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源，位于太岳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太岳区的领导机关经常驻在这里领导着全区的斗争。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日本侵略军分兵十四路，进攻我太岳根据地。敌人妄图采取远距离奔袭的办法，来扑灭我领导机关，聚歼我主力部队。可是，敌人却完全扑空了。我们的领导机关早已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围”，我们的主力部队，三十八团、二十五团等也已转向外线作战。当时我是这个县的县委书记，那天我们正在开县委会，一听到消息，便很有秩序地把县委机关和城关群众，立即从城内转移出来。当敌人黄昏时分进占沁源时，已是一座空城了。
敌人以重兵占领沁源后，一面在全县重要村镇扎据点，进行分区“清剿”；一面大兴土木，筑碉堡，修公路。这些作法同前两次“扫荡”都不一样。更奇怪的是：敌人在城关外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山岳剿共实验区”几个歪歪斜斜的大字。这样，我们很快就明白了：敌人这次纠集三十六、六十九两师团的三个大队，和二十来个县的伪军共约万余人的兵力，对我太岳根据地进行的“扫荡”，是妄图配合政治上的怀柔笼络，来逐步“蚕食”我们的根据地为它的“治安区”。据说这是华北敌酋冈村宁次总结了几年失败教训后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新花招。这次从沁源开始的“实验”又正是他们“实验”失败的终结。
我们沁源县八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与八路军、决死队同生共死,经历了多次残酷“扫荡”的考验 ，日本鬼子选在这儿来“实验” ，算它选在刀尖上了。在县区指挥部（统一领导对敌斗争的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各村党的支部书记亲自带领民兵，掩护群众转移，在山头上成天与敌周旋。有一次，阎寨民兵和敌人打了四天，越过十来个山头，走了百余里路，弄得敌人处处扑空。各村民兵主动袭扰敌人，破坏交通运输的事迹，也是层出不穷的。敌人原想修通安(泽)沁(源)公路，终因我民兵不断破击而破产。加以我转到外线去的主力部队，这时也乘虚向敌据点主动出击，敌人分区“清剿”的阴谋就更遭到严重痛击。这时，才迫使敌人不得不把三十六师团的一个大队及大部伪军抽走，只留下六十九师团两个大队及伪军一部，来死守城关及阎寨、中峪、柏子、交口几个孤立的据点。
敌人的“军事清剿”阴谋破产以后，便在政治上加紧推行它的怀柔政策，以图欺骗、笼络群众，巩固它在占领区的统治，来实现它的“山岳剿共实验区”的梦想。正在这时，县委副书记侯正亚同志从上级开会回来，带来了太岳军区政委薄一波同志的指示。 政委指示我们说：眼下敌人不会撤走，你们要作长期打算，并且要我们认真地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只有充分发动群众，才能坚持长期斗争。不久，太岳区党委又来信指示，要我们：“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广泛展开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实行长期围困，战胜敌人。”并把三十八团从外线调回腹心地区，和我们一起执行长期围困沁源敌人的任务。根据太岳区党委的指示，我们和三十八团很快组成了“沁源围困指挥部”，由蔡爱卿团长任总指挥，我任政委。全县划分为十一个“战区”，以三十八团和二十五团、六十九团一部为骨干，结合全县民兵和基干队，组成了十三个游击集团。一场群众性的围困沁源敌人的斗争，便从此开始了。
为了孤立敌人，全县又来了一个空舍清野大动员，以沁源城关为中心，把东到南霍登，北到交口镇、郭道，西到中峪、亢驿，西北到李元，纵横百里村庄的群众统统动员出来；把水井填死，粮食埋上，用具搬净。与此同时，县指挥部动员了三百多民兵配合二十五团夜袭阎寨，狠狠地把日本鬼子揍了一顿。三十八团六连也在周西岭伏击敌人获胜，毙伤敌二十余名，缴获给养物资一批。这些胜利，大大地鼓舞了人心，增强了斗志。
可是，敌人的伪化活动更加阴险，他们假惺惺地四处宣扬“皇军仁慈”，还派一些伪军、特务到山头上大呼大叫：“皇军不伤害百姓，有家的快回家!”“冬天就要到了，皇军不能看着你们冻死在山沟里!”敌人在奔袭包围村子后，有时搜出一些妇女、老人，伪装同情，不打不骂。有的鬼子把一些老人还扶上马，自己像个孝子贤孙地牵着马，背着包袱，抱着孩子。孩子吓得哇哇哭，他们从兜里掏出糖块、饼干，塞住孩子的小嘴。敌人把群众裹回据点，又马上把掠夺的衣物摆出来，让群众认领。对生了病的人，给吃药打针，对家在据点里的人，发给油盐柴米，帮助安家；对家在据点外的人，训练以后便释放。敌人在释放群众时，还施以小恩小惠，并欺骗群众说：“皇军不伤百姓，你们见皇军下乡不要跑，回家后要假应付八路军；当民兵朝天打枪，不打皇军。”对有的群众还发给“出入证”，说拿着它可以随便出入据点。……
大多数群众，心是亮的，眼是明的，白天被鬼子裹回去，晚上又偷偷跑出来。可是，也有极少数群众，特别是一部分富裕的群众，在困难面前，发生了动遥当寒冬一到，在山沟里吃没吃，住没住，大雪纷飞，寒风呼啸，身上衣服单薄，有的冻坏了，有的闹了玻我们访问群众时，有的就这样反映说：“先回去应付个冬天吧!明年开春再出来!”生活上的困难，更增加了我们长期围困斗争的困难!
正在这紧要关头，我们又接到太岳区党委的指示说：“斗争是长期的，眼前的困难是严重的。战胜困难，不能只靠骨头硬、吃住的问题应解决。太岳区党委已决定，从外地调拨一些粮进来。你们还要想办法，自力更生，发动群众互救互济。打些窑洞。”
“自力更生，团结互助”，八个亮堂堂的大字，照亮了我们的心，照亮了斗争的前程。我们按照区党委的指示，一面发动群众实行互助、借粮、打窑洞，解决转移出来的群众的吃住问题，一面组织群众学习时事。讨论的题目是：回据点去，还是不回去？不回去，又怎么同日本鬼子斗争到底？几万人的大讨论，在山沟里、窑洞里展开。当时，群众的一致回答是： “不回去，不回去!啃石头，喝泉水，也决不回去维持敌人!”群众还纷纷提出战胜困难的办法。就连十几岁的娃娃,也参加了讨论,在一条山沟里,我碰见几个孩子,他们一个个小鼻子冻得发红。我问他们想不想回家,一个孩子陌生地望望我说:“这里就是家!你才想回家哩！
听着那孩子尖细的话声，看着他那发红的小鼻子，我真想一把抱起他！这还有什么说的呢？连我们的下一代子孙都是这样有骨气，哪怕日本鬼子再毒、再狠，也决征服不了我们中国人民！在组织大讨论的同时，我们曾派民兵摸过交口镇，把几个首要的汉奸捉进山来，召开公审大会就地枪决。经过这些活的教育，擦亮了群众的眼睛，过去一度发生动摇的人，也坚定起来了，个别偷跑回家去的人，经过亲戚朋友的劝说，又回到山里来。
这时,太岳军区和太岳行署调拨的救济粮,一担担运进山来，军队还发动了每人每日节约一两粮食的运动；沁县、安泽等县也发起了节约“一把米”运动,来支援我们。春节前,太岳行署牛佩宗主任,又代表太岳区领导机关,前来慰问我们。所有这些，都给予坚持斗争的沁源军民以极大的鼓舞。我们发动转移出来的群众,在山沟山湾里打了五千多孔窑洞,赶大雪之前，一家家都住进了新打的窑洞。春节到来的时候，人们照样准备过年的东西。下过一场大雪以后,我们到各山沟沟里察看,发现在白雪覆盖着的山沟土凹里，插起了一个个木牌。木牌上有的写着:“正气沟”,“坚定庄”,有的写着“顽强屹梁”,“伟大山头”……这些崭新的村名、地名,过去在地图上是没有的,现在群众创造出来了，我们就把它们一一添在地图上。
春节到了，山沟沟里到处响起冬冬锵锵的锣鼓声。这里唱,那里跳,城关群众组织的“绿茵剧团”还演出了秧歌剧。就在这冰天雪地的大山里，我们同群众一起，欢度了一个不平常的春节。
二
日军六十九师团的两个大队，在沁源用尽了软的、硬的、苦的、辣的各种欺骗伎俩，都组织不起“维持会”。一九四三年初，敌人便派来三十六师团的三个大队，顶换六十九师团的部队。
换防来的敌人，扬言要在一个月内完成“实验”计划。他们除了加强特务活动，继续玩弄那一套“政治作战”以外，在军事上采取了收缩阵地，主动放弃一些据点，把兵力只集结在沁源城关与交口镇，以飘忽无定的远距离奔袭方法，袭扰我们的领导机关和部队驻地。针对敌人这一套新花招，我们便“舍远求近”，派出部队和民兵，逼近沁源城郊，展开群众性的夜袭战、麻雀战、夺粮战。
春节过后，转移出来的群众把互助粮与救济粮又快吃光了，新的困难又来了。我们正在想法对付的时候，忽然听说城关有个名叫郭季芳的老乡，他曾在黑夜里摸进城去，把自己磨盘底下埋藏的粮食取了出来。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便立即找他来一了解，才知道敌人夜间相当疏忽。我们想：既然一个人能摸进据点，取出粮食，那么我们把群众组织起来，不是更可以摸进据点取粮吗？当下我们决定先在城关试验一次，于是抽了两个公安队员，四个民兵骨干，组成了一个“抢粮”小组。这次试验，真是“旗开得胜”。他们不仅“抢”回了一些粮食，而且摸清了敌人的驻地和哨位。据他们讲：偌大一座沁源城，除了敌伪兵营外，只住有三户“人家”：一家“随军合作社”，一家“随军妓院”，一家“蒸馍铺”。还有，就是已经饿得到处乱窜，与鬼子争食的四百多条野狗。美好的家园被鬼子糟践得破烂不堪，变成了一座死城。鬼子们决想不到我们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更想不到从他们嘴里能把粮食抢运出来!
“到敌人嘴里把粮食抢出来！就成为这一个时期围困沁源斗争的主要任务。开始还只是民兵和群众小抢，后来，三十八团便掩护民兵和群众摸进城关大抢起来。有一次，一夜之间，出动了军民万余人，抢出大批的粮食。
后来敌人发觉了我们的抢粮活动，在城关一些空房子里便设下埋伏。经过部队和民兵不断研究，我们也改变了活动的规律，整个白天和前半夜由部队的特等射手和民兵们轮番袭扰据点，使鬼子得不到休息。一到后半夜，枪声慢慢平息下来，鬼子疲」不堪地像死狗一样地去困觉了，这时我们又开始了“抢粮”活动。“抢粮”越来越顺利，很快便发展成为群众性的运动，许多妇女、小孩、老汉都参加到“抢粮”的行列里来。每到天黑，人们就像赶夜市一样，络绎不绝地走出山沟，摸进敌人的据点。沁源城内北街的一个妇女郭效兰，连续几次摸回家，背出了八担粮。一次，她竟摸到敌人的粮站，把敌人装好的五斗小麦也扛出来了。她已成了群众心目中的一位女英雄。有人问她：“你就不怕给鬼子抓住？”她笑道：“怕他干啥!鬼子是庙里的菩萨，远看是四大金刚，怪吓人的，近看是泥塑的!”
“抢粮运动”后来又逐渐发展成为“劫敌运动”。人们先是回家背自己埋藏的粮食，后来就摸进敌人的据点，拿敌人的东西。有一个退伍军人，双腿已经残废，只能爬着走路，一天夜晚，他爬进敌人的马棚，趁马夫鼾声大作，便拉了一匹马，悄悄地爬了出来。等敌人发觉时，他已骑上那匹马扬长而去了。劫敌英雄史载辕，有一次摸进据点，把敌人一箱子弹也扛出来了。交口据点的敌人共有六副水桶，一个夜晚便被“劫”一空。甚至连井上的辘轳、碾盘上的转轴，也被群众拿了出来，弄得敌人几乎连水也喝不上了。有的据点伪军，找不到碾和磨，只好吃麦粒子。敌人在沁源被围困的情况， 是很狼狈的。 伪山西《新民日报》的 “随军特派员”，在他的报道里就这样哀鸣着：“沁源城内人烟稀少，暗无天日，望之全城各处无一点活气……”
冬去春来，布谷鸟又叫了。群众正焦心今年的地怎么下种，敌人又像毒蛇似的，从据点里爬出来。他们带着大量的宣传品和种子，到山区里来，抓住群众便假惺惺地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庄稼人不种地吃什么呢？皇军已给大家准备了种子、牲口，凡是回据点的人，统统发给。”群众都清楚，这是“钓饵”，当然不会上钩。可是，眼看着土地种不上，人们心里总是惶惶不安。就在这个时候，太岳区党委又提出了“劳武结合，游击生产”的号召。我们这时又组织起许多个抢耕队、抢种队，在敌据点里开辟了另一条新的战线。
白天，部队和群众扛枪下地，在离敌人据点较远的地里耕种；夜晚，便伸进到敌据点附近的地里抢耕抢种。那真叫一手拿枪，一手扶犁。有时，被碉堡上的敌人发现了，部队和民兵在前边乒乒乓乓地打，后边的群众还是扶犁摇鞭，不慌不忙地耕种。这时耕种已完全打破地界，群众说：“不管哪家的土地，种上再说。”劳武结合，昼夜轮番抢耕，在枪炮声中把所能耕种的土地，都全部耕种上了。禾苗长起来后，我们又照样组织了锄草队。等到庄稼一成熟，那就更热闹了。不分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到据点附近连夜去抢收。
敌人也想趁机破坏，他们增调来援兵，拉来大批民夫组成“抢收队”，抢收我们种在沁河河川的小麦。我们给敌人来了个刀对刀，枪对枪，把全县民兵集中起来，在主力部队的配合下，专对付敌人的“抢收队”。在敌人收割时，民兵四处打冷枪，闹得敌人六神不定，等到敌人把麦子割好捆好，准备往据点搬运的时候，我们就突然发起攻击。敌人拉来的民夫都是庄稼人，哪一个愿意把粮食运给敌人呢！他们一听枪响，便一哄而散。赶天一黑，我们的抢收队即全部出动，大人挑，孩子扛，一转眼就把敌人收割的麦子搬完了。第二天，敌人把民夫搜罗起来，再抢；我们就再反抢。
抢粮反抢粮的斗争，一直连续进行着。敌人奔忙上十天半月，能够抢到的粮食，还不够民夫和伤兵吃，敌人唯一的补给线——二沁大道(沁县到沁源)也被我们破坏得三天两头停运。大米、罐头运不到，把鬼子困得只好杀马吃了。伪军无马可杀，又抢不到东西，只好啃马骨头煮马皮。
三
经过劫敌抢粮运动后，既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又帮助群众度过了生活上最困难的时刻，群众的斗争情绪更加高涨了。这时围困指挥部把全县民兵编成十二个“轮战队”，分成战斗、训练、生产三班，半月二十天轮换一次，做到了作战、生产两不误。三十八团又抽调了大批战斗骨干，带领民兵在二沁大道上，展开大规模的破击战。
开始时，我们多半用冷枪打敌人的运输队，给敌人的运输造成很多困难。后来，指挥部就广泛采用地雷来对付敌人的汽车运输队了。当时三十八团全团只有一个四号甲雷，还是阎锡山部队逃跑时丢下的。蔡爱卿同志和工兵排的同志就想出自己造地雷的办法，酝酿了很久，也有了些门路，就是缺炸药。民兵听说这件事，大家一合计，跑到几十里外的霍山拣回国民党军队丢下的一些炮弹，才解决了炸药问题。工兵们连夜赶造了几个“土地雷”，当晚就埋在交口附近官草村处的河滩上。
第二天，鬼子从沁县据点开来十一辆运输汽车，恰中地雷，一家伙就炸翻了三辆。过后，我们带着一些民兵和群众去察看现场，只见大道上掀开了几个大窟窿，满地的油污、血迹和衣服碎片，周围的小树都给熏糊了。民兵们把我团团围住，乱哄哄地嚷着：“这玩艺儿真管用，刘政委，最好能多给我们几个!”“快发给我们，再叫鬼子美美的吃上一餐!”我笑着说： “管用是管用，就是不多几颗，目前还只能重点使用……”民兵们不等我说完，又嚷起来： “大家出主意，我们自己造些地雷出来!”
正在这时候，传来了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军区开办了一个石雷训练班。我们选派了最优秀的民兵去学。他们学习回来之后，一个全民性的石雷爆炸运动便迅速在全县展开。
太岳山上，沁河岸边，到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石头，军区兵工厂大量生产着炸药，群众也学会了土法制造火药。那些天，一走进山沟里，就听见丁丁当当的一片响声，远处还不时传来试验石雷的轰鸣。人人造石雷，家家造石雷。民兵们还兴奋地唱着《石雷运动歌》： “一颗石头蛋，中间钻眼眼，别看个儿小，本事不简单；轰隆一声响，炸得几丈宽，炸死鬼子人和马，抢得他的轻机关，人人都学会，保卫咱家园。”
沿着二沁大道敌补给线上，无论是大道、河滩、山口、小路……到处布满了石雷。官草村民兵英雄郑士威、李德昌领导的民兵，平均每两天要去埋石雷一次。他们像一群虎，日夜看守着二沁大道，炸汽车，打冷枪，挖公路，搞得二沁大道上遍地深坑，沟壑纵横，再也不能通行汽车。鬼子只得改用骡马来运输了，而且走一步试一步，发现有可疑之处，马上把牲口赶到沁河里去，涉水行进。再不就紧贴着山根，找“死角”通过。民兵发现敌人这一套，又想出办法对付：他们在一夜之间，把几十里的地形改变了。在敌人涉水的地方，垒起障碍，挖深河道插上圪针；在一些“死角”地带，引来沁河的流水把它灌满；而对大道却填坑平沟，叫鬼子“便于”通行。用这样声东击西的办法来迷惑鬼子，叫鬼子又吃了不少“地雷弹”。
鬼子吃了几次苦头以后，又想出了一套“妙计”，它们驱使着民夫赶着成群的牛羊在前边开道；或者在大队前派几个手持长杆的尖兵，像瞎子走路似的戳戳点点，发现可疑之处，就用白粉画圈作上记号。针对这一套，群众又创造出新的办法。这个区的民兵用黄蜡和油制成密封的“水雷”，设在水底，那个区的民兵发明了挂在树上一触即发的“半空雷”，另外还有不炸民夫单炸鬼子的“前踏后响雷”以及“子母雷”、“连环雷”、“跳雷”……各种式样的土地雷。埋的时候也给它来个真假难辨。没有雷的地方，画上白圈，有雷的地方，浮土上印上羊蹄英马蹄印和鞋樱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弄得鬼子晕头转向。伪军中普遍传着一支哀歌：“过了圣佛岭(沁县至交口必经之地)，进入鬼门关，……如若死不了，就是活神仙!”
敌人在沁源施用怀柔政策无效后，便恼羞成怒，采用偷袭包围村庄、滥行捕杀群众的办法，单在一次对霍登的奔袭中就惨杀群众五十二人。群众接受了这个血的教训，村村户户就把瓶瓶罐罐制成“看家雷”，一碰就会爆炸。看来是摆在井边的“一副水桶”，可一动就天崩地裂。看来是门前树荫下的一块大石头，正是休息的好地方，可是还没等鬼子们坐稳，就会“平地飞天”。有时这里一响，附近树上、墙角……四方就会响应，炸成一片火海。有个村里的群众，把庙里的神像抬出来摆在村口，下面压着面日本旗，迎面一幅白纸，大字写着： “小鬼子，你们实验得怎么样了?”“鬼子，你敢动我?”敌人一见，很恼怒，就用长杆子远远地把神像推倒。当敌人发现下面没有石雷，就上去收那面旗子。就在这时，触到地雷，轰的一声，几个鬼子连同旗子都炸得稀烂。
随着石雷运动的开展，各种袭扰敌人的良策妙计，在群众中不断涌现出来。夏天，交口的民兵把死狗死猫扔在碉堡下，白天太阳一晒，臭气冲天，熏得鬼子很难停站。民兵还捉了许多青蛙，口里塞上胡椒，悄悄地放进据点外壕里，胡椒刺激得青蛙整夜高声怪叫，吵得鬼子整夜不能合眼。秋天，果子熟了，城里的敌人有时溜出来摘果子，民兵们就在树上拴上手榴弹，鬼子一摇树就当头爆炸。……季节转换着，白天夜晚交替着，鬼子却无时无刻不是处在我们的袭扰和围困中。敌三十六师团的三个大队，伤亡惨重，又从胶济线调来独立第六混成旅团一部来支援。可是，仍然挽救不了它垂死的命运，只好一次又一次地收缩阵地，放弃一个据点，又放弃一个据点，最后全部龟缩到沁源城西北角几座碉堡里。在城西一块石头上，敌军的士兵，曾写下这样厌战的诗句：“日住红波夜，身在圪针巢，望虎深山虎不在，大城大乡无人烟!”
沁源人民的斗争，曾得到太岳区党委和太岳军区的无比关怀和鼓励，也曾受到党中央的表扬。《解放日报》特地发表了《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称赞沁源军民是：“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记得后来我到延安党校学习时，叶剑英同志接见过我，我汇报了沁源围困斗争的情况，受到他的赞誉。
“兵民是胜利之本”，毛泽东同志的这句话意义多么明确，多么深邃！全国人民抗日的大胜利，体现着这一真理，沁源军民斗争的胜利，也体现了这一真理!
一九四五年三月，沁源军民在国内外对敌斗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对困守沁源城内的敌人，发动了最后的围攻。四千多颗石雷、地雷，把敌据点重重封锁起来。沁源城边的山头上到处插起红旗，据点周围和城关到交口镇的大路上，布满着柴草灰土堆。白天，民兵和群众摇旗、鸣锣、放“烟幕”，夜晚燃起一堆堆大火，锣鼓齐鸣，号角连声，杀声震天动地。闹得鬼子睡不成觉，吃不成饭，日夜心惊胆战。加上我们的主力部队和民兵，到处劫营、夜袭，开展冷枪运动，鬼子的衣食、弹药、水源，全断绝了来路，陷于绝境。最后，敌人终于不得不在沁县派出的一千多援军的接应下撤退。
敌人逃走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各山沟。不分男女，不分老少，扛着镢头，拿起棍棒，摸上菜刀，拥向敌人退路两旁的山头，夹道“欢送”。我三十八团的勇士和民兵，沿着敌人的逃路，布置了几十里的阻击线。当年的“赫赫皇军”，这时已一个个变成狼狈不堪的乞丐兵了。他们有的拄着大枪作拐杖，一步一跳地走，有的东放一枪，西放一枪，惊慌地东躲西窜。我们的石雷更是大显威风，到处轰隆轰隆地爆炸。人喊枪响，都一齐为着垂死的敌人奏“挽歌”。……
太阳照在沁源城头上，我们的部队和群众，从山乡四野胜利地凯旋归来了。敌人在城门外插着的那个“山岳剿共实验区”的破牌子，已歪斜地躺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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