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一日，是《新华日报》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刊三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我们在报社门口扎起一座彩牌，两侧贴了一副大红对联，写着：
不顾困苦艰难，尽吾言责，
惟愿精诚团结，还我河山。
在这天，我们还举办了展览会，展出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强令“开天窗”的报纸，以及被他们大砍大删和扣留的原稿、清样等。在这里，我们对国民党限制言论自由的罪行，进行了一次集中的揭露。
晚上，报馆全体同志在饭厅里举行纪念会。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周恩来同志的讲话。恩来同志在讲话时突然接到电报，他看后用坚定、沉痛的语调向同志们宣布：国民党反动派将我新四军九千余名抗日将士，诱至皖南茂林地区，重重包围，四面夹攻，企图一网打荆现已血战几昼夜，我军已弹尽粮绝，但战斗仍在坚持着。
血债，又是一笔血债！听见这消息，使每个人激动得喘不过气来。周恩来同志正接着往下讲时，突然电灯熄灭，会场立时被黑暗笼罩起来。然而，乌云遮盖不住太阳，就在这浓浊的漆黑包围之下，我们的会仍然继续着。一时，灯光重亮，周恩来同志向大家说：“同志们，黑暗只是暂时的，光明一定要到来！对于亲日派和民族败类的滔天罪行，我们决不能善罢甘休，一定要和他们斗争到底。我们不是孤立的，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进步力量，都会支持我们。”接着，他指示我们：“目前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的迫害，还只是他们破坏抗战、卖国投降的阴谋计划的开始，我们要准备迎接更严重的斗争。”
报馆全体同志立即行动起来了。每个人都下定决心，要求党把自己的简要历史用电报拍给延安党中央存案，表示为了和反动派展开斗争、为了坚持《新华日报》的斗争旗帜，必要时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当时我是报社党支部书记，在党中央南方局领导下，为了应付突然事变，我们在党内加强革命气节的教育，请一些老同志向大家讲述过去在敌人的法庭上和监狱里坚持斗争的亲身经历。同时，有计划地进行了人员的疏散工作。
《新华日报》自从一九三八年在武汉创刊那一天起，就一直是在国民党特务的重重包围下，在敌人的刺刀丛中坚持出版。〃纸创刊不久，特务头子叶青就策动了一批暴徒，闯进报馆，大打出手，不仅打伤了人，还捣毁了印刷厂的机器设备，打坏了营业部的家具、器材。以后报社移到重庆，也无时不在艰苦的战斗中。我们每人都牢牢记着周恩来同志经常讲的：《新华日报》是党在大后方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一面旗帜，是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支“新华军”。
现在蒋介石在全国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对《新华日报》的迫害，当然更变本加厉。我们面对敌人的种种迫害，决心坚持党的立场，高举这面“新华军”的旗帜，战斗到最后一张报。斗争发展到一月十八日，可说是达到空前激烈的顶峰了。
一月十七日，国民党政府悍然发布了罪恶的通令，含血喷人地污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军长“交付军法审判”，并公然下令向新四军大江南北的部队进攻，同时严密地封锁关于皖南事变的真相报道。当此紧急关头，《新华日报》便和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战斗。他们欺骗，我们就揭露；他们封锁，我们就坚决开展反封锁斗争。 这天晚上，周恩来同志亲笔写好两幅题词，交报社发表。
一幅是：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另一幅是：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这两幅题词，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强有力的揭露和控诉。《新华日报》决定在一月十八日全部制版刊登出来。同时我们也预计到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机关，一定会绝对禁止刊登，我们就事先研究好一套办法，来对付他们。
春寒夜冷，寒暑表的水银柱，已下降到零度以下。夜半过后，随着呼啸的北风，卷进来了国民党新闻检查官带领的大批军警。我们用一部分同志把军警缠住，不让进入编辑部和印刷厂。主编章汉夫同志和我们几个同志，把几个检查官让进了会客室。
一个检查官坐定后，干咳两声，矫揉造作地装出笑脸说：“兄弟想早拜读今天的贵报，故深夜来访!”
不用他说，我们早已明白了。这使我们想起一年多以前，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和日寇勾结，对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由“军事限共”，发展到军事进攻的时候，我党发表了著名的“七七”宣言，揭穿了蒋介石的投降阴谋，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随后，毛主席又对《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发表了谈话，严肃地表明了共产党坚定的立场，我们的《新华日报》“违检”登出了党的宣言和毛主席的谈话，揭露了国民党闹摩擦的真实目的。自然，这次揭露使国民党反动派恼羞成怒。他们四处搜索《新华日报》，殴打和逮捕报丁，公开没收报纸。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贺国光，看到揭露了他们的丑恶面目，认为新闻检查还不严，竟要把检查机关设到报馆门口来，这种无理要求，遭到了我们报社社长潘梓年同志的严词拒绝。
现在，这些家伙大概是接受了以前的“经验”，不等报纸出厂就来检查了。检查官走进我们会客室，眯起眼睛，朝正面墙上瞅着。忽然，像被马蜂蜇了一口似的，赶快抬头瞪着天花板。原来正面墙上挂着一个玻璃框，内嵌一张“重庆警备司令部：严厉禁止摧残该报”的伪善的“批示”。大概这位检查官感到这次的行动，对这张“批示”又是一个明显的讽刺吧! 这时,我故意刺这位检查官一句:“报版还未拼成，诸位就来坐等,不太‘辛苦’了么?” 这位检查官听出这话不是味，一时又回答不上，只好这、这、这……地自语了好一会儿，才提出：“拜读心切。唉、唉!先睹为快呀!”
不久，印刷部的同志送来了报版大样，这是一张没有刊上题词的大样。当这些家伙正在一字一句地看大样，满意这天报纸内容很“规矩”的时候，我们的印刷厂里，已经在原来拼好的活字版上，抽出两则新闻，换上大小相同的两幅题词。国民党的检查官还没有出门，我们的报纸已全部印好了。
天还不亮。在印刷部内，发行人员和由编辑、 经理、 印刷各部门组织起卖报的“志愿军”，已化装成不同身份的人，把报纸装入手提皮箱或旅行袋内，准备立刻出发。可是，讨厌的“绿围巾”(守候在报馆门外的便衣特务)，已等候在门口的电线杆下了。这时，身穿长袍大褂、化装成大学生的老刘，故意在腰里塞了一卷破围裙，装做慌慌张张的样子，从门口溜出去；真灵，“绿围巾”赶快尾随着老刘去了。待机送报的同志们，就这样冲破了特务的第一道警戒线，把报纸运了出去。在那晨雾迷蒙的街头，叫卖《新华日报》的声音，打破了睡梦里的山城的沉寂，报纸一张张飞向读者的手里。
曙光透过浓雾照射着山城。我们在报馆门市部也摆出了报纸出售，读者们用警惕的神情迅速把报纸取走。快十点钟了，对门国民党警察第三分局局长走来。他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对营业部主任涂国林同志说：“涂主任，我奉命而来，请把报纸拿到屋里去。”
“为什么不准卖报?”涂主任理直气壮地质问他。
“你们的报纸没有经过检查!”
大家一听，都气愤地说：只准你们颠倒黑白，就不许我们说真理！正在争吵的时候，送报的小李匆匆跑来报告：
“我和戴宗奎同志送完了报纸，回来经过民生路和临江路口时，发现墙上、电线杆上贴了许多污蔑新四军和《新华日报》的反动标语。小戴上去就撕。一个特务跑来绊倒他，用毛巾塞住嘴，就架走了。”
我们一面派罗戈东、徐君曼同志去向派出所要人，同时，当面指着这位局长说：“看，又是一桩罪行。你们阻挠我们报纸的发行，打我们的报盯报童，抓我们的人，难道这就是新闻自由？”一番斥责，把这位局长说得狼狈不堪。但是，他仍蛮横无理地说：“话说在头里。你们要卖报，我就命令警士来没收!”说毕，悻悻而去。
过了一会儿，一乘“滑杆”停在门口。我赶忙出去一看，两位工人正把任德金同志扶进来。从两位工人同志口里知道：小任在街头卖报，特务来强行没收。小任对他们说：“《新华日报》是政府准许发行的，你没有权利来没收！好几个特务就围拢来抢报纸。小任随即将满袋的报纸,使尽平生气力,往空中一撒，喊道：“快来看啊!特务要没收我们的报纸啦!” 满天飞舞的报纸，被大家一抢而空。特务就乘此混乱的机会，把小任打伤，又去抢夺大家手里的报纸。这两位工人看见小任躺在地上，便自动把他送回来。我把这两位工人送到门口，拉住他们的手,十分感激地说:“好兄弟,谢谢你们的帮助。”工人们也激动地对我说：“同志，我们工人永远支持你们。”接着，他们的背影在人流中消失了。但是他们真挚的语言，却在我耳旁响着。是的，我们的斗争绝不孤立，有工人和广大群众的支持，有千百万爱国进步人士的支持。只要我们坚持斗争，胜利一定是我们的。“黑暗只是暂时的，光明一定要到来!” 这声音在时刻鼓舞着我们的战斗意志。
戈东、君曼同志领着小戴回来了。小戴被抓去后，挨了一顿毒打。一个穿西装的特务，想从他口里得到一点情报。可是，小戴来个一问三不知。特务暴跳如雷，正要动刑逼供，戈东、君曼赶了去。特务这才打开小戴的手铐，交还了他装报纸用的小手提皮箱。戈东、君曼质问特务，凭什么抓人、打人？特务无言答对。一个警官竟厚颜无耻地说：“先生，我们不是抓他，是教育他。他不听警士的话，在街上随地吐痰，妨碍公共卫生……”
潘梓年、吴克坚、熊瑾玎等同志赶来了。他们抚摸着小戴被打肿了的脸颊说：“同志们，反动派害怕人民群众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害怕承担反共降日的罪责。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人民群众面前，揭露反动派的罪行。以人民群众的力量，迫使反动派抗日。走，把报纸都拿到街上去发！报馆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一齐拥出门来，大家振臂高呼：“看皖南事变真相!”“看今天被扣的报纸!”怒吼声立刻响彻街头。
真理是摧不倒压不住的，我们的“新华军”在黑暗的重庆山城里，冲破反动派所设置的重重障碍，继续英勇地战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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