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一群老百姓惊惶地跑来说，河上来队伍了。我奔到门前一看，果然小河边停了几只运兵的船，上岸的队伍自称是“抗日军”，闹了半天，向庙山方向开走了。抗日军？哪里来的抗日军呢?难道说他们就是新四军?我连忙跑到游源去，打听到一些情况，便又折回匡堰头，和两个地下党员商议。三个人藏在一个小屋里，悄悄地谈论分析。我把所见所闻讲过之后，一个同志摇摇头说，不会是新四军吧，这支队伍一来就派粮、拉人，闹得四村不安，党的武装是有严格纪律的，不会这样；另一个同志说，眼下还很难断定，这支队伍口口声声抗日，又招兵，又买马，迷住了许多青年。我们三个人，都知道新四军是党的队伍，可是，新四军啥样,谁也没见过。议论了很久,没有结论。但是认为，浙东已有国民党的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在活动，他们对人民说“抗日”，对鬼子又讲反共，因此我们应该警惕，必须继续调查，没弄明白之前，千万不可盲动。
又探听了好多天，还没弄清头绪。我正想着怎么钻进这支队伍里去摸个水落石出，恰巧他们招人，我就离开民校，混进去当了一名政工队员。
是金是铜，这是不难辨别的。走进这支队伍的第一天，味道已经嗅出来了。他们根本不像我们党领导的队伍，男女混杂，整天嘻嘻哈哈，称先生，呼小姐，麻将牌推得哗哗响。那些穿高跟鞋的小姐，出来进去，无聊地谈神说鬼，还怪腔怪调地哼着唱着，令人发麻，叫人恶心。我虽然没见过新四军，但断定党所领导的军队绝不会这样。
几天过后，我就弄清了这支队伍的来历。它的头目，名叫薛天白，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驻余姚办事处主任。办公机关，叫做“宗德公署”。不久以前，他们在海上截获了两只货船，发了笔横财，就势挂起了“淞沪游击队宗德指挥部”的招牌，招兵买马。真相大白了，我今后应该怎么办呢?到哪儿去呢?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一天走到街上，忽听一些人在议论，说从海”(杭州湾以北)过来了队伍，六月十八，在相公殿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得全胜；过了十几天，日本鬼子从庵东出来找他们，又被他们打败了。
人们议论的这支队伍，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挤进人群，很想问个仔细。只听一位白发的老头说：“什么队伍，说不上，叫什么‘五支四大’。哎，这年头，队伍的名目越多，老百姓受的罪越多。过来了，还不是派款、派粮……”这时，一个年轻人插嘴说：“阿公，听说这队伍好哇!不拉夫，不派粮，不近女流，买卖公平!”
“嘿嘿！那老人笑了两声，再没说下去。这笑声像是在说：青年人没经过冬夏，不知冷热。
我走回住处，又浮起这样的念头：这个“五支四大”，会不会是党的部队？会不会是新四军呢？地下党组织曾经说过，我们的部队过来，最初也不会公开身份，可能以各种名义出现；我应该用什么办法去了解它呢?
办法还没想出来，从宗德指挥部传出话：“薛老板到姚北海∵去设税卡的打算又灵啦，在那儿打日本的‘五支四大’也给薛老板收编了。”一打听，果然是事实，委他们的番号是“ 四大队”；另外还有个三大队。这消息，使我失望。这就是说，他们不是新四军，我也无心再去打听了。
七月七日那天，宗德指挥部政训处主任口传薛老板的命令，要他亲自带领政工队，马上到新收编的部队去工作。这个政训处主任很阴险，不仅爱财如命，而且还是个反共专家，每天一早起床，就领着大家像念经一样唱国民党党歌，说共产党的坏话。我们走到半路上，他 “训”起话来了：“……那支部队有点红，你们要格外小心!”
听到一个红字，我心里一愣。红，这意味着什么呢？它是严格区别于白的。国民党反动派一向是用它指责我们，指责进步的。难道说，这支部队是我们的?是进步的?想到这里，一种说不出的希望，又在心里回升。我的脚步，似乎突然轻松了许多。
可是，赶到这支部队一看，又有点令人失望，看不出它红在哪里。穿戴不整，枪支长短不齐，领导人欢迎我们的时候，口气和宗德部队当官的差不多。会开得冷清清，大家面孔铁板板。特别出人意料的是，欢迎会草草结束后，没等我们好好歇口气，一声“出发”命令，部队架起脚就走了。
队伍顶着灰暗的夜幕向前走，嗖嗖一阵风，掠过一村又一村，越过一河又一河，政工队的先生小姐们可吃瘪了：尖皮鞋把脚磨起了泡，旗袍的岔子撕到腰，叹气声，骂娘声，一路不绝。我自己虽然曾有过一些艰苦锻炼，但也受不了这样厉害的“见面礼”，汗湿了衣服，气喘不过来，迈步千斤重。而这支部队的人呢，简直是跑夜路的老行家，好像火车头一样往前奔。
这一夜，足足走了近百里，天亮到了一个村子。我们那些人狼狈不堪地从后面赶上来，连饭也不吃，一头倒下就睡。睡醒起来刚吃下几口饭，准备出发的口哨又叫了。
“赤佬!侬搅七捻三，把阿拉找来，自家倒跑啦!”一个政工队员在背地责骂政训处主任。 “伊拉瘪三!”另一个队员把饭碗猛向桌上一搁：“阿拉到税卡上歇歇去。”
连续的行军，风雨无阻，每夜几十里、上百里。几天过去，政工队的人，由于政训处主任首先带头逃掉，有的借故生病留在老百姓家里，还有的进了税卡再不来了，最后只剩下我独自一个。这时，我才警觉到，这支部队把政工队当作贴在脚底板上的烂臭泥一样，恨不得立时甩掉。发觉了这一点，倒给我带来一种新的启示：他们为什么要甩掉政工队呢？这是否和政训处主任讲的“有点红”有关系呢？我决心咬紧牙再跟着走几天。任你走得再快，我偏不让你甩掉，一定要看个究竟。
跟着，跟着，但和他们之间依旧有着隔阂。我主动去找些事情做，以便和他们打成一片。每到一地，就去做群众工作；没有卫生员，我背起了医药皮包。这个秘密，我一定要弄清! 有一次休息，我发现一个队员磕坏了脚踝，便去给他包扎。谁知道他竟鄙薄地说：“太太，碰破块皮值不得大惊小怪!”听见他叫我“太太”，心里很不舒服，可是又想趁机从他嘴里套出一点情况，便故意激他说：“你不上药，是不是不想打日本呀?”
他连忙大声申辩说：“你点起灯笼访一下，相公殿两次打鬼子，我装过熊吗?”
我看到套出一点话头来了，接着又不松口地问：“你们真在相公殿打过鬼子?”
“怎么会假。”他拍打着手里那支三八式步枪，自豪地说：“喏，你看这就是我缴来的!” 他唯恐我不信，接下去讲起那两次战斗的经过。从打埋伏说到战后当地盐民青年的热烈参军，越说越有劲，还不住地表演。我正想从这个“缺口”突进去，问问他们这支部队的来历，他却“哎呀”了一声，原来他的手乱比划，让枪托碰痛了伤口。“缺口”又被封住了。
战斗，行军，是紧张多变的。有一天，刚刚宿营，发现鬼子来偷袭，领导上见处境不利，不能硬顶，连忙转移。谁知行动不久，一场暴风雨来了，立时地下积水漫过脚面，部队到达相公殿附近，又发现敌情，只好淋着大雨折身再走。走了一程，前面被一条河挡祝这时，林副大队长喊了一声“趟过去！领头跳下河，全队的人，立刻变成一条锁链，手拉着手，向巨流扑去。到河中间，不断有人被冲倒，但接着就被抢救出来；有许多人宁肯自己喝水，却拚命保护别人的安全。生死与共，团结无间，使这支部队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化险为夷，渡到对岸。
天快亮的时候，来到一个庄上。队伍在风雨中一夜劳累，每个人浑身泥湿，饥饿、疲劳，急需进屋休息。可是当地老百姓根本不开门。我正使劲敲门，蔡教官在队前讲话了：“天快亮了，大家就在外面坚持一下吧，各人找一个地方避避风雨，不要再去惊动老百姓。”他的话音刚落，队伍解散了。
在闪电中，我看见门道里，房檐下，三个一堆，五个一团，战士们肩依着肩，背靠着背，没有谁发出任何怨言。
我站在石阶上愣住了，此时此刻，已经忘记了浑身在流水，忘记了一切，心里像有一团火在燃烧。有生以来，我所见到的国民党军队可说并不少，有“遭殃军”、“忠救军”，还有那些兵匪不分的“烧毛部队”，他们谁不偷鸡摸狗，谁不作践老百姓，尽管名称不同，都是半斤八两一团糟。可是，眼前这支队伍，怎么会是国民党部队呢?
种种迹象，促使我更急于要弄清这支队伍的来历。有一天他们在上课，我也想去听听，但还没有走拢，就看见课堂外面放着岗哨。奇怪，这个岗哨如果说是警戒敌人，为什么不放到村外去？我判断这岗哨一定是为对付我这“政工队员”而设的，便悻悻地走开了。为以上这些事，我反复考虑了好几天，最后才下了决心，去找大队的负责人谈谈。
这天起床之后，我匆匆来到大队队部门口。刚要进门，发现厢房的竹椅上坐着一个人，正捧着一本书在看。当他用铅笔在书上标注什么时，我看清他正是蔡教官。怕打扰他，又迅速地退了回来。
走到村头，向左一看，是一片瓜田，香瓜熟了，南风起，飘来一阵阵甜滋滋的香味。向右一看，树荫下，竹林边，散坐着好多战士，他们抱着枪，有的在读书，有的用竹枝在地上划字，有的则在膝头上摊着小本本写什么。竹影摇摇，书声隐隐，这种恬静而亲切的景象深深地吸引住我。我信步走到几个战士的身边，这可惊扰了他们。他们揣上本子，站起身来，有的赶忙用脚抹去地上的字迹，有的表情很严肃，眼睛里射出警惕的光芒。特别是当他们以轻蔑的目光斜着看我的时候，我的心情就非常复杂了。因为我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派来的指导员，一方面对这感到愤恨，一方面又觉得和这些可爱的青年之间有了共同的感情，心里很愉快。我再也不能平静了，又转身返回大队部。
蔡教官还在那里聚精会神地读书。当他发现我之后，含笑迎上来。我真想劈面问他，蔡教官，你们是不是新四军？但一看他那谨慎的笑容，想到自己还没有公开的身份，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都坐下后，我看他桌上放着许多上海出版的书刊，便说了一句：“蔡教官，你们都喜欢读书呀!”
他微微一笑，说：“是啊，休息的时候，读读书倒有益处。”
彼此沉默了片刻，他问我生活中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他又问我对他们有什么看法。这下可好了，我就单刀直入地说了一句：“你们的队伍很好，和别的队伍不同。”
这话引起了他的兴趣，他稍微挪动了一下竹椅，向我问道：“你看我们有哪些地方和别的队伍不同?”
“我觉得你们打仗勇敢，长官和兵士平等，上行下效，和民众的关系好。”
“喔！部队嘛，就要能打仗；打仗嘛，光凭我们这百十号人枪，哪怕尽是天兵天将，也是打不走东洋鬼子的。如果没有民众，要穿没穿，要吃没吃，人地两生，别说在浙东抗日，就是吃海∵的苦水也会把部队吃垮。你说是不?”
话说得对极了，我再也抑制不住了，便大胆地问：“蔡教官，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是什么部队?”
他一听，笑了，平静地回答说：“我们是从浦东来的，原是第三战区淞沪游击指挥部第五支队第四大队，现在的情况，你是清楚的。”他的话，说得很自然，很顺畅，仿佛已经答复过好多人了。话到此处，还有什么可问的呢。随便谈了几句，向他借了几本书就走了出来。
四大队当中，有几个人常和我接触，其中有一个是三中队的孟班长。时间稍长，我觉察到，他似乎负有了解我的特别使命。他和我谈话的时候，总是拐弯抹角问我的经历，问我的家庭，我也半真半假地对他说了一番。
这一天，他又和我闲谈，主动地告诉我，他原先在上海工厂里做工。我就插嘴问他有没有听说过新四军。他坦然地回答说：“新四军，谁没听说过，上海工人偷着去找新四军的可多啦!”我紧跟着又问：“那么，你为什么不去当新四军?”
他望了望我，说：“为什么？不是对你说过，我是绍兴人嘛，抗日回到家门口来抗日，不更好?”说到这里，他突然反问我：“你是读书人,又教过书,可晓得工人阶级是什么吗?” 我一听这话，又惊又喜。一个国民党军队的班长，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吗？而且这话问得这样没头没脑，我推测，很可能他是在考我，就回答他说：“从书本上读过，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对吗?”
他似乎有些诧异，一对眼睛像汽车的大灯一样，狠狠地看了我一阵，然后又憨直地笑道： “我没想到，像你这样有学问的人，平时行军走路干重活，却能和我们一样１对于我的反问，他却避而不答。
这次谈话，又这样结束了。但是，我觉得从此以后，四大队的人对我接近些了，特别明显的是，他们上课时再不放哨了。在一次上课前，我听到他们唱出这样的歌：“河里的鱼儿要水来养，老百姓的队伍要老百姓帮……”他们唱得是那样熟练、那样热烈，使我听得完全入了神。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揣测、观察，我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一次全面分析，真相已可大白了。这支部队是我们党的武装；同时我也完全意识到，他们已经看破了我是什么人。眼前的问题是，用什么方式把我们之间的屏障揭开。
一天，部队刚到达宿营地，三大队姜文光大队长突然对我说：“钱指导员，蔡教官请你去一趟。”
我一听，连忙问：“有什么事?”
他说：“你到我们部队已经很久了，彼此之间像有些话应该谈谈，你去吧！听他这么说，我飞一样地跑向四大队队部。
看来，蔡教官在等着我了。他见我进屋，热情地招呼我坐，又征询我对部队的意见。这一次，我毫不犹豫地说：“蔡教官，我只有一个要求，请你一定答复我。”
他好像完全明白了我的要求是什么，但还是令静地说：“请说吧!”
“你们究竟是什么部队？”我开门见山地重复了这个老问题。我想，这一下他一定会给我一个圆满的答复了，谁知他停了一下，反而问了我一句：“你看我们是什么部队?”
“你们不是国民党的部队!”我大胆地说。
蔡教官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审慎地看了我一会儿，说，“钱忆群同志，你说对了，我们不是国民党部队。另外我们也了解清楚了，你不是一个政工队员。现在我告诉你吧：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
这句爽朗的话，真是金光闪闪，照耀得满屋通明。自己多少昼夜的苦思、假想，总算没有错。我们党领导的队伍来到浙东了。从今以后的浙东，势将迅速掀起一个全民的抗日高潮。烈士的血泪，人民的冤仇，都将得到应得的清算和洗雪!
我正沉浸在激动的想象里，蔡教官又以极为诚挚的语调叫我了：“钱忆群同志，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们迫切需要找到浙东的党，你能不能帮助我们找到？”他目光炯炯，透露出无限的热情和恳切的希望，静待着我回答。
我几乎跳了起来！此时此刻，我觉得像一个踏遍千门万户寻觅亲人的孤儿，突然听到了亲娘的呼唤一样。我的鼻子发酸，嘴唇颤抖，满腹的话一时竟被梗塞了。我很想扑上去，握住他的手，说：“蔡群帆同志，我是共产党员，余姚县委给我的任务，正是在寻找你们啊!” 可是，在白色区域，在皖南事变后浙东的党遭受摧残的严重形势下，按照规定，我没有权力这样做。我只好抑制住满腔激/情，说：“蔡教官，你的话我都听懂了,党,我一定能够找到!” 说到这里，我才发觉自己的眼泪已经顺脸颊而下，滴滴嗒嗒地落到桌上。
蔡群帆同志不再问我了，向前走了一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了一句：“同志，我们等待你的消息!”
这一夜，我根本没闭眼，想到几个月来浙东人民遭受的苦难，想到余姚县委组织抗日武装的惨痛失败，想到党员同志们的英勇奋斗和牺牲，想到胜利的未来，我巴不得马上找到县委。天，终于亮了，三北平原上(镇海、慈溪、余姚三县以北)晨雾初开，霞光万道，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预示着一个大好晴天的来到。我挥着汗，飞奔着，飞奔着……
四天后的一个下午，有一个穿长衫的人——我们的县委书记张光走进了四大队的队部。蔡群帆同志伸出手来，县委书记也迎上前，两只有力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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