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我从抱犊崮山区检查工作回来，在莒南县的一个小山庄向罗荣桓同志汇报，第一次同他长谈。他亲切地对我讲：“你从鲁南发来的电报，我看过了。鲁南区党委在打死刘黑七(土匪头子)以后，克服了工作中的错误，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动群众方面来，很好。这样做，不但可以巩固已有的根据地，还可以夺取敌人阵地，将根据地扩大。”我报告了鲁南根据地已开始打破“东北山，西北山，南北十八里，东西一线牵”的困难局面时，他笑着告诫我说：“别忘了我们一一五师刚到鲁南吃黑豆、吃垛垛（是一种捏不成团的地瓜秧、烂梨掺和一点苞米面的摊饼）的艰难日子。要转告鲁南区党委，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要下力气组织他们生产。饿着肚子是不能坚持长期抗战的。”
罗荣桓同志不仅这样循循善诱地指引我们这些部下，让我们从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总结经验，增长见识和才干，及时引导我们向前看，向我们提出新问题，要我们不失时机地迎接新任务，而且处处身教言传地指点我们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地对待一切事，一切人。他常常耳提面命地对我讲：“陈沂，你向我们反映情况一定要准确，因为这是我们考虑和决定问题的根据。”
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都从实际出发，这是罗荣桓同志领导艺术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一九四三年他根据山东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敌进我进”——我们习惯地称之为“翻边战术”的战法，就是从实际出发的典范。
这种战法刚提出的时候， 不少同志并不理解， 因为毛泽东同志的书上写的是“敌进我退”，而不是“敌进我进”。因此，报纸的文章已经排好了版，有的排字工人还以为排错了字，而将“敌进我进”改为“敌进我退”。罗荣桓同志耐心地向同志们解释说：“敌进我进，就是敌人打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就打到敌人心脏去。”这其实就是毛泽东同志常说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军事原则的灵活应用。 用这种战法， 就是当敌军向我根据地进攻、“扫荡”时，我们以小股部队和民兵与之周旋，而将主力部队转入外线，伸向敌占区，相机拔除敌军据点，攻取敌军战略要地，迫使敌人回师，尔后相机伏击、截击，消灭敌军。由于实行了这种战法，又加强了敌占区和敌军的工作（如铁道游击队这类专门在敌占区作战的部队，便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所以我军一天天壮大，每次反“扫荡”都能取得胜利。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敌占区也变成了游击区。尽管敌人在我根据地四周修建了如林的碉堡和纵横如网的封锁沟，我们仍然可以来去自如。从前，由这个根据地到那个根据地，没有部队护送就不能走，如有一次我从湖西赴鲁南，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翻边战术”奏效以后，一个人，一个警卫员就可安全地穿行于敌人鼻子底下。
由于这种战法的胜利，过去那种被敌人分割的根据地，又连接了起来，山东的抗日战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但是罗荣桓同志并不满足于这些胜利，他要我们敌工部门乘势组织伪军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莒县莫正明、鲁中王道、诸城张希贤的三次起义，影响最大，曾受到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表扬。这三个起义部队分别编为八路军独立一、二、三旅，后来都随罗荣桓同志开赴东北参加了解放东北的战争。
实事求是地对待革命，对待同志。这是罗荣桓同志的一句话，这话真像洪钟大吕，至今仍清晰地回响在我耳际。我一直都在用这个教导问我自己，我是不是实事求是地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待革命、对待同志？而要作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弄清楚毛泽东同志指示的精神实质和我们面临的实际情况。在这方面，我常常回想起罗荣桓同志曾经以他那严格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过的一些事情。
一九四三年，中央派一位同志到山东传达延安整风的经验，特别是传达学习党内路线斗争的经验。但他并没有准确地传达那时延安整风的真正经验，却向我们着重传达什么“民主检查”、审查干部的经验。所谓“民主检查”，就是要每个单位的干部和群众对主要领导干部提意见。号召大家“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还提出“怕影响群众发言，主要领导干部要回避”。说是“一个人发言是一个侧面，集中起来就是全面”。这种“民主检查”在山东分局、军区的几个单位如《大众日报》社、军区卫生部、战工会(即省政府)直属机关、胶东区党委机关试点后，大家就感到不妥当：山东是敌后战场，敌情一天几变；如果发扬民主不是为了增强团结，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提高部队战斗力，而是使大家顶牛对立，离心离德，斗志涣散，一旦有敌情怎么应付？在民主检查中，有些群众确实提出了一些好意见，如揭发批判了官僚主义、游击习气等等；但也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如我所领导的《大众日报》社的职工，要求每人除一件棉袄外，再发一件长袍，并且要挟领导非发不可。我向这些同志解释，并传达了罗荣桓同志的指示，指出财政上有困难，一时办不到。我引用战工会（省政府）的规定，指出这是与政府规定的制度不符的。但有些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同志竟扬言：“共产国际都可解散，战工会的规定算个什么”，个别同志甚至威吓我说：“非发长袍不可，不发，小心你的机器。”这场风波虽说经过说服平息下去，但却使我们深深懂得如何发扬民主，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
我向罗荣桓同志作了汇报，同时他也接到了其他单位的相似报告。他经过再三考虑，与中央分局的几个同志作了研究，决定请示中央，建议山东停止已经开始的“民主检查”，也暂不实行尚未开始的所谓“审干运动”。他指出，对于群众的批评，领导干部要虚心听取，认真研究，有错误就检讨，检讨了就改正，并向群众作出交代；对群众的不合理的意见，要做恳切的说服工作。不能迁就无政府主义，尤其不允许对干部动不动就让他们靠边站(回避)，就打倒。关于审干，他强调指出，即使对待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坏人，也要用正当的审干政策和锄奸政策，由组织部门或保卫部门按法定手续审查，而不能轻易地当敌人对待。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罗荣桓同志的建议和各地的实践经验，迅速决定停止延安的那种审干办法，并对已经发生的错误做了彻底认真的纠正。这样，就避免了自称理论权威的政治骗子康生发动的所谓“抢救运动”造成的更严重的后果，使得各地的广大忠贞的干部、党员，免却了一场浩劫。回想起这件事，我们不能不以崇敬的心情怀念罗荣桓同志这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家。
说到罗荣桓同志杰出的政治家风度，实事求是地对待革命，对待同志，我还要讲几个他对待干部的故事。
我第一个要讲的是过去山东战工会的一个同志。他在前面提到的那次“民主检查”运动中，大搞无政府主义，用一些道听途说似是而非的材料攻击当时战工会的个别负责同志，企图由此否定党的集体领导。罗荣桓同志耐心地向他指出：“我们工作中不可能没有缺点，正像太阳也还有黑点一样，不能把这黑点看成乌云。”这位同志非但不听劝告，居然顶撞说： “那黑点，那乌云，就罩在我的头上。”在场的同志见他这样蛮不讲理，都很气愤。可罗荣桓同志却心平气和，和颜悦色对他讲：“同志，你的车已经开到危险的边缘，再向前一步，就要开进泥塘了。”尽管同志们主张处分他，罗荣桓同志仍然和蔼地向大家讲明：他这些年对敌斗争坚决，与大家同生共死，做了不少工作，大家要原谅他。我问罗荣桓同志“何以对他这样宽大”？他回答我说：“你们不是刚刚读了毛泽东同志的《学习和时局》吗？毛泽东同志不是讲‘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吗？这是一条很好的原则，我们应当照办。”
我第二个要讲的，是山东一个抗日根据地的负责人。有一次他被数倍于己的国民党顽固军所包围，曾考虑突围还是谈判。考虑结果还是决定冲出去。而且胜利地冲出去了。这本不是什么问题，作为一个小战略区的负责人，有权考虑这样或那样的斗争方法。可有人硬是揪住不放，并在山东分局的会议上说这位同志政治动摇，争论不休。罗荣桓同志得知后向大家讲：“不要怕人家说动摇，以为动摇这两个字了不得。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尤其在孤军作战的时候，考虑用这种办法或那种办法打击敌人，保存自己，争取胜利，是可以允许的。当一个指挥员决心未下，未成为政治行动、战争行动之前，即使被人看成动摇，也没什么了不起，问题在于尔后的决心和行动。”他的这话既为被指控的这位同志卸了包袱，也说服了那些拔高上纲的同志。
罗荣桓同志对部下的这种严师慈母般的胸怀，我是多次心领身受最难忘怀的。他常常批评我说：“陈沂，你一根肠子通屁股，弯都不转一点；你佩服的人就好办，不佩服的人就不好办。”他告诫我：“一个人专讲方式方法，忘却原则就不是共产党人；不过，一点方式方法不讲，也不是好共产党人。”我记得一九四四年夏天，一个区党委机关受敌军奔袭，受了不小损失，我们在报上发了一篇社论，题为《从麻痹中清醒过来》。罗荣桓同志见到报纸后专门派骑兵把我从一百二十里外接去。他一方面勉励我，肯定了这篇社论指明了问题，提请大家警惕，是好的。另一方面则指出，题目不好，行文中也有责怪之词。他说：“你主办的报是分局机关报，是代表分局说话的，是上级。上级对待下级要宽厚，出了事情作上级的要多担责任，不能无情地责备下级。即使是批评下级，也要分寸恰当，并且要充分讲明道理，使人心悦诚服。”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不由得暗暗点头。经此以后，我经常以罗荣桓同志的这亲切教导来警戒自己，务求设身处地地为下级着想，体贴他们，尊重他们，防止居高临下地对待他们。我长期固然还没有作好这点，罗荣桓同志的这种身教言传，却是我无一日不在力求遵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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