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一团第四连从晋察冀到晋绥边区后，同志们都很不习惯。在晋察冀走的是平原，到这儿天天爬山；在晋察冀多半时间是打仗，到这儿又打仗又生产，生产比打仗多。许多同志思想转不过弯。爬山骂石头磨鞋，开荒骂镢头磨手。干部管理不耐心，官兵关系不融洽。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整风。
整风，这个词听起来都很新鲜，怎样领导整风，更没经验。我们连单独活动，离团部二百多里，连长负伤住了医院，全连的担子都放在我和副连长的肩上。
看了团政治处的整风指示后，我向副连长说，开个支委扩大会研究一下吧。他说：“行啊，咱们这个连队，真该整整风。兵都是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的老资格，一大半又是当过警卫员、通信员、理发员的，这些‘员’，就是难领导，怪话牢骚一大串，这回非好好整一下不行。”
显然，他和我一样，也没弄清楚整风的真正内容，认为整风，就是“整整”那些“怪话司令”。到了支委扩大会上，更是如此。一排长张德欣同志听说要整风，第一个发言。开口就说：“就是该整风！像次明远、田元益，两个怪话大王，不把他们的油腻擦擦，拉不开栓啦！班长管理不了他们，我说说，还和我顶嘴!”
“这怪你们平时教育不够。”副连长插了一句。
“教育？”一排副答了话：“次明远、田元益这样的人，你磨破嘴皮，他只当耳旁风！教育好他们，除非神仙下凡!”
他们提出的两个战士，是我们连出名的人物。次明远，整天把帽檐拉得和眉毛齐，裹腿打到膝盖上，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天到晚脚不停，手不闲，嘴不住，逗逗这个，捅捅那个，天不怕，地不怕，讲起怪话数第一。田元益，又是另一个类型：裹腿打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不管棉衣或单衣，发给他多大穿多大，从来不收拾，整天价没个利索劲。他说怪话的本领，比次明远又强似一倍。一张口，不是带刺，就是叫人笑破肚皮。他俩到一块，不是抬杠，就是顶嘴。论嘴快声音高，次明远第一，论俏皮刻薄，又数着田元益。对这样的战士，应该怎么认识呢?这是干部之间时常发生争论的。整风，就单是整这种人吗?我望着支委们，希望继续发言。
“咱们连有些同志怪话是多”，支委七班长杨双锦慢吞吞地说，“可是，每次打仗，他们都报名参加突击队。就说田元益吧，雇农出身，革命坚决；咱们连到晋绥来时，他发疟疾留下了，病还没好，就死赖着人家去陕甘宁的部队，跟着跑了两千多里路，过了四道封锁线，找四连来归队，不能说他没优点……”
“怪话讲得好，总不能算优点吧!”一排长固执地说。
“那当然”，杨双锦说，“所以党中央、毛主席才叫咱们整风哩!”
“我同意杨双锦同志说的”，二排长冯小起说，“整风，是整歪的那一面，不能因为整歪的，把正的也忘了。就说我们排黄纪堂吧，他是个直性子，看不惯的事，爱说几句不三不四的话，其实是个好同志。”
经过一番讨论，同志们对整风的精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最后决定：第一步，先找那些受讲怪话的同志开个座谈会，摸摸到底有些什么问题；然后再研究下一步怎么走。
中午开饭前，我把各班一些所谓“怪话司令”召集来了。他们都闹不清开什么会。连务会？都不是班排长;党员会？又有非党员。次明远捅捅黄纪堂:“伙计！这是开什么会呀？” 黄纪堂还没开口，田元益接过去说：“什么会?这不是明摆着——‘司令员’大会。”
人到齐了，我告诉大家：连里要整风，先找些同志开个座谈会。来的都是四连的老同志，了解情况多，平时也有些意见，不管大事小事，都可以提出来。
我还担心会开不起来，怕大家不敢提意见，谁想话刚停，次明远就打了头一炮：“我说。连长就是不关心病号。病号饭光是小米稀饭，想吃点豆面，他说吃豆面犯玻我没听说过，吃豆面会犯玻”他略停了一下，望望我，又说：“王士臣同志住医院，秋天还盖个夹被，指导员怎么不想想他冷不?”
这头一票，投到连长和我的名下，顿时感到脸有些发烧，生怕自己的脸色会影响发言，便插话说：“这个意见很好!同志们继续提。”
“指导员，咱们现在是什么社会?”冷不防田元益这样问我。
“什么社会？”我莫名其妙地望着他，“咱们解放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国民党统治区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你问这做什么?”
“唔”，他磕磕小烟袋锅，不紧不慢地说：“既然不是奴隶社会，我们副排长怎么说张正祥同志是奴隶性呢?”
这一句话，像针刺到我心里。在自己工作的连队里，干部这样训人，自己还全然不知道。 “都是革命同志嘛！田元益装了袋烟，叭叭吸了两口，又说：“奴隶，这话是不能用在革命同志身上的。指导员你说对不？我们排长也跟我打过招呼：‘田元益，要老实点。你给我个初一，我给你个十五。’听，他要给我小鞋穿哪!我这脚，穿小鞋能不疼吗?”
他这一番尖锐的发言，使座谈会开得更热烈了。但气氛越来越严肃。连长有军阀残余呀，指导员不关心同志进步呀，排长“训”人呀，伙食帐不公布呀，炊事员饭做得不好呀! …… 每个人讲起来都滔滔不绝。我听着，记着，脸上一阵阵发烧。有的意见，虽然不是点着我的名提的，可是作为这个连的政治工作干部，对一切问题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这时才深深感到自己工作不深入、不细致，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为什么许多问题没有发现，没有深一步去了解?
直到外边吹哨子开饭，座谈会才暂时结束。我当即向同志们表示：能马上解决的问题，立即解决，明天就让司务长公布伙食帐，新调的炊事员不称职，很快调换。大家听了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二
连队执行新的任务，转移到了东坡村。
这儿是我们活动的老地区。群众和我们熟得很。还没到宿营地，各班就沿路拣柴准备送给房东。到宿营地，我把背包一放，就到了班里。同志们正忙着：有的擦枪、有的搭铺，有的挑水、扫院子。小小的山村一片欢乐景象。我走到七班院子里，次明远正集合着一群小学生在教歌；七班长杨双锦正用发给他的学习纸给房东糊窗户。我问他座谈会后有什么反映，他说反映很好，提了意见的同志都说心里痛快，有的说，干部改了毛病，他今后也不讲怪话了；有的说今后生产要加劲。
我问干部有什么反映，他皱皱眉头，说：“干部不高兴的多。四班长说，往后班长更难当了。排长、副排长都不痛快。”
“你自己觉得怎么样?”我问他。
“我心里也有些嘀咕”，他小声说，“指导员，照这样整法，全掀了干部的底，今后怕更不好管理。有的同志会更自高自大哩!”
问题很清楚：战士欢迎这样的整风，干部却有了顾虑。我也有些动摇，担心产生极端民主化。于是便向团政治处写了个报告，请示今后怎么办。
吃饭的时候，我把干部对整风的反映，向副连长说了，他说：“看样，整风要先整干部，干部整好了，毛病改了，部队管理我看不成问题。是不是找干部们座谈座谈？”他的话提醒了我。饭后，我去找干部们交谈了一番，决定召开全连的民主大会。
第二天，军人大会开始了。战士们坐在背包上，吸着从山里采来的榛叶子，爱开玩笑的，今天也严肃起来。会议开始，我先讲了讲，说明今天开的是军人大会，每个人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对领导的，对生活上的，以及个人的错误思想，都可以讲，都可以说说心里的话。
我的话音刚落，发言一个接一个。怪不得其他连的同志说：“四连战士的嘴，像黄河的水”，老同志们谁也没顾虑。虽然提的有些事和上次座谈会差不多，可是举例各有不同。尖锐的程度，远远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战士们点了名的干部，一个个低着头，有的不停地往小本上记。说真的，全连开这样的民主大会，战士们这样批评干部，我做指导员以来，还是头一次经历呢!
开完会回到连部，心里很乱。想想大家提的意见，脑子里总摆脱不了那些责备。特别想到给连长左学贤同志提的那些意见，心里还有些不平。
我和左连长一块工作多年了，我们相处得很好，我十分了解他。他勇敢、正直、坦率，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他从十九岁当兵，跑遍了东北军、西北军，抗日战争开始后，参加了八路军。每每谈到他的经历，他总这样对我说：“老刘啊！混了多年，找到党，找到八路军，才算真正找到了家!”他军事知识很丰富，熟悉各种枪的性能，不管什么枪，闭上眼能拆开，摸着黑能装起来。一排的六五机枪老得没牙了，打起来好卡壳，经他一收拾，又是呱呱叫起来。当然他也有缺点，管理方法生硬，“训”起人来没个深浅，有时会把战士“训”得哭鼻子。可是，他为的是连队好啊！偏偏有些同志不了解他的心情。病号吃不上豆面，怨他不给吃，说他留着豆面给自己娶媳妇。真是岂有此理!
我越想越气得慌，心想：算啦。这个风不整啦！照这样整下去，极端民主抬头，干部更难当了。看看副连长，他也是闷闷不乐。我们俩谁也不说话。通信员看我们这样，也悄悄地说话，悄悄地走路。晚饭，我们也是闷着头吃的。
晚饭后，到各班走了一趟，看到战士一个个很高兴。谈到民主大会的事，有的说把意见倒了出来，心里痛快了；有的说：“干部有缺点，我也有缺点，今后一定要克服缺点，好好进步。”次明远还特别把我拉到一边，悄声说：“指导员, 我向你保证, 往后再不讲怪话了。”
晚上，躺在门板上，想着白天的会，想着战士们的话，心里又渐渐平静了。特别是想到在冀中那段艰苦的斗争——部队分散活动，同志们整天爬道沟、吃野菜，不论环境多么紧张，斗争多么残酷，没有一个人动摇，许多同志离家很近，也不肯回去。他们都是烈火中炼出的真金啊！同志们把生命都交给了革命，今天讲了些他们不满的事，说了些激动的话，我又有什么理由不高兴呢！战士们都把连队看成自己的家，把干部看成兄长一样，生了病，负了伤，自然就需要干部照顾他，鼓励他。可是，我们做干部的，又做得怎么样呢？记得一次我得病住了医院，团长从平川给我带来八斤桃，当时我很感动，病好像立刻减轻了许多。反过来想想，自己对连里的病号又怎么样呢？王士臣生病住医院，我就很少想到他。天冷了，也没派人去送棉衣。这些，同志们提得不对吗？再说，就是有个别同志的意见与事实不符，像说连长有意不给病号吃豆面等，也是难免的呀，有什么值得责备的呢?
我是个连的干部，是政治工作人员，怎么能一会儿高兴就有劲，一会儿不高兴就泄气呢。这是个人患得患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呀!整风，一定要很好地整风!……
第二天一早，我们刚起来，团部侦察员来了。因平时很少见到团部的人，侦察员一来，我们很高兴。他把两封叠成三角形的信和一些文件、报纸给我后，又口头传达说：“团长、政委叫你们今晚出发,夜十二点以前赶到太汾公路,配合三连伏击交城去文水的敌人。……” “好哇!”副连长一听打仗，就眉开眼笑了，立刻要通信员通知各排准备。
我拆开团政治处的一封信，这是对我们的整风报告的批示。除了指示下一步的整风步骤外，并特别提到给我们送来几份重要文献，要我们好好学习。这些文献都是毛主席亲自写的。我贪婪地读着：“我们的军队必须在军民关系上、军政关系上、军党关系上、官兵关系上、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关系上、干部关系上，遵守正确的原则，决不可犯军阀主义的毛玻官长必须爱护士兵，不能漠不关心……”可是，这些，我们做得怎样呢？正像文献上指出的，我们有些同志有骄气，对战士蛮不讲理，看不见自己的缺点，爱听恭维话，受不得批评。
毛主席这些话像指路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进的方向。读着文献，又是兴奋，又是惭愧，几乎把今晚出发打仗的事都忘了。
“老刘，你钻到书里去了!”不知什么时候，副连长走进来，“今晚要执行任务，咱们研究一下吧!”
我向他说：“嘿，这下可解决问题啦，你快看!”
“解决了什么问题?”他莫名其妙地说。
“这些文献，解决了咱们整风的问题。”我说着递给他看。
副连长读了一段，就高兴地嚷道：“老刘，这上边说的，和咱们连的情况一样啊！咱们一定要开展自我批评，天天洗脸，绝不留一星半点灰尘在脸上，要不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呢!” 他激动地指着文献上的话，像是重复，又像是保证。
我们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对党的整风方针更加明确了。决定执行完战斗任务后，继续把连队的整风运动贯彻下去。
连队紧张地准备行装，补子弹袋的，擦枪的，收拾鞋袜的，一片出发的气氛。
我从班里刚回到连部，二排长提着一双破鞋来了，哭丧着脸说：“指导员，小黑子把这双烂鞋扔给我，非要新鞋不行，你看怎么办?”
小黑子，名叫李树勋。年纪小，长得又黑，所以连里同志很少叫他名字。○人的鞋都是补了又补，他不会补，也不学补，一直把鞋穿得前后通风。怎么办呢？每人只有一双鞋，哪里给他去换新的！我看看这双鞋，鞋底还好，收拾一下还能穿几天，就向二排长说：“你先回去吧。”
我拿过那双破鞋，向通信员说：“你有锥子、麻绳吗，给我找来。”通信员见我要动手补，赶忙来夺。于是我们两个一人一只，很快就钉补好了，又刷干净，送给了小黑子。
不一会儿，小黑子跑来了。他进门低着头，眼里噙着泪花，很难为情地说：“指导员，我……”他很沉痛地检讨了自己。
说实在的，给他钉补鞋时，我并没想到很多，只是想：他不会这活，先替他钉钉补补，打完仗再说吧。谁想他会为此感动得流泪呢？论说该批评他几句，可在这种情况下，只得安慰和鼓励他了。他擦了眼泪，说：“指导员，你别说了。往后我一定学会自己拾掇，再不给领导添麻烦了!”
从这件事，我联想到许多。所谓教育战士，绝不是单纯的批评，也不是生硬地说道理。可惜，过去对这个问题我并不是那么明确。
当天晚上，我们急行军赶到洪相附近，打了一个伏击战。这是整风运动中的一仗。这一仗，歼灭敌人不多，搞掉它几辆汽车，打死几个押车的日本兵，正像战士们说的：“老虎吃蚂蚱——零拾掇”。虽然没过瘾，可也解了馋。这一仗也看出：尽管军人大会上战士们给干部提了许多意见，甚至有的说了些刻薄的话，可是一上战场，仍是个个服从命令听指挥。许多战士比整风以前更勇敢、更坚决了。干部原先顾虑的今后不好管理，事实作了有力的回答。打完仗回来，连队稍微整顿了一番，又继续转入整风运动。我们忙着组织干部读毛主席的文章，给战士们读模范战士的故事。经过一番座谈讨论后，全连又举行了大会。
会上，我的检讨还没结束，战士张正祥突然站了起来，喊着：“报告，不能光怨干部，我这顽固脑袋也有毛病！过去尽说怪话，自己不进步，怎么能怨干部……”他的话没说完，次明远坐不住，站起来了，二排长站起来了，一排副站起来了，一向不紧不慢，发言从来不抢先的田元益，也抢着检讨自己。原先计划是先给干部提意见，然后再开检查官兵关系的大会，没想到这个大会竟变成官兵关系检讨大会了。干部们纷纷检讨爱兵不够，战士们纷纷检讨尊重干部不够。
激动、热烈、团结的气氛充满了会常每个人不只是检讨过去，还纷纷下保证，订计划。副连长激动得嘴唇发抖，大声说：“今后我决不特殊！同志们吃什么，我吃什么；同志们没进房子，我决不进房子；打仗，我先冲锋；出差，我带头……”
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全连一百多颗心凝结在一起，团结得像一个人。这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天啊!
三
继伟大的整风运动而起的，是尊干爱兵运动。连队的面貌焕然一新!
为了在两天内赶回水子里秋收，我们开始了急行军。出发前宣布了一天走一百里，同志们仍是满面笑容。爬山时，副连长扛着一挺机枪，走得满面流汗，不时地转身叫着：
“加油哟!爬上山顶就凉快了!”
“加醋哟!”活跃分子次明远比从前更活跃了，随着副连长的鼓动声叫嚷着。
“加什么醋！田元益又故意逗他：“到水子里吃莜麦炒面，加了醋还能吃吗?”
连队在一片欢乐声中，登上了高山。休息的时候，副连长又向大家招呼着：“戴好帽子，不准脱衣服啊!”
“那是谁?想喝鸡汤吃鸡蛋了!”有人看到脱了衣服乘凉的同志，这样说他。
“喝鸡汤、吃鸡蛋”从整风以后成了一种专门语，因为不管哪个同志病了，伙房总是想办法弄点鸡汤或鸡蛋给他吃。副连长病了两天，各班同志用自己节省的津贴费，买鸡蛋慰问他。弄得副连长病没好，就从床上爬了起来。
行军时，你看吧，你争扛我的枪，我争背你的背包。每个人都累，每个人又想在最累的时候帮助别人。过小河时，连部几个通信员非要把我背过去不行。我说：“我又不是个孩子，怎么还要你们背？”他们说我的眼近视，怕踩不准河里的石头滑倒了。同志们想得多周到啊! 一路上，边走边谈，怪话再也听不见了。我插到班里走，只见黄纪堂还有些沉默，问他有什么心事，他低声说：“指导员，整风以后，我别的问题没有了，只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指导员”，他又小声说，“我参加八路军时间也不短了，受党教育的时间也很长啦，嗨，只怪我自己不进步，往后请党继续考验我吧!我就是这么个问题。”
这是个什么问题呢？他虽然说得不那么明确，事实上也很明确，那就是要求入党。我望着这个整风以后有了很大转变的战士，心里想着：党的大门，不正是应当为这些出身好、觉悟高、受过严酷战斗考验的同志敞开吗!
整风后，每个人在变化，全连在变化。这种变化，你处处都会感觉到。
宿营地到了。这是一个我们从来没住过的小山村。司务长看房子回来，说这里只能驻下个连部和两个排。另一个排，要到五里路外一个村去驻。要是以往，叫哪个排去，总少不了有几句怪话。今天，副连长一说二排去，二排长痛痛快快，带起就走。副连长也跟着送他们去了。
“怎么还要送呢”，二排长笑着说，“五里路一迈脚就到了。”
“走吧，我要去看看。”副连长说着仍随他们走去。
这时，我想起他的爱兵计划：战士们没进房子，他决不进房子。看来，他是坚决要做到这些的。这时，又听到几个班长谈放哨的事。一排长和一排副两个人路上就商量好了，向班长们宣布：他们放哨，让大家休息。为这事，班排长之间又争论开了。听着这个令人高兴的争论，望着远去的第二排，以及正嘻嘻哈哈准备进房子的一排、三排，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四连，我们的第四连，正像今天的百里行军一样，迈开快步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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