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兴华回忆平顺县独立营开办的小药铺

Admin 发表于2016-05-01 01:49:13
我在十八集团军野战卫生学校还没毕业,就被分配到平顺县独立营工作。临走前,到卫生处去领药,司药给了很少一点阿司匹林、二斤米壳(罂粟壳)、二斤棉花和一丈粗白布。刘处长看我默不作声,估计我嫌东西少,解释说:“小鬼,要做好思想准备啊!往后的困难还多哩!回去后要多想些土办法,弄些土方。党中央号召我们,要自力更生,解决困难,不能让困难吓住啊!”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是最艰难困苦的一九四二年,日本鬼子一次次“扫荡”,国民党反动派重重封锁,根据地又遭到大灾荒,不要说没有钱,就是有钱,像药品之类的必用品,也是很难买到的。
我背着红十字药包,刚走到独立营营部驻村,一些在场上晒太阳的伤病员,把我团团围住了。这个说:“你是调来这里的吧,快给些药吧!那个说:“我是疥号,贵重药品用不着,只要点疥药。”还有的说:“快把我的病突击一下,好上前线打小日本呀!”
听着这些话,我不由得摸了摸药包,很为难地说:“同志们,我是来这里工作的,可是你们要的药我一样也没有。”他们也知道环境困难,一个个把手缩了回去,有的失望地长长吁了一口气。我心里也十分难受。
来到营部,见到我的同行张玉南同志,他第一句话就问:“你带来多少药?”我没回答他,反问道:“你这里有些什么药?”他把红十字包拿出来,一件件掏出摆到桌上,沉着脸说:“哼!你看吧,一小瓶红汞,一小瓶碘酒,还剩十五粒奎宁丸。这两把脱了镀镍的镊子,还有一把不张嘴了。这……”他把两手一摊,“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曹营长来了,他看看我的药房包,倒没嫌少,高兴地说:“好啊!这么困难的年头,还能添些药物,太好了。”说罢便坐下来,给我介绍情况,并嘱咐我们要找些土方,突击治疗一下疥号。
第二天,我们向炊事房要了些碱,把从卫生处带回的棉花、土布煮过,制成了药水棉和纱布;把那二斤米壳煎了煎,熬成一瓶救急水。镊子不够,找了块破竹片做了两把。又弄了些猪油熬了一盆硫磺软膏。
有了点药,特别是有了疥药,我们就有“本钱”“门诊”了。每天端着药盘到班里去,给“疥号”们上药。同志们知道这药是我们自己造的,有的夸奖我们,也有的半信半疑地问: “这办法能治好吗?”我回答:“保险会好!”可是效果并不十分明显。一天,我们又从老乡那里打听到另一个土方:用硫磺熏疥疮。究竟这办法有什么科学根据,我也不懂,反正不会有大害处,就决定试一试。夜晚,让“疥号”脱光衣服,擦净身体,躺在卷好的被窝里,被窝紧盖住身子,头露出来,然后把硫磺放在小碟子里点着,塞进被窝里去。有时不小心,被子没卷好,刺鼻的硫磺味儿跑了出来,呛得我们和“疥号”吭吭地咳起来。也不知是因为擦硫磺软膏的效果呢,还是熏硫磺烟的缘故,“疥号”确是慢慢少了!
医药困难,自然要特别注意预防各种流行的疾玻我们每到一个新地方,先调查研究有什么流行病,然后向同志们提出预防办法,并通过领导上规定了许多注意事项,如行军不准喝冷水,出汗不准脱衣服等等。俗话说,“治病不如防脖,积极预防,确实使部队病号大大减少了。这当然也就省下了一些药品。
到了秋天,患疟疾的人又逐渐多起来,仅有的十几粒奎宁丸,一次就发光了。这真叫我们着急。这时老乡告诉我们一个“躲”疟疾的办法,据说在发疟疾前,只要能设法使病人集中精力干别的事,让他忘了发疟疾的时间,病就可以从此“躲”过去。说来可笑,在迫不得已时,我们竟真的试用起“躲”的办法来。
营部有一位张干事,最喜欢下象棋。常常因为下棋“杀”上劲儿了,忘了吃饭和休息,因此别人送了他个“棋迷”的外号。这天,我在他发疟疾前便和他摆开阵势,“杀”了起来。他愈下劲头愈大,一会儿“吃”我一个炮,一会儿又“吃”我一个马。吃一个,就哈哈地笑一阵,还说:“我今天非叫你翻不了身!”显然,他已经把发病的时间忘了。但我怎么会忘呢!手摸着棋子,心里却想着他的玻有时拿马当车出,一个小卒攻到老将跟前了,还不知道呢!心里还半信半疑地说:“看样,‘躲’的办法是有点门啊!可是,过了一会,他的棋步渐渐地乱了。我往他脸上一看,啊呀,不妙,他嘴唇发青,脸色越来越苍白,上牙磕下牙地抖起来。最后说了声:“小杨啊,不行啦,又来了!”一下便倒在床上。顿时我心里像针扎,一个医务工作人员,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志受疾病的折磨,没办法解救,反而拿迷信骗他!药,药呀!我多么希望得到几百、几千种药!……
这天中午,我正闷坐在那里发愁,张玉南兴奋地跑进屋来,叫着:“卫生长,总部发来一本药书,快看看,有能治疟疾的药没有?”我立即被这本三十二开油印的小书吸住了,封面上写着六个空心体大红字——《太行山药物学》。
我打开书,首先就找治疟疾的药。翻了好几页,看了好多味药,但都没找到。又翻了几页,突然,“可治疟疾”几个字跳到眼前。定睛一看,原来这味药叫柴胡。书上写道:柴胡,山地野生,草本,叶窄而长,花小,黄包,高二尺余,其根可治疟疾。我像得了宝一样,大喊道:“有药了!好了!”张玉南又惊又喜地问道:“哪里有?”
“山上!就在我们太行山上。走!上山挖去!”说完,我抱着他乐得在床上打滚。
我在卫生学校学的是西药,只知道用奎宁治疟疾,就没有想过用中药。哎!要早知道有中药能治,张干事他们该要少受多少罪啊!我真恨自己没有去请教当地的中医先生。
我们照药书上讲的办法,把柴胡洗干净,熬了一锅柴胡汤。用一只大瓦壶装着,送到各连去给害疟疾的同志们喝。这药顶灵验,不久就治好了十来个。当然张干事也是其中一个。他高兴地说:“你这小鬼,到底给我治好了。”
之后,我们又学会用芒硝医治痢疾,用苍术、荆芥治伤风感冒,用党参治体质虚弱的人,用“拔罐子”去治腰酸腿痛。……总之,凡是能治病的办法,不管是“土”丹方还是“洋” 丹方,都学,很快,就成了“中西合璧”了。
我们还抽空到山里采了许多药,晒干,切碎,藏起来,一包包地捆好,真像一个小药铺了!
在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解放区封锁的两年中,我们就是靠祖国土地上生长的药,靠我们祖先的医学遗产来战胜疾病,战胜了敌人的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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