法多着呢!”陈思义同志又数着指头说：“麻雀战、背娘舅、老鹰捉小鸡、钓鱼、赶鱼进网……一下说不全!”
见我们不大懂这些战术名词，笑哈哈地说：“这些名字，都是民兵自己取的，下不了兵书。”他接下去解释说：“‘背娘舅’，就是埋伏在大路旁，等敌人大队过后，专找零星掉队的，抓住一个，用绳子一套，背起就跑；‘钓鱼’，就是割断敌人的电话线，引诱电话兵出来查线，出来就捉住他；‘赶鱼进网’、‘老鹰捉小鸡’，唉，意思差不多，这些名，上不了书!”他又重复了一句。
王澄同志说：“谁说上不了书!你们的这些神机妙算，将来一定会写到书上!”
二
斗争仅仅只开了个头， 更激烈、更残酷、 更复杂的争夺战，还在后头。据说，敌人的 “清乡”是分为三个步骤的。第一步是“军事清乡”，叫做“安民时期”；第二步是“政治清乡”，叫做“训民时期”；第三步是经济文化齐来，叫做“新民时期”。
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敌人用“梳篦”、“剔抉”等战术，向四乡扫过几遍后，密密麻麻安了些据点，自以为军事计划已经实现，从六月份开始了“政治清乡”。每天出动大批的特工人员，利用伪组织，一个村一个村编保甲，清查户口，挂门牌，发“良民证”。他们的口号是“保甲编成，清乡完成”。于是，反保甲制度，又成了一场最尖锐的斗争。
这时，启西区的局面不好，需要主力支援。我们得到消息后，连夜率领二连赶去。路经庙桥镇附近，月光下，只见每家每户都紧闭大门，门上全挂着个牌牌。王澄同志说：“看看门牌上，到底是什么名堂!”
我应了一声，两个人向一个大门走去。借着月光，瞅了又瞅，只见一块木牌上写着：户主姓名、年龄、男几口、女几口……
“这鬼办法，又能整住我们不成!”王澄同志愤愤地说。
也许话音和脚步惊动了院里人，大门轻轻开了，一个老人探出头，瞅了半天，认出了我们是新四军，既不让进家去，也不说句亲近的话，只是叹了口气，说：“没办法，出几块钱挂上这门牌，再不要跑反了!”说完慢慢地把大门掩上了。
看到这种情形，我们心里沉甸甸的。更严重的问题是，面对这种局势，区委的部分领导干部中产生了比较严重的消极退缩思想。他们不在困难的区域领导群众斗争，全部退缩到号称“打不破的铁皮乡（正诗乡）”去了。针对这种情形，县委在正诗乡召开了区委扩大会议，严肃地批判了消极退守思想，调整了干部，指派团总支书记陶采神同志下放到区任区委书记。会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正诗乡， 所以能成为“打不破的铁皮乡”， 并不是真有一层“铁皮”，而是这里的党和群众团结一心，不畏敌，不气馁，英勇斗争的结果。敌人的据点—— 圩角镇就近在咫尺，“清乡”特工也三番五次来，天天叫嚷着编保甲，可是，正由于正诗乡党政军民勇于斗争，使敌人编不成保甲，挂不上门牌。会议中，新任的区委书记陶采神同志说：
“正诗乡能够成为‘打不破的铁皮乡’，别的乡为什么不可以呢？问题是在创造条件，一句话：发动群众，坚持斗争！”
摆在眼前的事实，活生生的榜样，教育了大家，使一些一度失去前进方向的同志，头脑清醒过来。
会后，我们立即又分头出动，到处介绍正诗乡的斗争经验，并根据地委指示，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伪区以上的保甲工作人员。行动队争先出动，深入到敌人据点附近，先后把北新镇、麒麟镇等地的伪保甲指导员、保甲训练班全部搞掉。启西区在陶采神同志领导下，仅仅经过十天的工作，七月三日一声号令，全区在一夜之间，把所有的门牌剥下，焚烧得一块不留。
这时，跳到“清乡区”以外的我军，也在各地积极配合行动，七月初，发动了八十万群众参加的一个规模空前的破击战，把由南坎到天生港敌人设置的二百余里长的竹篱笆，在同一个晚上，烧得精光。我军主力一部，还积极地向通西、通中、南通地区挺进作战……
敌人的“政治清乡”遭此重大挫败以后，并不甘心，又采劝强化”编保甲。办法是，集中五六百兵力，包围住一个保， 编成以后， 再编另一个保。当时的海中区，是敌人称为“红祸最重、受毒最深”的区，因此，“强化”编保甲的头一个目标，便是海中区。县委得到情报后，连夜进行部署，我们和“腾腾腾书记”陈清同志，先后赶到了海中区同仁乡。
第二天，敌人果然出动了。一大早，就以突然袭击，包围了同仁乡的一个埭。伪乡长徐沛在他的“皇军”保护下，带着一群乡丁，鸣锣呼叫，要全埭的人去开会。埭里的民兵和青年人，早已按计划转移了，等留下的百十个老人妇女和孩子，稀稀拉拉走进会场时，已经是日上三竿。伪乡长一看来的这些人，鼻子都气歪了，恶狠狠地骂道：“你们这里是寡妇埭？男人都死光啦?”
一位老人，慢吞吞地答道：“这几年，青年人死是死了些，还说不上死光!”
“那么人呢?都到哪去啦？”伪乡长问。
“老百姓各人有各人的生计，”老人说，“大家又不知今天开会，出门去啦！下次‘皇军’要来，早通知一声就好啦!”
伪乡长干鼓肚皮，说不出话来。便挨个去问妇女们，家里几口人，叫什么，多大岁数。妇女们都按事先编排好的，报名道姓。有真的，也有假的。甚至连死了多年的人的姓名，也报了出来。伪乡长突然从人群里拉出一个孩子，喝道：“你说，姓什么?家里几口人?”
大家一看，不由得捏了把汗。这孩子是村干部黄志高的儿子，还不满十岁，他要吐了实话，那可糟啦!谁知，这孩子十分机灵，面不改色，不加思考，开口就说：
“我叫陈小毛，家有四口人，爸爸是做小生意的，上青龙港去啦!”
“呸!胡说!”伪乡长吼叫着：“不讲实话，枪毙了你!”
“我是叫陈小毛，谁给你胡说哩！孩子眼皮也不扑闪地说：“你不信，等我爸爸回来问!”
伪乡长找不出破绽，放开孩子，又去问一些妇女和老人。老人们有的装聋作哑，有的打迷阵；妇女们有的说东，有的道西。闹腾到天快黑，民兵和区队在村外乒乒乓乓打了阵枪，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新四军来了!”大伙便一哄而散。伪乡长和“皇军”，也就夹起尾巴走了。
晚上，我们回到埭上，又是一番景象，人们拿着伪乡长发给的门牌，吆喝着：“烧！快烧勾魂牌！孩子们到处唱着：
门牌是亡人牌，户口簿是阎王簿，
册子上了名，将来跑不成。
保甲编成功，壮丁抽个空，
哪个写我名，等死不如拚。
谁要编保甲，人人都可杀。
过了几天， 敌人又来了。 群众得到情况，早已跑光了。一个老人很有趣地对我们说： “铁将军把门，灶王爷看家，鬼子编保甲，请他编菩萨!”说得大家哈哈直笑。
保甲编不成，敌人扬言烧房子，并把六百多敌伪军分散开，安上十三个临时据点。我们研究了斗争形势，认为一股劲硬斗群众损失大，又施出一计，组织了几个上年岁的人，去找伪乡长说：“你们不能只给老百姓苦吃，门牌都是新四军撕的。你们有枪来编保甲，他们有枪来撕门牌，这叫老百姓有啥办法?”
斗争继续下去。有明争，有暗斗，搞得敌人焦头烂额。他们虽然放火烧了些房屋，抓了些人去，可是，二十八天过去了，敌人在海中区没编起一个真正的保甲。伪乡长徐沛的脚踝骨也被民兵打断了，这条走狗躺在据点里，天天挨鬼子的骂。
敌人在“政治清乡”的同时，还有所谓“经济清乡”和“文化清乡”。但他们的“军事清乡”、“政治清乡”没有实效，也就乱了步子。在经济、文化的战线上，更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我们四分区，盛产粮、棉、鱼、盐。敌人为了掠夺这些物资，一方面公开的下乡来抢，另一方面又实行经济封锁，广设税卡，加捐加税。我们就发动广大的群众，反掠夺，抗捐税。当时，我们的海东区二窎镇，曾经是一个热闹的集镇，又是个水陆码头。为了对付敌人来收税和设据点，和群众商量后，把全部的房屋拆掉，并在离镇几里以外的十字路口，开辟了一个临时市集。有一天，我们来到这个新开的市场，只见民兵在四面放哨，商贩就地出摊，买的买，卖的卖，熙熙攘攘，生意十分兴拢海货、文具、花布、皮鞋等日用百货，应有尽有。敌人一出动，远处的“情况标”——长竹竿上扎个草把——就一竿竿倒下来。赶集的人看到这标竿一倒，便快快地收拾起挑子，按规定的路线转移了。等敌人到来，这儿已经又变成了一个空常这个市场，群众起了个名字，叫做“朝天镇”。
王澄同志看到这种情景，赞不绝口地说：“好好好，没有深山密林，没有湖泊港湾，可是有人的山，人的海，我们总有办法。这个‘朝天镇’是一大新创造！海东区区委书记梅永熙同志向我们说：“我们不光有‘朝天镇’，还有‘游击课堂’哩!”我们问他：“什么叫做‘游击课堂’？”他解释说：为了对付敌人的“文化清乡”，不读敌人发的课本，许多学校也都把课堂搬到野外来了。他说着指指远处一个农妇：“喏！那就是我们‘游击课堂’ 的老师！
我顺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那妇女穿一件茄花色土布衣裤，头发拢在帽子里，一手提一只篮子，拿一根竹竿，一手拉着个八九岁的女孩，正向我们走来。走近了，等她向我们打招呼，才认出：她是去年冬季实行“精兵简政”时，从分区机关下来的一位女同志。她挎着的篮里，有课本，有作业本。
“今天还上课?”我问了一句：“据点里的敌人出动了。”
“他们出动他们的，我们上我们的课!”她笑着，自豪地回答。然后，很熟练地把竹竿插在地上，又往竿梢上挂了一块红布，远远看来，像是一面小红旗。她告诉我们说：她的学生看见这个标帜，会从四面八方跑来的。
果然，不多一会儿，三十多个男孩子女娃娃，跳跳蹦蹦，从四面八方奔来了。又是笑，又是唱，使这个空旷旷的田野，顿时热闹起来。女教员让孩子们围成一个圈坐下来，掏出课本温课，响起了一片读书声。
看到这番情景，我们感到莫大的鼓舞，越发觉得敌人的“清乡”实在不能把我们怎么着。
三
斗争的浪头一个比一个高。我们胜利地渡过了三个月。
八月初，地委在如东县苴镇召开了会议，总结了三个月后“清乡”斗争的经验，提出了新的任务。于是，全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捉黄狗”(伪军)、“打鬼子运动”。黄仓镇鬼子的一个小队正集合，曹长被打死了。许多据点受到了袭击，闹得汉奸头子张北生躲在南通城里悲哀地说：“我是落泪清乡啊!”
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就有可能改变反“清乡”初期以镇压为主的政策。民主政府颁布了 “自新条例”、“记红黑点条例”，广泛深入地开展对伪军和伪政权工作人员的政治攻势。许多据点里的伪军纷纷动摇，主动地和我们拉关系，找出路。海中区区长蒋拔同志，对我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个叫张泽清的同志在富安镇收公粮，正过秤，来了个伪军中队长。张泽清同志对他说：“这是给四老爷(指新四军)收的公粮，你客气点!”那伪军中队长忙说：“是，是，我知道老兄给四老爷办事，特来拜托保护的……”另外，我们还听说这样一件事：民主政府颁布“自新条例”以后，一天，一个叫陈廷刚的伪“清乡”人员，向我们的行动队自首来了；他刚办理好自新手续，伪情报主任突然出现了；他两个人你吓唬我，我吓唬你,末了知道走的同一条路,相互说：“咱们走在同一座桥上,谁也别挤谁,一块走吧！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组织反“清乡”的力量，围困敌伪据点，八月十五中秋节之夜，全县来了一次总动员。一声号令下，各乡的民兵全出动了，有拿枪的，有拿刀的，也有拿钩镰、锄头的，有男也有女，有老也有小，人们呼叫着“打倒东洋鬼子!”“打倒汉奸!”的口号，从四面八方拥向伪军盘据的海复镇、富安镇、曹家镇、二镇、中央镇、日新河、聚阳镇……这声势，那气魄，正像一个老汉对我们说的：“不得了，不得了，简直像跌翻了罐里的赤豆，遍地滚啊!”
逼近敌人据点时，民兵们打枪扔手榴弹，没枪没弹的燃放鞭炮，有的还把鞭炮放在空煤油箱里点燃，那响声就好像机关枪。没有鞭炮的敲锣，打铜盆，人山人海，包围着据点呼叫： “德国败，日本快，不投降，见阎王!”这呼声，似乎能把天吼垮，地震塌；这呼声和江河的怒潮汇成了一片！
这个总动员、大示威，把全区群众性的对敌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伪军、伪“清乡”人员变成了过街的老鼠，跑到哪里，哪里喊打。一些小据点被围困得没米、没柴、没蔬菜，最后不得不自动撤退。从几个大据点里传出消息：鬼子兵夜晚抱头大哭，还说一个据点里有两个鬼子绝望自杀了。“九一八”之夜，我们又一次来了个全县动员，破公路，砍电线，围据点，最后把敌人各据点间的联系切断，使他们点不成线，线连不起点。我们则从被分割封锁的局面中，又彼此连结起来。此后，敌人又搞所谓“强化清乡”、“高度清乡”的新花样(又称“流血清乡”)，也不能挽救其既成的败局了。
渡过艰苦困难的年头，到了第二年——一九四四年六月，我军即开始了全面的反据点斗争，在苏中区党委和军区号令之下，不到一个月，被攻克、围掉、逼走的大小据点约五十六个。七月间，分区陶勇司令员倡议：全分区部队，展开一个多打胜仗，多缴枪的竞赛，并订出缴敌新式机枪(九六式)一打的指标。不出两个月，鬼子的九六式新式机枪十二挺，便给我们装备上了。这时，我们不但恢复了反“清乡”前的局面，而且还有了扩大。在这个胜利的基础上，迎来了对日全面大反攻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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