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为巩固其南进的后方，实现“建立大东亚兵站基地，完成华北参战体制”的战略目的，更加强调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而集中兵力于我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周围，举行空前频繁的“扫荡”战。“铁壁合围”、“剔抉扫荡”、“分进合击”、“对角清剿”等军事进攻的名目举不胜举，敌人妄图用这些残酷手段来摧毁我抗日根据地。
我太行二分区，楔于正太、同蒲、白(圭)、晋(城)三条交通线之间，曾被称为“太北的门户”，是日寇“扫荡”“蚕食”最凶的地区之一。到一九四二年初，全区纵横九个县境的根据地，已被割裂为一条条一块块，完全变成了“格子网”。敌人想以“囚笼政策”，闷死我们，挤走我们。
所谓“囚笼政策”，实质上是德国赛克特绞杀殖民地的手段与清末湘军头子曾国藩的保甲制度的结合体。它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以封锁沟墙，从敌占区向我根据地构成网状压缩包围。在这严重的局势下，许多人都为此惴惴不安，群众斗争情绪也大受影响。我们虽不断地进行反击，但因敌我力量悬殊，并不能遏止敌人的凶焰。
一天，我们分区的几个领导同志到太行军区开会，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详细地询问了二分区的情况后，引述着毛主席对国际国内局势的分析，向我们说：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好局势即将到来，我们要争取两三年内打败日军。目前是接近胜利，但又极端困难，这叫“黎明前的黑暗”。我们要头脑清醒，不能为当前的严重形势左右。讲到二分区的斗争，刘、邓首长指出：敌人向我们根据地前进，我们也要向敌占区前进。要轻装，放下包袱，改变过去单纯以主力与敌人周旋的战术，组织起许多支精干的武工队，钻到敌人心脏去，发展敌后之敌后的游击战争。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敌进我进”。只有如此，才能粉碎敌人的“蚕食”，打破其“囚笼政策”。
刘、邓首长教导我们说：从整个敌后斗争看，敌我双方都走向深入，走向更有计划有组织的阶段。要动脑筋想问题，要充分发挥我们政治上的绝对优势。武工队深入到敌占区后，要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依靠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瓦解伪军、伪组织，挖掉敌人恐怖统治的基矗
刘、邓首长的指示，给我们增加了力量。返回分区驻地后，当即召开了地委、分区党委扩大会议。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讨论了当前斗争的形势。会上有激烈的争论和尖锐的批评，同志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来解剖和认识当前形势，那些急躁盲动的情绪、悲观的暗流和干部中某些不团结的倾向，恰似冰块投入沸水之中，迅速消融而化为热气腾腾。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了这样的分析：日军虽然占领了我们的广大城乡，但是建立在暴力统治之上的，不巩固的，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坚决勇猛地向敌后前进，一定能粉碎“囚笼”，恢复局面。
会议开了两天两夜。在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的基础上，决定将地委、分区和专署机关进一步精简，充实下层。按照全区对敌斗争几个主要方面，组织了平(定)西、昔(阳)西、寿阳、榆(次)太(谷)、和(顺)西等五个武工队，另外组织了一个侦察队和一个交通大队。武工队的成员，绝大部分是从主力部队中挑选出来的班排干部，以及少部分有斗争经验的老战士。队的领导干部，全是团一级负责同志。每一支武工队里，都配有来自地方政府各部门的干部，有做党的工作的，有懂日语的敌工干部，有熟悉民情地理的当地干部，也有双手能开双枪的射击能手。
各队出发前，集中学习了毛主席亲手制订的“十大政策”，然后一律换上便衣，个个收拾得利利索索，在同一个夜晚，分六个箭头，一齐向敌人心脏飞插而去。
二
敌人为巩固其“囚笼”统治，疯狂屠杀我抗日人民。在昔西西峪村，敌以“通匪”为名，将全村男女老幼六百余人大部分杀害。西峪村血迹未干，日军又活埋我抗日群众一千余人于昔阳城下。……在血腥的军事镇压之后，敌人以“政治作战”为主的法西斯统治，迅速在占领区内全面展开。不仅伪大乡、维持会之类的招牌堂而皇之地挂起来了，检问所成立了，门牌户口、身份证等等，也都统统发到各户。甚至听说有的村已经开始了全村合用一把菜刀。一个阳光惨淡的早晨，昔西武工队李政委和几个队员，从一座破庙旁经过，忽听里面正在念日文。他们诧异地走进去，见一个穿蓝长衫的年轻人正给孩子们上日语课。书皮上的黑字是“大东亚新秩序”。当那年轻人知道进来的是什么人时，抖颤着垂下了头。枯瘦的孩子们都像木鸡般站着，没一点活气。日寇不仅要从军事、政治、经济上摧毁我们的根据地，而且实行文化奴役，要摧毁我们的民族意识啊！同志们见到这种情景，一个个都十分气愤。李政委问那年轻人：
“你知道你在做些甚?”
“……”年轻人的头越发低垂，嘴唇抽动着，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李政委冷静地问了问，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为生活所迫，便耐心地给他讲了一番抗日救国的道理，然后叫队员给每个孩子发了张抗日传单。那年轻人擦干眼泪，看了传单，激动地说：“ 八路军回来就好了１几天后，在一个风雪的深夜，就是这个年轻人作向导，我昔西武工队一举歼灭了昔阳县新民会的特务武装。
反击日寇法西斯统治的风暴，在敌人心脏里卷起来了。我深入到昔西、寿阳、榆太、和西各路的武工队，积极展开了锄奸活动，坚决打击首恶分子。武工队在敌人的“囚笼”中跳来跳去，常常一夜行军百余里，奔袭好几个地方。
我二分区北面的劲敌，是据说“强于政治作战”的敌第四混成旅团。旅团长片山坐镇在正太线上的阳泉。他趁我武工队立足未稳之时，从阳泉、寿阳、榆次派出了几支轻火器装备的精悍队伍，以小部队对小部队，以分散对分散，向我武工队“合击”和“剔抉”。同时，片山还勒令他手下的一个得力的特务机关全力对付我们。 这个特务机关的头目名叫清水 ， “九一八”事变前，就在北平从事特务活动。片山称他“中国通”。这个特务头子，亲自率领着特工大队，配合着片山的轻火器队，日夜追捕我武工队。每个村都有他们利用地痞流氓组织的“棒棒队”、“肉电杆”。我武工队每跳到一个村，“棒棒队”就呼啸着鸣锣拿棒赶我们；而“肉电杆”则一村传一村给敌人报信，使我武工队处境极端困难。住不上，吃不上，不得不在荒山野地里熬度寒夜。这时，敌人到处放出谣言：“八路军完了，剩下几个跑回大山里去了。”敌伪报纸也狂叫：皇军“囚笼”像铁桶般巩固。
我武工队面临着能不能站住脚的严酷考验，少数队员产生了困惑与急躁情绪。地委和分区领导同志，立即根据这种情势，作了研究，指示各武工队，首先要摧毁敌人的“棒棒队”、 “肉电杆”，展开宣传、组织工作，使我们的武工队迅速在人民群众中生根。于是，各武工队便将一个队分成若干小组，深入到每村每户，贴标语，散传单，召开小型的群众会。告诉大家：八路军是不会走的，要和群众一起对付日本鬼子。与此同时，武工队瞅空子摧毁了一些敌人的“肉电杆”和“棒棒队”。但敌人的对策马上来了：通过伪保甲系统，向群众发出威胁：“谁家墙上有八路军的传单标语，烧谁家的房子。”“谁参加八路军召开的会，听八路军宣传，一次割耳，二次断腿，三次杀头。”一些群众在敌人威胁下，恐慌起来。我们武工队进了村，明明看见窗口亮着灯光，一叫门，灯熄了，门叫不开。有的老乡就是悄悄开了门，也是说：“同志，你们快走吧!”
为免使群众受害，武工队里的“小诸葛”们研究了对策：标语，不再往老百姓墙上贴，专贴在伪政权机关驻的屋墙上、“皇军”的布告栏里以及庙墙上、大树上；武工队员还像邮递员送信那样，挨门挨户塞给群众。另外，还采取了不到会开会的办法：晚上，选个村头高地，让高嗓门的同志拿个喇叭筒，向村里群众“广播”。开春以后，老乡们下地生产，我们的队员便深入田间，一面帮助干活，一面做宣传、组织工作。敌人强迫群众送粮入仓，搜刮得人民饥寒交迫。我们的武工队员就替群众出主意：往粮里掺沙洒水，用种种办法拖时间。非送不可的，武工队采取半路“伏击”的办法，把“抢”下的粮发还给群众。
各路武工队，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粉碎了敌人割裂我军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阴谋。特别是把“肉电杆”砍掉，使敌人失去了耳目后，我们武工队就不再在荒山野地里风餐露宿，而被群众接到温暖的窑洞里了。一张张笑脸迎着战士，热菜热饭端到桌上。妇女们把战士的棉衣要去拆洗，老太太流着热泪，抚摸着战士的冻伤，说：“孩子，你们受苦了!你们可回来了!”
特务头子清水，失去了“肉电杆”，情报不灵了，整天疲于奔命，也找不到我武工队的踪迹。这时，他又出了新花招：勒令所有村庄每天要向附近据点送情报。有“匪”情不报者，杀；情报不确者，烧毁全村。我武工队则控制住伪保甲长，编造各种假情报，要他们往据点里送。这些“情报”，都是按路程、时间编排的我军“行动”图。如：某时，八路军多少人，从南沟村出发；某夜，八路军多少人从李庄经过。敌人各据点接到的“情报”，送到清水手里，从路线、时间一查对，都能碰起头。这样，既掩护了群众，又迷惑了敌人。
在敌人的“囚笼”内，我军有了群众，就有了靠山，主力部队有了广大的回旋余地。村与村之间，逐渐地建立起了我军的“无线电”。敌人一出动，消息就很快传过来。有时敌人从前村进，我们的武工队从后村出。敌人惯使的伎俩是烧、是杀。但这对于觉悟了的人们，只能增加仇恨。各地游击小队、游击小组，迅速地发展着。一个仅有两把砍刀、一颗手榴弹的游击小组，也在夜晚摸出去割敌人电线，打敌人的“棒棒队”。
这时，我分区主力部队由于执行“精兵简政”的政策，连队人员充足，组织精干，行动轻捷，分散成为若干支小部队，瞅准敌人的空子，跳过去打一仗，打完就走。内线与外线、主力与武工队，密切协同，展开了机动灵活的敌后游击战，一个月内给清水的特务宪兵队三次猛击。斗争局面有了很大好转。群众暗暗谈论着：“天亮了,老百姓该抬头翻身了!”“清水那个‘中国通’通不过八路军!”
三
这年春天，我军主力部队跳到盘长岭和小堡底，先后打了两个伏击战，歼灭了一百多鬼子。在敌人的“格子网”、“囚笼”里，打这样的胜仗，使敌人惊慌，使群众鼓舞。从此，一些小股的敌人，再不敢轻举妄动了。
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各武工队在组织发动群众的同时，积极展开摧毁伪政权、伪组织的斗争。由于正确执行了党的政策和依靠群众，在不长时间内，取得了很大成绩。一些伪组织主动找武工队接头，有的从原来一面应付敌人，而变为两面应付；有的从两面应付，更倾向“暗通八路”这一边。还有的则完全被我掌握和利用。在摧毁敌伪组织的胜利基础上，我军继续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从同蒲路以东，直至平定、昔阳一线，数百里内全面展开瓦解伪军的工作。瓦解的方式，有的打击，有的争取；打击为了争取，争取为了达到瓦解的目的，以便进一步孤立日军，集中打击日本侵略军。
晋中一带的伪军，大都是当地人，又多是被敌人抓去的，他们跟当地群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抓住这个特点，把群众工作推到一个新的阶段。以地方党为核心，以游击小组为骨干，发动群众展开村串村、亲串亲、友串友瓦解伪军的活动。人们带上“告伪军书”，母亲找儿子、妻子找丈夫、姐姐找弟弟，用无声炮弹轰击伪军据点。
各武工队，也采用多种方式向伪军据点喊话、散传单、上课，并把宣传内容编成通俗的快板，印成传单。记得有这样一段快板：“眼看德国就要完，日本鬼也快滚蛋，他们失败回东京，留下你们怎么办?多做好事留后路，早早回头莫迟延。”
有的武工队，还把一个据点的伪军姓名、经历、家境、个性、嗜好全面调查清楚，夜晚到炮楼下面点着他们的名一个个教育。有的武工队还给伪军立了“黑红簿”，把他们每个人做的好坏事，统统记下，利用喊话的工夫，向他们宣布。这种攻心战，把伪军闹得日夜不安，有的开小差，有的装病回家，有的拖枪投诚过来。一些尽做坏事的，也怕了，他们说：“坏事干不得，八路一笔一笔都记下了，将来要算总帐啊!”有的伪军开始和我们拉关系，愿做我们的“内线”。在对伪军斗争中，曾有一个“三擒三纵”的故事。
在晋中有一个姓白的伪军中队长，此人在旧军队里混过多年，他的伪军朋友很多，把兄弟成串。我们认为若把他争取过来，对瓦解晋中一带伪军官是有重要作用的。因此，曾积极对他展开争取工作。可是，他比较顽固，瞧不起八路军。武工队给他写过几次信，他不但不理睬，还说：“哈，八路军那几支破枪，还能放到我白某头上不成！他们有种别写信，来较量一番！在一次伏击战中，我们把他活捉了。当时他吓得面如土色，浑身筛糠，连口否认他说过的大话。武工队的负责同志对他教育了一番，便把他放了回去。他回到据点里，又大吹大擂起来，说他这次被擒是“运气不好，八路军没敢拔我一根毫毛”。第二次战斗，我们又把他擒住了，问他这次是不是“运气不好”，他连声说：“哪里，哪里，你们可调查，自从上次放我回去后，小弟没做一点坏事。”我们的同志回答说：“这我们有帐可查。”二次又放他回去。这次回去，比第一次有了转变，替我们做了一点工作，可是仍然是脚踏两只船，看风头行事。此后我们又第三次擒住了他，经过教育，再度放了回去。从此，他才完全改变了态度。后来他和他的两个“至交”——寿阳的一个伪军中队长，昔西的一个伪军小队长，率领他们的部下，全部反正过来。
经过这一连串的斗争，走过一段艰苦的道路，我们在“囚笼”内，站住了脚，而且根越扎越深，尽管敌人军事上仍占着相对的优势，但他想拔除我们这个“心腹之患”，愈来愈困难了。就在这个时候，垂死挣扎的日寇，发动了一九四二年的五月大“扫荡”；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坐镇长治，从四面八方调集军队，向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中心区展开了进攻。片山旅团长也指挥他的人马，从昔阳和榆社两个方向出动。片山旅团和大批伪军调走，我二分区压力暂时减轻了。于是军区来电转述刘、邓首长的紧急指示，要我二分区立即组织各种力量，从敌人后方发动攻势，以配合这次反“扫荡”。这时，我们在敌后已不是孤军深入了。凡是有我地下抗日政权的村庄，都有了秘密的民兵武装，许多游击小组已发展成为区游击队了。为加强地方武装，我们从武工队、侦察队中抽出一些干部，到游击队里做队长、指导员，并以缴获敌人的一部分武器，加强了地方武装。
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起来后，曾经在一夜之间，把以马坊为中心的二百多个村的维持会全部摧垮，敌人的一个特工组长，也被老百姓用锄头砍死了。当时，特务头子清水，正在马坊开会“庆祝皇军占领马坊一周年”哩。他得到了这个消息，在讲台上气得话都讲不出了。参加会的“代表”，一个个也吓得目瞪口呆。有个伪区长，为了稳定开会人的情绪，强作镇静地说：“大家安心开会，不要怕，我们有大军警戒，八路军不敢……”他的话没说完，人群中一声枪响，子弹飞到台上，把伪区长的礼帽打飞了。原来我们武工队已钻到会场里来了。
游击队包围了马坊，敌人从四乡抢征的粮食，也运不进去了，饿得敌人整整吃了四天黑豆。
我二分区主力部队也积极展开活动，在游击队、民兵的配合下，拔据点、炸桥梁、破路，闹得敌人不知如何是好。我们还四处放空气说：“要攻打平定、昔阳,切断敌人归路!”“抄敌人的老巢阳泉去１为了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夜晚，游击队把汽油桶装在马车上，轰轰隆隆从据点附近走，伪装主力部队的炮车。正在辽县督战狂叫“夏季扫荡必胜”的片山旅团长，不知他的老巢到了多少八路军，不久，便又慌忙分路往回窜。民兵沿路埋设地雷，准备 “欢迎”。』称为三把锁的沾尚、洪水、岭上三个村的民兵联防队，一次就准备了二百多个石雷和“铁蛋蛋”(铁雷)。闹得片山旅团在回师的路上又大吃苦头。
五月反“扫荡”胜利后，我二分区的斗争局面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太行与晋西北一度被割断的交通联系，完全恢复了。曾被分割成条条块块的地区，又逐渐连成了一片。日寇的“ 囚笼政策”基本上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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