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新划的献(县)交(河)县成立了县大队，我任大队的医生。
一天，大队长宋云波同志把我叫到队部。他招呼我在他对面坐下，开门见山地说：“敌人今后的‘扫荡’会更频繁、残酷，我们的战斗任务也将更加艰巨，流动性更大。为了使伤病员能及时得到治疗，我们必须有一个立足点。领导上再三考虑，决定派你回自己村去办个医院。”
“医院？留多少人？医疗器械和药品怎么办？”听说要办医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些。 “人员并不少。你，还有你们村的党员和群众。”大队长仍不紧不慢地说，“至于医疗器械和药品，咱们的家底你也清楚，就是那些。”
从整个形势来看，伤病员的治疗和休养，确实需要个固定的地方。可是办医院，总不是个简单事。过去碰到困难，就请示上级解决，今后哪有这样方便！我们又只有几种常用药品和两把镊子。……我的思想一会东，一会西，拿不定主意。
“困难是不少！大队长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用充满信心的语气继续说：“不过，我们也有战胜困难的有利条件。你们村的党支部很坚强，群众觉悟也很高。坚定地依靠当地的党组织和群众，就是你战胜困难、完成任务的保证。”
大队长的话提醒了我。村里许许多多熟悉的面孔，立刻出现在我的眼前。仿佛他们都在对我说：“什么样的担子咱军王庄担不起来?来吧!”我感到信心倍增，立刻站起来对大队长说：“你说的完全对，依靠党、依靠群众，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能战胜它。我一定坚决完成任务。”
我的家乡——军王庄,是个不满百户的穷村。抗日战争前,曾流行过这样一个歌谣：“青年谋生走八方，外乡的姑娘不进庄；提心吊胆熬小盐，磨破双手编条筐”。抗战爆发后，党领导人民实行了合理负担,成立了各种抗日组织,人民翻身掌了权。从此，在党支部领导下，抗日工作便搞得火红了。
我回到村里，放下背包便去找支部书记王恒昌同志。把建立医院的事一谈，他便干脆地说：“没说的，大叔，你开张吧，支部完全支持你，晚上咱就开个支委会讨论讨论。”
晚饭刚吃过，王恒昌、杨庆丰、杨国瑞便先后来到我的家里。支委会开始了。庆丰是村长，又是支部的组织委员，平时一向热心抗日工作，天大的困难，也不会皱眉，真是村里的一根“铁柱子”。恒昌把筹建医院的事一提，他就第一个抢着说：“把医院设在军王庄，这是上级对咱的信任，是咱村的光荣，就是天塌下来，咱也要硬着腰杆撑住它。”国瑞是支部的宣传委员，虽然言语不多，可是每到火候上，他的话总是一字值千金。这时，他吧嗒吧嗒地抽着烟，不紧不慢地说：“撑起来没问题。不过不能光靠咱几个人，要把全村的人都发动起来。要从最困难的地方想，点子想它几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经过研究，大家一致决定先把伤员安置在堡垒户。由我和恒昌照顾全面；庆丰负责伤员的吃、喝；国瑞负责帮助堡垒户应付敌人。一切研究妥当之后，庆丰便迫不及待地说：“不能叫伤员等着咱，说干就干，走!”
县委、区委和各群众团体，听说我们要在军王庄建立医院，有的送来了自己舍不得吃的猪肉和白面；有的从敌占区买来了药品和器械；县公安局还特地给送来了七个暖水瓶。东西虽然不多，可真是雪中送炭啊!
我们先接收了三名伤员。不久，又送来了十一名。这天，我挨家逐户去给伤员治疗。刚踏进杨国昌的院子，一股香味直钻鼻子。进屋一看，杨国昌的母亲正在用香油给伤员烙饼。我又来到恒昌家里，伤员正睡在恒昌娘的热炕头上。恒昌娘守在伤员的身边，在昏暗的灯光下，一针一线地给伤员缝补衣服。她身旁还放着两个扣在一起的碗。我揭开一看，里面盛着两个荷包鸡蛋，水面上还漂着一层油珠。恒昌娘向伤员努努嘴，小声对我说：“快醒了。”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过一家又一家，家家都在为伤员的健康，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转入地下
一九四一年，日军为了把冀中这个“八路军的棉粮库”夺过去，把魔爪逐步伸向偏僻的乡村。他们经常突然包围村庄，进行搜查。我们的处境也越来越困难了。
一天，我刚给伤员换完药，鬼子便来了。他们到了老雅头婶子的家，把刺刀对着她的胸口问道：“炕上躺的什么人？”她伸手拨开敌人的刺刀，没好气地回答：“什么人？我小子，给你们修路累病了。”说着便去拿小碗里的鸡蛋。敌人看到鸡蛋，像饿狼似的抢过来吃了就走。另一伙汉奸钻到王贞祥屋里，贞祥媳妇正坐在炕上守着伤员。一个汉奸喝问道：“他是你什么人？”贞祥媳妇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男人。”一个敌人伸出刺刀就去挑被子。贞祥媳妇用身子护着伤员，厉声说道：“你要干什么？ 他得的是伤寒病， 刚吃了药，正在发汗呢！汉奸们听说是伤寒病，拔腿就向外走。这时候，杨国瑞同志正在隔壁房子里。他担心时间长了会露了马脚，便决心把敌人支走。他刚走出屋子，迎面便遇到一个鬼子和汉奸翻译。鬼子问他看到八路没有，他知道鬼子是从东面来的，便随口答道：“我正要向太君报告，有二三十个八路，向西南跑了，还挑着东西，马上追定能追上。”鬼子见他说得有鼻子有眼，信以为真，立刻吆喝着向西南追去。
这一次，医院虽然没有受到损失，但也提醒了我们：往后伤员增多了，单靠堡垒户公开掩护容易出问题，必须另想办法。
一天，国瑞兴冲冲地对我和恒昌说：“直奉战争的时候，我把大门封了，从北屋后墙上挖了个窟窿，进出后随手用柴草一堵。奉军在这住了好几天，都没发现我家的门在哪里。我想也用这办法掩护伤病员，不知行不行？”我俩一听，都觉得这办法行，并决定先改我家的门。正谈着，工会主任王连晋也来了。他也觉得这办法行，于是决定明天就动工。大家分开时，恒昌对连晋打趣地说：“这就要唱你‘活鲁班’的戏啦!”
第二天一早，连晋就来到我家。他蹲在过道里，不言不语，左瞧右瞧。一会儿，又到我大哥家的碾棚里转来转去。这个碾棚的东墙就是我家过道的西墙，扇米的扇车，就靠墙放着。他对着扇车看了一会儿，猛地把烟袋往地上一磕，说：“行啦!动工吧!”接着又指着扇车出糠的斗说：“封了你家的门，在墙上打个洞，从这斗里钻进去，不就到了你家啦。鬼子、汉奸就是长三只眼，也不会看出这里有‘机关’！按照他的设计，我们迅速动工，建造了几间秘密病房。
日军经常到村里来搜查。他们为防我伏击，每次进村以后，都在高房子上设置警戒。这样，我们的秘密病房便时刻都有暴露的可能。正在这时，上级指示我们准备转入地下斗争。 一天晚上，恒昌、庆丰、国瑞、连晋我们几个人，又在一块扯了老半天，点子出得也不少，可是都觉得不可靠。国瑞一直没发言，小烟袋抽得吱吱响。沉默了片刻，他才不紧不慢地说：“咱们挖洞行不行？前些日子我在屋里挖了一条沟，上面盖了块木板，又放了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鬼子来时，区委的两个同志跑不及，就蹲到沟里，鬼子在屋里翻腾了半天，可就没发现这条沟……”
“这倒是个办法！恒昌没等国瑞说完就把话接下去，“听区委说，西边的群众早就利用地道和鬼子斗争啦。我看咱们也干脆钻地道。”
“准行１连晋也紧接着说，“过去我给城里老财们盖房子，他们都有密室藏东西。要是咱家家都能挖个密室，再把它连起来，不就成了‘地下医院’了吗?”
“那怎么不能!‘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地下医院’这办法好极了!”庆丰可真是压不弯、折不断的“铁柱子”，听连晋这么一说，立刻表示同意。
大家分析了土质情况，决定先挖地下病室。连晋一夜的工夫就把图样设计好了：先从我家往北挖，通到王庆臣家的房子底下，在那里挖几个大一点的地下室，作为病室和手术室。图样一定，大家立刻动起手来。为了保密，我们只在晚上干。不几天工夫，一座地下手术室和几个病房便挖成了。
不久，我们又接收了一批伤员。原来的病房住不下，连接着挖下去又太费工，我们便在恒昌、庆丰、国瑞家里挖了些独立病房。行动困难的重伤员常住相联的病房；轻伤员分别住在恒昌等人的家里，鬼子来了，再进入独立病房。庆丰真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他把病房的洞口设在锅底下，伤员进了病房，放上锅就可以做饭。谁也不会想到在那熊熊的火焰下还会掩藏着伤员。
就在我们刚转入地下不久，日寇对冀中地区的“五一”大“扫荡”便开始了。整个献交县，到处壕沟纵横，公路如网，三里一堡，五里一碉。我们军王庄周围也不例外，站在房顶上转圈一看，东南六里的西辛店、正东七里的两合铺、东北五里的倪官屯、正北五里的梁家店、正西五里的范村、正南二里的武屯都筑起了岗楼。敌人站在岗楼上，只要拿望远镜一照，就可以把我们的活动看得一清二楚。这时候，我主力部队和县、区武装积极地展开了反“扫荡”斗争，我们的伤员也逐渐增加到一百多。正当我们准备继续扩大病房的时候，离我村半里路的南杨庄的地道被敌人发觉了，敌人施放了毒气。敌人走后，恒昌等人立刻赶了去，把中毒的人全抢救了出来。他们又当场考察了出事故的原因。回到村里，国瑞立即向群众进行解释；恒昌等人和在千斤寨挖了二十多年煤的老工人王法祥，根据南杨庄的经验教训，连夜设计出一张改进和扩大地道的图样。
工程又开始了。此刻，虽然全村人都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可是天一擦黑，男女老少便自动来到工地，一直干到天亮。恒昌可真是个组织家，他把岗哨一直放到敌人的岗楼底下，敌人稍有一点风吹草动，消息立刻就能传到村里。他又把整个工程划成几个工区，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男的在地下挖，女的在上面运土。
有一天，一条干线遇到了松土，时刻都有塌陷的可能。五十多岁的王法祥老人听说后立刻跑了去。庆丰正准备进洞顶木板，法祥老人从他手里夺过门板说：“你是村长，还年轻，以后要你干的事还多着哪，我来１说着便钻进了地道。当他顶好了门板从地道里出来的时候，连胡须上都淌着汗水。恒昌的娘、国瑞的妈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个个累得东倒西歪，上气不接下气，也不肯休息。一天黎明，我看到恒昌娘提着一篮土，一步一踉跄，便急忙劝她休息，她撩起被汗水粘在前额上的白发，打趣地说：“没什么，人老骨头硬，佘太君一百岁还挂帅出征哩。”人们简直是用汗水浇松了坚硬的土地，用意志把军王庄的地下挖了个四通八达。
第一期工程完工之后，恒昌、连晋等人发现许多重伤员进出地道困难，又想了个造假坟的办法。先后在武家坟、王家坟、赵家坟等茔地挖了许多假坟。从外面看去和真坟一样，里面却是舒适的病房。而且每个假坟都与地道相联。随着斗争的发展，我们的地道也不断地扩大和改进。后来，枯井里、坟墓里、碱土疙瘩里、树丛里，到处都设有真假洞口；每个洞口都有陷阱、翻板、“窝弓”、“线箭”等战斗设备和防毒、防烟、防水等安全措施。射击孔、了望孔、通风孔，更是星罗棋布。整个地道有“井”字形干线；每条干线又分出许许多多支线；一条大干线又环绕着所有的干线和支线。我们的医院就设在村西南的几条支线上。地下医院正式落成了。
严酷的考验
伤员不断送到医院来，军王庄进进出出的人，黑天白日不断。天长日久，军王庄有医院这件事，也风言风语地传到鬼子的耳朵里。更严酷的斗争也随之开始了。
一天，敌人打破惯例，突然在早饭后包围了村子。他们一进村便抓住了正在压碾的老雅头婶子。敌人问她：“杨国藩在哪里？”她似理非理地回答：“他上关外二十多年啦，连音信也没有。”一个汉奸狠抽了她几棍子，骂道：“你胡说，他在家办医院，你还说他没在家，快说他在哪！老雅头婶子冲着他说：“你知道他在家，你就去捉嘛，对付我个老婆子算什么本事！汉奸没办法，带着鬼子直奔我的家。他们扑了空，便到隔壁捉住了我的邻居王庆臣和王老乔。敌人问王庆臣：“你是不是杨国藩？”王庆臣笑呵呵地回答：“这可是张冠李戴呀!我姓王，他姓杨，我比他大二十多岁呐。”敌人见两位老人都不说实话，便下了毒手。两个老人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可是他们紧咬牙关，一字不吐。敌人又在两位老人家里乱翻乱挖，还是一无所获，最后抢了些东西，夹着尾巴滚蛋了。
敌人并没有就此甘休，过了几天，又耍起了新的花招。
这天，王振江正在村头推碾子，三个穿便衣的家伙急速跑来对他说：“老大爷，我们是八路军，鬼子追来啦，快领我们进密洞。”王振江一眼就看透了，决定趁机骂他们一顿。他凑到他们耳边，故意把声音放低说：“到据点里去给日本人磕几个响头，就不用这么担惊受怕啦！当汉奸的哪个不是拿脸当腚！三个家伙一听，立刻现了原形，手一招，跑来一群伪军，把王振江按倒就打。后来，王振江每次谈起这事，总是说：“反正骂他也是打，不骂他也是打，咱们的嘴也不是光会吃饭，为什么不骂!”
这天下午，敌人又包围了村子。庆丰怕暴露了医院，经支部批准，决定以村长的名义来对付敌人。鬼子兵进庄后，要庆丰集合全村的人开会。庆丰把大家领到离地道较远的王献舟家门前。日本小队长一看全是老人和孩子， 便问：“青年的统统哪里去啦？ ”庆丰回答： “村穷，歉收，都外出逃荒去啦！鬼子冷笑了两声，便命令把老人、妇女和孩子分开，挨个审问。可是，问遍了所有的人，什么也没有问出来。鬼子恼羞成怒，转身抓住庆丰的前胸，瞪着大眼威胁道：“青(县)沧(县)交(河)八路的伤兵，统统的抬到你们村子，我的知道，你不说实话，埋了，埋了!”庆丰蔑视地学着鬼子的腔调说：“他们的没有， 我一个人的三个县伤兵藏不下。埋了埋了的也是没有。”鬼子哪里肯信，立刻把他绑了起来，推到一个猪圈里，又顺手拿过一把铁锨，嗖一声向他扔过去。 庆丰把头一偏， 铁锨砍在猪棚的柱子上。 “埋!快快的埋!”鬼子发疯似的逼着群众去埋庆丰。大家哪里肯埋，故意把粪土倒在庆丰面前，看起来土已埋到了胸口，其实连衣服还没有弄脏呢。这时，一个汉奸又把双庆老人推进一条堆满荆条的夹道里，威胁道：“不说把你活活烧死１双庆老人双目怒视，颤抖着胡子回答：“没见过。烧成灰还是没见过１汉奸真的点燃了荆条，熊熊的大火立刻燃烧起来。人们不顾一切冲开了伪军的刺刀，冲进火里，把双庆老人抢了出来。汉奸们又把双庆老人夺过去推进火里，然而又被人们抢了出来……正在这时，忽然传来一阵哨音。鬼子兵并没有真正抓到我们医院的把柄，又看到太阳已经落山了，狠狠地骂了一句：“统统的八路！转身便滚蛋了。
在断粮的日子里
一九四三年春，是我们医院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日寇的掠夺，加上连年大旱，从入春起，伤员就过着一半糠菜一半粮的日子。等到秋天，断粮便成了常事。有一次，县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设法从敌占区泊镇给我们买来了一小车柿饼。我们的一百多名伤员，就依靠这车柿饼熬过了半个多月。群众的生活比伤员更苦，有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饿得连打水都要两个人抬一桶，很多人蹲下就站不起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还是尽一切力量支援伤员。有一次，伤员又断粮了，而且有一名伤员“脱水”。当我把这个情况无意中告诉了恒昌娘的时候，她老人家立刻从家里拿出了四个鸡蛋，塞在我的手里。恒昌正病着，家里又没有一粒粮，我怎么能收她这仅有的四个鸡蛋呢？我推开她的手，激动地说：“大嫂，这鸡蛋我不能收。伤员需要，恒昌更需要。恒昌是医院和全村人的‘主心骨’，我们不能看着他把身子拖垮。”她老人家含着泪花，声音沙哑地说：“这我都清楚。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受穷守寡把他拉扯大，心里别提多疼他。可是他是支部书记，我是党员。党员要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啊！什么事都先想到自己，那算什么党员！最后这句话她说得那样坚定，我简直再找不出更有力的话来说服她。
伤员断粮的消息，很快便传开了。王占盈的母亲立刻把仅有的一点红萝卜咸菜送来了。她握着我的手说：“老杨啊！这点东西真是拿不出手来。可是家里再也找不出吃的东西了。就让伤员同志就着咸菜喝点开水暖暖心吧!”刚送走了占盈的娘，王二堂老人来了。他提着一小篮青枣，气喘吁吁地对我说：“老杨啊!我真没脸来呀!伤员同志们为咱流血负伤，住到咱村，咱给同志们吃的却是这个。”说着，泪珠滚过他那多纹的脸颊。
全村的人都在为帮助医院解决粮食尽最大的努力。有的送来了红薯叶、红薯梗，有的送来了花生皮、棒子核。县里听说我们断了粮，也送来了仅有的几斤玉米面。我老伴把所有能吃的东西全碾成面，合在一起，蒸了三笼篦团子。开饭的时候，轻伤员推给重伤员，重伤员又推给轻伤员，结果还剩下两笼篦。看着这情形，心里就像刀在绞。他们都是负过伤、流过血的人，哪能受这样的折磨呢?我一面巡视着病房，一面苦苦地思索着解决粮食的办法。……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
一阵激昂的歌声吸引了我，一个解决粮食的计划也迅速形成了。我立即找到了恒昌、庆丰，向他们提出到西辛店据点，找“维持会长”韩万重要粮的计划。经过反复研究，支部同意了这个计划。我带上短枪就出发了。
西辛店离我村六里地，我趁着天黑偷越过敌人的岗哨，首先找到我的亲戚。
当亲戚领我翻墙跳进韩宅时，韩万重正在抽大烟。他见到我，一下子爬了起来。我向他说明了来意，最后警告他说：“你做的好事、坏事，我们都给你记得一清二楚，不要认为你这里是保险柜，我们要叫你一更死，你就别想活到二更。今天夜里要不把粮食送到甜水营北头长管地，你就别想活出这个月去。”他一听连连点头，满口答应“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鸡鸣以后，我们到指定地点一看，满满的三布袋粮食放在那里，称了称，一百斤还多。以后，我们又通过伪联络员给他送了几次信，他又给我们送了几次粮。这时候，领导上也设法给我们解决了一部分粮食，伤员这才能半菜半粮吃个饱。
特殊材料造成的人
医院刚成立时，各机关送来的一点药品，很快便用完了。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副大队长刘培基左眼负了伤，必须施行摘除手术。没有麻醉药品怎么办呢？为这事，我整天苦恼着，甚至不敢对他提起。可是他终于发觉了我的心事。这天，他把我叫了去，说：“老杨同志，告诉我实话，我这左眼非摘掉不可吗?”我不能再向他隐瞒了，便说了实话。
“什么时候动手术?”他仍旧很安静，仿佛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现在没有麻药。我想……”
没等我说完，他竟笑着说：“就为这个吗?啊呀!你可把我看扁了，关云长能刮骨疗毒，我一个共产党员连这么一点痛都忍受不了吗?老伙计，放心吧，我的命长着呢!在前方鬼子都没把我打死，难道没有麻药就能把我痛死不成!走，做手术去!”说罢，拉着我就向手术室走去。
他平静地躺在手术台上，我真不忍心下手，他鼓励我说：“没关系，来吧，我都不怕，你怕啥呢?没什么了不起，咬咬牙就过去了。”
手术开始了，他两只手紧紧抓住了手术台的边沿，豆大的汗珠流满全脸，全身不住地痉挛着，可是没有喊一声痛。做完手术之后，他急忙爬了起来，擦擦汗，顺手拿过一根棍子，放在右眼上瞄了瞄，微笑着说：“行，不妨碍射击。”
从他的身上，我进一步体会到“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造成的”这句话的深刻意义。我把他的事迹简要地写在纸条上，由一个病室传到另一个病室。刘副大队长成了大家学习的榜样，不论做手术还是换药，再也听不到伤员们的呻吟。
不久，我们又收到两名重伤员：一名是大队的排长，小腿骨折，子弹穿碎了胫骨，破碎的骨片留在皮肉里，需要取出来，受伤的骨头还需锉平；另一位是大队的小通信员马大雨，也是小退受伤，需要截肢。虽然上级已给我们送来了一点麻药，可是不够两个人用。怎么办呢？为了使他俩都能减轻一些痛苦，我决定每人都给用一点。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那位排长的时候，他竟冲着我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啦？我是共产党员，不是‘草鸡毛’。”我想向他解释一下，他打断我的话说：“不用说啦，小马年纪小，伤又重，全给他用了吧。”做手术的时候，他昏过去了，醒过来，仍是一声没吭，直到把手术做完。
小马才是个十八岁的孩子。手术前，我就担心他能否经得起这个考验。我把这想法告诉了刘副大队长，他便找小马谈话。给他讲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又从抗日战争一定能够胜利，讲到将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在他的启发教育下，小马终于解除了残废后对生活的顾虑。手术后的一个多星期，我和同志们都来看他。他要大家把他搀扶到毛主席像前，两眼含着激动的泪花，一字一句地说：“毛主席呀！是你给了我力量，是你给了我希望！我虽然只剩了一条腿，可是你老人家放心吧，我还要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说完，便向毛主席像深深地行了三个礼。全病房的同志也跟着他一起向毛主席像行鞠躬礼。
太阳出来了
在特殊材料造成的人面前，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没有探针，我们就把自行车的辐条磨尖当探针；没有截肢的锯子，就用锯铁的锯子代替；用芒硝代替“硫苦”；用中药大黄和苏打制成健胃药……就这样，我们把一个一个困难战胜了。到一九四四年秋天，我们的伤员登记簿上，已经登记到六百多人。
同年秋天，我们村周围，有的据点被我军拔掉了，有的据点里的敌人被迫撤退了。可是由于富庄驿仍盘踞着敌人，我们的医院仍不得不继续驻在地下。一天的黎明，我们正准备欢送一批伤员归队，忽然传来消息说，富庄驿解放了。这消息立即传遍了全村。全村的男女老少一齐拥向地下病房，背的背，抬的抬，把伤员全搬了出来。人们尽情地说呀，笑呀，高呼着：“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庆丰搬出锣鼓，领着人拚命地敲打起来，不知是谁放起了鞭炮，军王庄湮没在一片胜利的欢乐声中。
归队的战士向大家告别后整队出发了。全村人依恋不舍，一直送到村头。正在这时，一直沉默着的恒昌，忽然指着东方对我说：
“太阳出来了!你看多么火红。”
我抬头望去，只见一轮红日，正从碧绿的原野上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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