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驻大青山骑兵支队第一团，撤出大青山转入晋西北后，领导上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打通与绥西(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部队的联系，决定由我带领一支精干的武装工作队，到和林格尔地区去开辟工作。走前，首长们再三叮咛说：你们单独到敌占区活动，困难一定很多。只要你们能够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紧紧地依靠群众，就一定能克服所有的困难，战胜敌人。这时正是一九四二年五月。我们一行九人，化妆成当地老乡模样，带着五支步枪、四支短枪和百多发子弹出发了。
从山西的左云到绥远（今并入内蒙古自治区）的和林格尔县，沿途敌伪据点林立，封锁甚严。为了避免在路上与敌接触，我们昼伏夜行，涉清河、穿沙漠、越高山、跨深涧，顺利地到达了和林格尔县境。然后，在郭保窑子大山的灯笼树沟，找了一个乱石窝，安下家来。
五月的绥南， 已经很热， 谷风吹进石窝，不觉一阵凉爽。崔占彪同志一面搔着肿了的双脚，一面端详着石窝说：“我们的家蛮好啊！不怕日晒，不怕雨淋，又不易暴露目标。敌人来了，还是个好阵地哩!”
王虎清见他两脚红肿,打趣地说：“崔排长的脚可真是三寸金莲,一点也经不起折磨。” 他这一说，大家都笑了。以往我们都是骑马，不惯步行，因此走了几天路，个个脚腿都肿了。连续行军，大家都十分疲劳，一躺下就呼呼睡着了。我看了看地形，躺在一块石头上，翻来覆去总是睡不着。往后的工作应从哪里开始呢?
夜半更深访乡亲
在我们居住的山下，是一些零零落落的小村，房屋破破烂烂，一看就知道住的是穷苦群众。这是我们在敌后的亲人，我们决定工作先从这里开始。
经过两天的观察，在靠山的小村里，没有发现敌人。第三天晚上，我们下了山，直朝沟旁一户人家走去。还没靠近屋子，狗就吠起来。紧跟着，屋里跑出一位老大娘。我们赶忙上去打招呼：“大娘，你好啊１她慌慌张张,全身直打哆嗦,半天没说出话来。我问道：“你掌柜的在不在？”她迟疑了半晌，才说：“给县里送草料去了。”进到她屋里一看，炕头上点着一盏半明不灭的油灯，炕上只有一块当枕头用的半截砖头 ；一个小锅里 ，放着几个泥巴碗和几双用树枝做的筷子，我看她是在说谎，接着就说：“像你这样人家，拿什么给县里送草料？”她又支支吾吾说帮别人送的。我们告诉她，我们是八路军，是老百姓的队伍，又给她讲了些抗日的道理，最后要她把她的老汉找来谈谈。她听说我们是八路军，挨个地打量了一番，说了声：“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接着便兴冲冲地走到门口喊了一声，立刻走进来一个老汉。他一进门就问：“你们是不是邹团长那部分的？他们是八路军，可仁义啦。上次在这儿打尖，连老百姓一根柴棒棒都不白拿，临走还说了很多客气话。”原来他躲在房后偷听我们的谈话。他喘了口气，又感叹地补充了一句：“天下的军队都像你们这样就好啦。”
听了老大爷的话，我们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他所说的部队，就是我们骑一团；邹团长就是邹凤山同志。一九三九年，我们曾路过这里，没想到给群众留下了这样大的影响。简单的谈话，使我们深信，群众是心向我们的。
两位老人把我们让到热炕上，向我们倾诉着苦衷。原来，鬼子、伪军、国民党、土匪的魔爪，一齐伸向这里。他们费尽心机，绞尽脑汁敲诈勒索群众。苛捐杂税不下几十种，就连敌伪人员的红白喜事都要纳捐。因此，群众都称他们为豺、狼、虎、豹四大害。更可憎的是国民党军队和土匪，他们打着抗日的招牌，三天两头出来“拍浮油”、“打露水”，“天天要过大年，夜夜要入洞房。”穷人稍有反抗，就扣上汉奸帽子，害得你家破人亡。老大爷讲到最后,长叹了一声:“唉!这滚油锅里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我们安慰他说：“不要紧,只要乡亲们能拧成一股劲,跟上共产党、八路军打鬼子,好日子总会来的。”老人说:“好，我舍上这条老命也要跟上你们。不过，说句良心话，不把那些地头蛇除掉，老百姓是没有心思打鬼子的。”老大娘也插话说:“叫那些鬼东西害的,连点好吃的东西招待你们都没有。” 提到吃的，我才想到几天来同志们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可是，老人的贫穷，一眼就能看出来，怎好意思张口。老大爷好像看出我的心思，就说：“ 自己人来了 ，我也不做假，还有点草子面，你们也不要嫌弃。”老大娘又赶忙说：“还有几个山药蛋，我一起给你们煮了吃。”说完就下炕做饭。
不大一会，饭做好了。多么香甜的草子面和山药蛋哪！我们一面吃着，一面又打听着伪政权的情况。饭后，老大爷又带我们访问了几家穷苦老乡。第二天晚上，我们又去访问了三个闾长。起初，他们很害怕，经我们再三解释，才放心了。接连几天的活动，可以看出，不但广大群众心向我们，就是下层伪政权人员，也是可以争取的。据此，我们确定：深入地向群众宣传，使党的政策在群众中生根，然后把群众组织起来，从各方面展开工作。
为民除害打土匪
每到天黑，我们便分头到各村去宣传。老乡们慢慢地不但敢和我们一起聊天，而且还敢留宿和卖一些麸皮、草子面给我们。就是那些村、闾长们，也敢经常接近我们了。可是，还有一部分人，仍是将信将疑。分析了这个情况，觉得主要是我们的工作和行动，还没有和群众的直接利益联系起来。因此，决定首先向当前群众最痛恨的土匪开刀，进一步打消群众的疑虑。
一天夜里，我们在老大爷的带领下，刚离开刘家窑子要到别村去宣传，一个老乡气喘吁吁地追来说：“你们前脚走，后脚就来了九个土匪，冒充你们正在村里抢东西呢１同志们一听，都说：“九个对九个，坚决干掉他，不能叫乡亲们受害。”老大爷和那位老乡见我们很坚决，也要跟我们一起前去，给我们助威。
在老乡带领下，来到刘家窑子几间低矮的土房跟前。我们留一个人在路口警戒，三个人爬上房顶，其余几个同志躲在门边。我从门缝往里一瞧，不由得火钻头顶：屋里翻得一塌糊涂，地下站着几个土匪，手里抖着抢来的花花绿绿的东西；炕上还斜躺着几个，正在喷云吐雾抽大烟。我一脚踢开门，同志们齐声喝道：“不准动１一个正在抽大烟的家伙，伸手想去摸枪，崔占彪同志一步蹿到炕上，死死地按住了他的手。其他几个立刻吓得筛了糠。
我们请报信的老乡找来群众，把土匪抢来的东西全部归还了失主。接着又对土匪进行了一次严厉的教育，然后把他们释放了。他们都感激不尽，保证回家后一定当个好老百姓。我们又告诉老乡们，以后再遇到冒充八路军的，就把他捉起来，或者报告我们。老乡们也都高高兴兴地走了。
这次胜利，我们不仅缴获了四支步枪，一支手枪，二百多发子弹，更重要的是打击了土匪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乡亲们都互相传说着：“真是八路军来了，穷人可有靠山了。”接着，我们又消灭了几股土匪，在我们活动的主要地区日和、月和、星和、天和、福和等乡，不但土匪不敢来骚扰，就是那些“拍浮油”“打露水”的国民党部队也敛迹了。有怀疑的人，解除了疑虑，基本群众更是欢欣鼓舞，积极地支援我们。
巧施计谋锄奸贼
日本侵略军决心要拔掉插在他们心脏中的这把钢刀，三天两头出来“讨伐”。我们白天黑夜，风里雨里，到处转移，一天甚至要挪好几个地方。时间一长，有的同志腿拖肿了，只得用树枝当拐杖撑拄着走；有的同志生了病，找点辣子、甘草根，泡水喝了，出出汗，就算解了病；没烟抽，就用干树叶子当烟叶。
在这艰苦的日子里，老乡们对我们的帮助真使人感动。他们自动给我们带路、探消息、送情报，尽自己的所能全力支援我们。有时敌人抓走一些老乡，强逼他们说出我们的行踪。但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们仍坚不吐实。在群众的掩护下，日本兵明明知道我们在附近活动，可就是没办法。
为了对付鬼子的掠夺，我们又教给村、闾长们一套抗拒和拖延纳粮纳税的办法。这些办法深受群众拥护。可是过了些日子，有的村又给鬼子送粮交款了。这事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一调查，原来是孔岭村伪村长搞的鬼。这家伙常借日本兵催粮要款的机会，揩油勒索。因此，别人吃草根，他嚼的还是细米白面。他看到有的村、闾长学会了对付日本兵的办法，无油可揩了，便吓唬他们说：“才九个八路便衣，待不长。他们一走，看谁倒霉！甚至公开威胁说：“以后他们来了，谁要是不报告，就叫皇军杀他的头。”村、闾长们都反映：“不解决伪村长，我们不敢给你们办事，脑袋保不住呀！广大群众说：“刀把子叫伪村长这号人握着，早晚都是祸害。”这一切告诉我们，要站住脚，要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抗日，必须彻底摧毁伪政权，把刀把子掌握在基本群众的手里。
要除掉伪村长那很简单，一颗子弹就行了。可是当前敌人还占优势，除掉他，敌人再委派一个，还是换汤不换药。何况这样做说不定还会给群众带来麻烦。正在这个时候，伪村长为讨好鬼子，借八月十五为名，向群众摊派了一百二十只大母羊。群众十分不满。于是，我们决定发动群众联名控告伪村长，借鬼子的手除掉他。同时，让广大群众向鬼子“保举”可靠的人当村长。这样，一方面可以使群众认识到团结的力量，免去鬼子的怀疑，另一方面也是杀鸡给猴看，警告其他村、闾长，投靠鬼子没有好下常
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不几天，一张列举着伪村长“一贯贪污，欺骗皇军”的状子，经过七个村的群众签名、盖手印之后，递到鬼子手里。鬼子一见状子上列了许多罪状，立刻把伪村长抓到据点，结结实实整治了一顿，撤了他的职，还罚去了他的一半财产。接着，群众又向鬼子“保举”了我们选择的村长。事后，群众纷纷议论说：“人多心齐力量大，再粗的大树，也能拔掉它。”鬼子也想借此笼络人心，出了布告，大吹他的“仁慈”。可是，广大群众却在偷偷地骂他们是笨猪。伪村、闾长们也互相告诫说：“鬼子靠不得，得给自己留条后路。”此后，我们又采取了种种方法，经过一系列的斗争，使我们活动地区的村政权，大部分都掌握在可靠的群众手里。从表面上看，这些村子还在“维持”敌人，实际上却都是白皮红心。群众掌握了村政权之后，对于鬼子的苛捐杂税，能拖就拖，能抗就抗。一连串斗争的胜利，使广大群众更加热爱我们，我们的脚跟也站得更稳了。
争取伪军打鬼子
几个月后，我们接收了第一个志愿兵——二娃子。二娃子给地主放牛十多年，受尽了折磨。他聪明、勇敢、忠诚、老实，曾多次给我们带路。参军后，他又到放羊的伙伴中去宣传鼓动，不久,又有好几个青年参军了。这时候，老乡们也都纷纷把自己的子弟送到部队中来。到了年底，我们已经发展到九十多人。
人一多，吃饭、穿衣、武器、弹药，更加困难。广大群众宁肯自己挨饿，也一碗一碗、一升一升地把粮食节省下送给我们；冬天到了，他们又冒着生命危险，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为我们买来棉花和布匹。群众虽然在尽力支援我们，但是我们的力量还是很有限的，不可能明刀明枪地和敌人硬干。于是，我们根据上级“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同侵略军作斗争”的指示，仔细研究了周围敌人的情况。决定争取伪军，从内部分化、打击敌人。
一天早饭后，我们正帮老乡在地里劳动。忽然，远处传来马蹄声。只见一个伪军，骑着高头大马，飞驰进村。这正是打着灯笼找不到的好机会，我和两个同志也跟进村去。到了闾长家一看，那伪军正斜躺在炕上抽大烟。他一见我们便懒洋洋地吐了个烟圈，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我们紧跟着反问了他一句，没想到这一问，竟冲了他的肺管子，瞪着眼吼道：“你管着我啦？”我不慌不忙地掏出手枪对着他说：“你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告诉你，我们是八路军”。
这一下他可傻了眼，半天没说出一句话。又追问了一遍，他才说是哈拉克哨的，出来催粮草。经过仔细盘问，他原来也是受苦人，被鬼子抓去挖炭，怕死在煤窑里，才干了这跑腿的差事。他一边说，一边解下子弹袋，连枪一起交给了我们。我们又向闾长个别了解了一下，证实他没有说谎，便决定争取他。为了预防他一旦变卦，使群众遭害，我们又和闾长商量了一番，让闾长和老乡们出面“保”他。
不大一会，闾长带着几个老乡“求情”来了。这个伪军一见，也跪在地下叩头求饶。我们指出他也是穷人，受了侵略军的害，不应该帮敌人糟蹋自己人，应该“身在曹营心在汉”，多替老百姓办事。接着又提出，只要他以后能经常给我们送情报，不再做坏事，我们可以把枪和子弹还给他。老乡们也趁机教训他说：“你看八路军多好！咱们都是中国人，胳膊怎能往外拐。回去多向兄弟们解说解说，再不可和自己人作对。”他感激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全答应下来了。不几天，他果然带着两个伪军来和我们拉关系。我们热情地招待了他们，向他们讲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并要他们继续联络其他伪军，他们也全答应了。以后，我们又通过伪军家属和伪军亲友进行劝说，用向伪军中下级军官写信劝告等方式，使每个据点都有了被我们争取过来的伪军。但是，也有些死心塌地的汉奸死不回头，巩拉马据点的伪军队长就是一个。我们多次向他提出劝告，他不但毫无改邪归正的意思，反向鬼子密告其他伪军通八路。为了以一儆百，我们趁他出发“清剿”，据点空虚时，打进据点，打开仓库，把粮食分给了群众，然后一把火把炮楼给烧了。事后，我们又让其他伪军中队长，在鬼子跟前告他 “私通八路”，故意让八路军抢仓库、烧炮楼。还没等日本人逮捕他，他便吓得开了小差。此后，其他伪军军官再也不敢胡说乱动了。
由于执行了党的敌伪军政策，加上我们的力量不断壮大，伪军中的官兵向我们拉关系的越来越多。这样，鬼子一抬屁股，我们立刻就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不仅如此，被争取过来的伪军，还给我们补充了许多武器、弹药。当官的，常以个人名义，把成箱的子弹送给我们；当兵的，也几个人或一个班联合凑一些送来。有时，他们也利用“清剿”的机会，故意丢些枪支、弹药给我们。后来，日本兵可能听到点风声，规定伪军领子弹要缴弹壳。于是我们就准备好弹壳，换他们的子弹。同志们开玩笑说：“鬼子据点成了咱们的弹药库了。”再后来，不但小据点的伪军同我们拉关系，就连和林格尔城里侵略军的内勤常绘图，也和我们拉上了关系，帮我们又买子弹又买枪。就这样，我们不但分化了敌人，在敌人内部安下了很多耳目，而且还不断地从敌人手里拿来武器，武装了自己。
成长壮大破敌寇
我们的活动对敌人的威胁越来越大。侵略军在多次“讨伐”扑空之后，又指使一贯道、民生会等反动组织，派遣了大批特务来进行破坏活动。可是，觉悟了的群众，一眼就看穿了他们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他们一踏进我们的地区，便一个个被生擒活捉了。经过审问，他们又供出了和林格尔、归绥的特务组织情况，为我们的锄奸工作，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我们对被捕的特务，按照党的政策，分别予以处理。那些误入歧途的人，不但对我宽大处理非常感激，释放后，还经常给我们送递情报。同志们嘲笑鬼子说：“鬼子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弄巧成拙”。
这一着失败之后，敌人又在我们活动的区域安了几个新据点。但是据点里的伪军，大部分是我们以前争取过来的。 伪军们白天出来遛上几圈， 回去向日本鬼子报告：“八路的没有。”晚上我们派几个人到据点跟前放几枪，他们又报告：“八路大大的有。”弄得日本兵提心吊胆，日夜不安。
鬼子恼怒之下，于一九四二年冬天，又拼凑了一千多人对我们进行“扫荡”。但在群众的掩护下，鬼子连我们的影子都没有见到。鬼子的“扫荡”失败了，便企图切断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凡是我们居住过的地方，群众有的被抓，有的被罚款，有的被拉去做苦役，有的失踪。但是群众并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增加了对敌人的仇恨，和我们团结得更紧了。
敌人的惨酷摧残，使我们的处境极端困难。于是，他们又耍起了鬼把戏，企图“收买” 我们。一天，我们收到一封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安先生钧鉴：
你们在这里一年多了，在冰天雪地里挨饿受冻，太辛苦了。你知道，皇军大大的有。你们早早地归顺，皇军大大的给你们官做。
日本侵略军的愚蠢使我们几乎笑破了肚皮。同志们说：“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是，你一句我一句凑了封回信：
日本军：
赶快把武器放下，向中国人民投降。要不然，八路军迟早会把你们消灭干净。是投降活着回日本，还是抗拒死在中国，由你们自己选择。
这样的信不知来往了多少次，后来我们干脆不理它，敌人这个把戏也就自消自灭了。
一九四三年春天，我们终于和日夜向往的绥西部队取得了联系。同时，也与坚持在凉城、南清河的党组织联系上了。有了上级党的指示，兄弟部队的帮助，我们的胜利信心更加坚定，斗争也更为活跃，部队也迅速发展到一百七十多人。
晋西北的党政军民，在毛主席的“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挤敌人运动，弄得日本侵略军顾头顾不了尾、顾前顾不了后。最后被迫把山区的据点一个一个撤掉了。就在这时，上级指示我们正式成立和林格尔县抗日人民政府，继续扩大根据地。我们立刻把武工队的领导机关改为县人民政府；归绥平川、孔东岭村、和林、白虎窑子的几个工作组，改为区人民政府。政权建立之后，立刻组织人民恢复生产、实行合理负担等工作。我们的部队也更加发展壮大起来，成立了六百多人的支队，各区的游击队也发展到二百多人。轰轰烈烈的斗争，在绥南更加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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