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学校共有二百多人，都是些在战场上和敌人搏斗而伤残的同志，有的双目失明，有的截去了上肢或下肢，大都要拄着手杖或要人搀扶才能行走。我们唯一的武装力量，是临时组织起来的一个侦察排。这个排从排长到战士，都是从残废军人中选拔的。手脚也大多不灵便，但他们都是些久经战斗锻炼的同志。特别是排长老余同志，我们一上山，他就向我说： “指导员，这一带的道路、村庄我都熟悉，往后有什么任务，放心交给我吧!”
老余同志我是了解的。他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战初期曾在这一带打过游击。虽然负过两次重伤，走起路来腿有点瘸，但正像常挂在他嘴边的那句话：“身体残废了，心没残废”，仍然精神饱满，满身是劲。和这样的同志在一起，我坚信天大的困难，都是能够战胜的。
进山的当天早晨，敌人就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开始是盲目地搜山，虚张声势地呼叫，遇到从草丛里飞出一只山鸡，也要架起机枪猛扫一阵。五指山连绵几十里，是太行山向东的一条余脉，山高林密，悬崖绝壁，那些大洞套小洞的石窟，天然地形成了许多出入口。我们分散隐蔽在这些石洞里，任敌人怎么闹，也不理它。敌人搜了半天，没有搜到一个人，便改换了方式：把队伍排成一条线，挨个山头搜。就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小宣传员被堵在洞里，壮烈牺牲了。
党支部在当晚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对付搜山的敌人。大家一致提出：不能死蹲在山洞里。要采取积极的办法，打破敌人的搜山计划。党支部决定由我和余排长各带少数同志，拉出山洞去打游击。
第二天，敌人又开始搜山了。我和余排长分头带着几个同志插向敌人背后。不等敌人接近山洞，我们便从背后打起来，然后引着敌人在深山里转圈。敌人搜东山，我们埋伏在西山放枪；敌人扑西山，我们又跳到东山甩手榴弹。瞅着空隙，插到敌人中间去揍它一顿。
敌人疲于奔命地搜了几天，没有结果，便变换主意，索性在五指山四周驻扎下来。我们也就来了个“穴居深山”不露面。
白天，天气晴朗时，同志们走出石洞，晒太阳，找野菜，用石板学文化；晚上在洞里围着火堆讲故事，谈笑。我和余排长住在一个洞里。他不爱多说话，每逢大家天南地北地谈论时，总是独自盘腿坐在一旁，做些缝缝补补的活儿。有时他还带着针线包，走到这个洞里问一声：“谁要针线?”走到那个洞里说一句：“谁的衣服破了?”看到一些手、眼残废的同志衣服开了线，扯了口，就像个老妈妈似的，不声不响地蹲下去，低着头替他们缝好。
他的手很巧，往往在别人看来再也不能上身的衣服，经他修修补补，又能穿了。红军改编之前发的一套单军装，他还珍惜地保存着。每次打开包袱，那红色的领章，总是吸引着许多同志的目光。触景生情，往往在这个时候，他会给同志们讲起红军的故事，讲起当年红军在他家乡大别山区的斗争……
六七天过去了，山周围的敌人仍没撤走。我们带的粮食本来不多，省吃俭用，还是吃完了。五月的季节，山上的野菜并不太多，野果还没有豆粒大，靠山吃山是行不通的。这天黄昏，我正发愁，余排长走进洞来，高兴地对我说：“指导员，我们侦察到山下有敌人的一个给养站，晚上没人看守，咱们去钻这个空子怎么样?”
这个消息，真好比雪中送炭。我们立刻组织了二十多个同志，趁黑摸进了村子。村里群众都跑光了，敌人从四处抢劫来的粮食堆在一个大院里。大部分是带糠的杂粮，少部分是柿子磨的炒面，大概敌人嫌这些东西不好吃，没派人看守。我们正动手往布袋里装，突然通信员跑来报告，说村外发现有手电光，可能是敌人。我们立刻向村外撤。
同志们多是残废，本来就有些行走不方便，现在又背着粮食，自然走得更慢了。刚刚走出村口，敌人喊叫着从背后追赶上来。我和余排长走在队伍末尾。这时，他停住脚步向我说： “指导员，你带同志们上山，我去把敌人引开。”不等我说话，他便带着侦察员小胖和另外两个同志，向着敌人追来的方向迎去了。
一阵猛烈的步枪、手榴弹声，把敌人的喊叫压下去了。我们趁机拐进一条山谷。背后的枪声，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返回住处，天已快亮。同志们听说搞来了粮食，都拄着拐棍从石洞里迎出来。可是，当大家听说余排长和几个同志没回来，都不约而同地把眼转向山下，担心地望着那崎岖的小路。我对大家说：“同志们不要担心，余排长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这句话与其说是安慰大家，倒不如说安慰我自己。
焦急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了。我放下粮袋，正要带几个同志下山去找他们，突然石洞外传来欢呼声：“排长回来啦!排长回来啦!”
“指导员，同志们都回来了吗？”我还没走出洞口，一个熟悉、亲切的声音传进洞里来。是老余，真的是他回来了。
“同志们都回来了１我兴奋地扑上去，猛地握住他的右手。他只轻轻地和我握了一下手，又赶快缩回去了。借着洞里一堆熊熊燃烧的火光，我才发现他的胳膊在流血。
“怎么，你负伤啦?”
“不要紧，子弹穿了个小洞。”他微笑着说，“我这只手，算是和子弹交上了朋友，当红军的时候，被白狗子打了两个洞，今天又叫日本鬼子打了一个洞。”
这真是个硬汉子啊！负了伤，血还在流，他却像没有事似的说开心话。我赶忙把他按在石凳上坐下，从背包里找出一块旧布，替他包扎上伤口。他知道搞来的粮食不多，就对小通信员说：“告诉炊事员同志，把炒面分给重伤员，糠，分给侦察排。”我向他说：“你快躺下休息一下吧，这些我去安排。”
有了做饭的粮食，各个石洞里又活跃起来，大家知道这点糠和粮不是容易得来的，纷纷提出要省着吃。可是，尽管怎么节省，三天以后，又没吃的了。派人下山侦察，敌人仍没有撤走的迹象。余排长几次提出下山去，都被我说服了。没有十分把握，我是不能轻易下决心的。
又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我一看是下山搞粮的好机会，便决定亲自带几个人下山走一趟。余排长见我要下山，猛地从铺上跳起说：“好，咱们一块去。”
我看他伤口还没有完全好，说什么也不让他去。他沉着脸问：
“为什么?”
“你的伤口还没好!”
“看，已经完全好啦１他摇摇手臂，笑着说：“我下山，是老猫上锅台，熟路一条；你还是留在山上照顾大家吧。”
两个人争执了半天，最后才取得协议：为了免得扑空，我和他各带几个人分头下山。
山下的敌人，自从上次被袭击后，格外警惕起来。我带着几个人摸了半夜，也没找到空隙，还差一点被敌人咬祝眼看天快亮了，才扫兴地返回山上。余排长已经回来了，这时正忙着分发猪肉和白面哩。
“这是从哪里搞来的?”我惊奇地问。
“从敌人据点里‘领’来的。”小胖不等余排长回答，抢先对我说：“排长带我们绕过三个村庄，一家伙插进了敌人据点里。我们冒充敌人，摸进了敌人的伙房，连收条也没开，就扛回了半片猪肉、两袋白面。”他说得有声有色，逗得大家都笑开了。
我们白天不敢生火，怕敌人发觉，太阳一落山，各个山洞里就热闹起来。这边炖肉做面汤，那边烤面饼，好像是过节日会餐一样。
我走到侦察排做饭的地方，看见余排长正坐在一块石头上，两膝盖夹着一只张了嘴的鞋，一针一线地缝着。旁边小锅里冒着热气。我问他：“饭做好了吗?”
“做好了!”他快活地回答。
“是炖肉，还是面汤？”说着，我走近锅台跟前，揭开锅盖一看，不由得一愣，锅里既不是炖肉，也不是白面汤，却是满满的一锅野菜。拿勺子往下翻了几翻才漂出星星点点几粒小米。我问他：“你们为什么吃这个呀?”
“这饭不错啊！余排长见我责备他，停住手里的针线，小声向我解释说：“就搞来那么一点面，一点肉，让同志们多吃一点吧。我们侦察排的同志都棒着哪１说着又低下头去缝他那只张嘴鞋。
听着他的话，望着他那清瘦的面孔，我竟什么话也说不出了。心想：老余啊，老余，打冲锋你当先，退却你挡后，为了同志们，你不惜生命，不惜流血；今天，你从虎口里夺回了白面和猪肉，又全部分给大家吃，自己偷偷地躲在旁边，煮的是一锅野菜汤!……
这一晚，我久久地不能入睡，深深感到，我对老余的了解太浅了。
艰难的日了，就是这样一天天渡过的。二十天以后，联络员带来了一份太行出版的油印的《新华日报》。在报上最显著的地方，登载着我一二九师主力出击敌后，夜袭长治飞机场的胜利消息。这激动人心的消息，从这个石洞传到那个石洞，一张油印报都传破了。同志们纷纷提出口号，要咬紧牙关，坚持到底，等待我们的主力部队回来。
可是，包围着五指山的敌人却更加疯狂起来了。过去只是白天搜山，现在晚上也出动。这样一来，我们下山搞粮食更困难了。山中的毛桃、野杏和一些不知名的果实，我们都给找来吃了。最后实在没有可吃的了，炊事员把留给重伤员的一点点黑豆也拿出来，每人分了几粒。同志们饿得不行了，才放两颗在嘴里嚼嚼，用泉水送下肚去。
就在这种情况下，一天晚上，余排长又带着两个同志，下山去搞粮。他们摸到敌人驻的村里，搞到两袋粮食正向村外走，敌人从三面包围上来。老余看大家走不脱了，把肩上的粮袋交给一个同志，说了一句：“快走，一定把粮食送回山去!”然后从腰里拔出两颗手榴弹，一个人向敌人扑去……
我们等着余排长，想着余排长，以为他一定和上次一样会回来的；可是等了一夜又一天，仍是不见踪影。直到第二天晚上，我们几个人摸下山去，在一条大路旁，才突然发现了牺牲的战友——老余同志。我们怀着无限的悲愤，把他的遗体抬上五指山，安葬在山后小溪旁一片青杠树林里，并在山洞里开了一次隆重的追悼会。他那对敌人勇猛如虎和对同志舍己为人的精神，像一颗永远闪耀着亮光的星星，照耀着五指山，鼓舞着我们度过了以后最艰难的几天，终于迎来了五月反“扫荡”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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