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兵工厂，最初只有四个人。一个小风箱，一架手摇钻床，两把钳子，外加几把铁锤。后来党中央从延安派来两名技师，摊子才渐渐扩大起来。一九四○年底，我们转移到琼山根据地后，又会合了符气生、周汝松同志领导的修械组，厂子扩大到一百多人。这时，为了适应部队的需要，我们派出林树香、赵经福等同志到三支队，在万宁一带建立了一个分厂，派黄明、徐清华等同志到四支队，在儋县、临高一带，成立一个分厂。我们的兵工厂，有时在村里，有时在山上，有时在小船上，跟随部队突击生产。
这年的八月，部队在大水围击汉奸李春农时，为了及时供应部队的弹药，我们把厂子搬到前线。在火药味呛人的战场附近，不分昼夜地赶制子弹。战士们把弹壳一退出枪膛，就立刻由支前的群众拣回来，换上底火，装好药，安好弹头，又连夜送回去。几百名群众组织起来的运输队,到百里以外挑来破铜废铁,供给我们手榴弹组生产。党支部提出的口号是：“当天弹壳当天装。”整整五昼夜，风箱、铁锤一刻没停。
大水战斗后，敌人对我们的兵工厂分外眼红，扬言一定要砸烂我们的摊子。他们到处跟踪追打，搜捕给我们搬运原料的群众，捉拿我们的采购人员。斗争越来越艰苦了，有时一天要转移两三次。每次转移，照例是符赤同志打头阵。那时他虽然拉肚子，可那架手摇钻床和大锤，从没离过他的肩。同志们要替他分担些，他总是说：“我行！你们还是去照顾‘独脚公’吧!”
“独脚公”也叫“木公”，是周汝松同志的诨号。他在南洋当工人时，左脚被火锯锯断。英国资本家把他解雇后，回国就参加了琼崖纵队。他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每天都拄着两根拐杖，同我们一样跋山涉水，走石子路，跨越泥坑。每当我们要他提前转移时，他总是扬扬拐杖笑着说：“不忙！我三只脚还走不过你们两条腿吗？”或者是摸着身上挂着的手榴弹慢悠悠地说：“鬼子来了，最多是二一添作五，让他们来捞脚毛好了！”他总要把工具收拾停当，才跟大伙一起走。后来他的两腋磨破了，行军很不方便，但在路上还常给年轻小伙子打气：“来！后生哥！跟独脚公比一比，看谁走得快呀！有时，走了百几十里路，同志们怕他累坏了，想去搀扶他，他却嘿嘿一笑：“我的腿不是面做的！你们还是去帮助帮助病号同志吧!”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当地党政机关不仅及时供应我们粮食和生产原料，还组织群众保卫我们。有巡逻的，有爬上椰子树了望的，有装作放牛观察敌人动静的。只要敌人从据点里一出动，设在据点附近的竹竿哨，把竹竿慢慢放倒，村里的情报员马上就跑来通知我们转移。 鬼子天天“扫荡”，人可以携带工具转移；但原料的储藏却是个问题。经过党支部研究，分别把炸药和破铜废铁藏在桥墩下，埋在地瓜园、稻田里。有一次，一队配合鬼子“扫荡” 的伪军，因为群众坚壁清野，一上午没找到一点吃的东西。他们饿急了眼，便在莲塘村的田坑里戽水捉小鱼。把水戽干后，发现了我们的“地下仓库”。他们像饿狼似的，争着把破铜废铁捞出来，想搬回据点去向主子邀功领赏。这时藏在灌木丛中的群众看见了，飞报我们。部队立即奔到宾城村伏击，把敌人打得扔下担子就跑，我们还缴了一挺轻机枪和几支步枪。同志们笑着说：“偷鸡贼连毛都摸不到一根，反丢了一只贼腿！
不久，敌人“蚕食”到道崇乡，我们就转移到苏寻三乡和茄芮、滨丰一带。这时，设备也进行了精简：把几百斤重的熔铁炉熔掉，改用铁锅和面盆(里面砌上白土)熔铁；用木板钉的“活动风箱”代替用囫囵树干挖成的大风箱。即使敌人追到，最多是扔掉一两个面盆，三几块木板罢了。为了及时供应部队弹药，我们时常在荒坡上、小船中拉开摊子，一面派人爬上大树了望，一面露天进行生产。
鬼子的“蚕食”越来越残酷，并和国民党反动军队勾结起来夹击我们。兵工厂的大规模生产无法进行了，总队部便决定把当地的同志疏散到乡下去。熔铸技师徐清凤、徐清华兄弟俩回家后，配合铸犁头的工友，白天铸犁头，晚上铸手榴弹壳。他们还培养了一批女徒弟。敌军一来，便将模子埋起，把弹壳沉入井底，摆出生产犁头的样子；敌人走了，再把弹壳从井里捞上来。木工曾兴国疏散到福九村，他表面上做些木匠零活，实际上是按照规格做手榴弹柄和驳壳枪套。铁匠陈若圣下乡给老乡打镰刀、打锄头，暗地里也在生产驳壳枪套用的零件。我们三十多个人，又分成三个小组，在敌人收兵后，出来生产，敌人出来时，把工具藏在乱石或泥土中，人分散到山里隐蔽。
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蚕食”，我军只留少数部队坚持内线斗争，主力挺进到外线去开辟新区。我们兵工厂也集中起来随部队搬到南渡江西岸的儒万山。由于敌人的层层封锁，制造地雷、子弹所需要的炸药、铜铁等原料，非常缺乏。地方党决定：党员缴纳党费，可以用铜板或铁、锡之类东西来代替。于是古钟、神刀、铜锡香炉等都收集来了。同时又发动群众到敌占区去拣敌人的弹壳、破弹片。部队还规定：在一般的情况下，打一枪，要交回一个弹壳。但是炸药仍没办法解决。我们又想到从敌人的炸弹、水雷中拆卸炸药的办法。党委支持这个建议，立刻通知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收集。老根据地的群众从一百几十里外，把未爆炸的炸弹抬来，不少人还冒着生命的危险到海∵去搬敌人的水雷。有些重要的原料，则全靠群众突破道道关卡，到敌人的心脏地区去购买，不少同志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有了炸弹、水雷，但是怎么拆卸呢?由谁来拆卸呢?我们厂从建立到现在，由于缺乏经验，曾几次付出了血的代价：陈福东同志试装掷弹筒弹被炸死；小鬼吴清林翻装石井式手榴弹牺牲；王运高等同志因用铁棒捣晒热的炸药引起爆炸，死伤数人。一想起这些牺牲的同志，我的心就不由得紧缩起来。现在这个任务应该如何来完成呢?
我正思考着，一个高大的身影晃动着走进门来。我不由得腾地站起：
“哦，‘木公’……你天天熬夜，怎么不多睡一会儿?”
“你尽会说人家，自己为什么不休息？”“木公”说着把拐杖一靠，坐在我的床沿上。静默了一阵，他以试探的口吻说：“厂长，我找你是想去试……”
“你想干什么，熬了两个多月，才把那挺重机枪修好，还没有眨上两眼，又来了！”他一向都是把最艰巨的任务抢在自己肩上，这次一开口，我就猜着他要说什么了，所以才打断他的话。
“厂长，我想去试拆炸弹，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他还是把话说明了。
说什么好呢？要说需要，这真是刻不容缓!可是又怎能叫他去冒这种危险呢?他是我们的技师，不管送来修理的枪支种类多么繁杂，钢料多么缺乏，他总是千方百计把枪支修好送出厂，最近缴到敌人一挺炸了槽的重机枪，许多同志都说修不好了，只能当材料用，可是他摆弄了两个多月，终于把它修好了。拆炸弹不是修机关枪啊！修机枪，一个零件装不好，可以重装；炸弹这东西，可不给你时间乱摸它啊！从来没碰过炸弹就去拆它，这是多么危险的事呀！
他见我不吱声，又说：“不要紧，困难有点，但也不要看得过分神秘了，人家都能造，我们连拆都不能吗?”
“这个——我还要和支委们商量商量。”
“迟早我们都要拆，与其让其他同志去拆不如叫我去，我是共产党员，任何艰险，总该走在前头。再说，总不能让前方的同志拿着空枪等子弹吧!”
“你没有摸过炸弹，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陈福东等同志的牺牲，就是因为我们……” “干革命，总要付出代价。”他划了一根火柴，点着了一支卷烟。
我说：“这话是对的。可是也要通盘想想。”话一出口，我自己也觉得不该这么说。难道“木公”同志不是正在为全局着想吗?我赶紧补充：“我们厂里有几个老手你还不知道?一个萝卜一个坑，还不是各自独撑一门!”
“我是党员。”他再一次请求说：“我想党组织是会同意我去执行这个任务的。我尽量小心好了！”他说得很平静，就像他已经拆过百把个炸弹似的。他见我在思考，又继续说： “我们只要拆开一个，不单火药有了，炸弹的构造也弄清楚了，将来我们不就可以制造炸弹了吗!”说完便嘿嘿地笑起来。
望着窗外的曙色，我心绪像汹涌的波涛。“木公”同志站得多高，想得多远啊！我们有多少同志不就是这样不惜以自己的鲜血，去争取人民灿烂的明天呀!
党支部开会讨论后，认为“木公”同志勇敢、沉着、善于钻研，决定让他去执行这个光荣而危险的任务。符赤等好几个同志也自告奋勇要去给他当助手。可是说什么他都不答应。他说：“这又不是去打架，要那么多人干什么！”我们和他对着炸弹琢磨了两天之后，把一颗炸弹抬到了昆山村的山沟里。
我们在二百米以外的地方焦急地等待着，隔着树林，看不清他的动作，只是暗暗地在猜测：“打开螺丝了吧?!”“该卸下信管啦!”此时，真感到一分钟比一个钟头都长啊!“拆成了！”忽然一阵狂欢声传来，我们一齐朝“木公”同志奔去。他腋下支着拐杖，一只手高高地举着炸弹的信管，浓密的连腮胡子上流着汗水，诙谐地说：“想不到这么一截小小的管子，也那么咬人!”
“木公”同志揭开了炸弹、水雷的秘密后，又培养了一批“拆卸手”。从此，只要群众发现了水雷、炸弹，便报信我们去拆。炸药，不再是千金难买的东西了。
熔炉里冶炼着钢铁，我们的红色兵工厂是钢中之钢，它在战火中冶炼，一天比一天坚实，一天比一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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