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部里除了杨秀山政委以外，还有两个陌生的人：一个约有三十多岁，个子矮矮的，长得敦敦实实；另一个约二十五六岁，有些消瘦，却很精神。他们俩都身着粗布便衣，脚穿破布鞋，眉宇间残留着长途跋涉后的劳累的神情。看样子不像是中国人。
杨政委把我领到两位陌生人的面前， 他俩立刻站起来， 先后自我介绍道：“三木。” “西村。”政委紧接着补充了一句：“国际朋友。从延安来的日本同志。”听说是从延安来的国际朋友，我急忙和他们握手。西村虽然有些消瘦，劲却很大，握得我的手生疼。这时，政委又指示说：三木和西村是晋西北反战同盟支部派来的，他们的任务是开展敌军工作，要我负责他们的安全。还告诉我三木同志是共产党员。政委刚讲完，三木就热情地说：“李队长，今后要多多帮助啊!”他那口流利的中国话，简直使我有点惊讶。
回队的路上，我们亲热地交谈着。三木是个热情直爽、感情丰富的人。他看到沿路村庄被敌人烧得只剩下些颓垣断壁、残砖破瓦，脸都气红了，愤愤地骂道：“野兽！简直是野兽的行为!”
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到中国来的，他把手一挥说：“别提啦！我和西村都是工人。一九三七年，天皇便把我们送来侵略中国。幸亏一九三八年被俘了，要不然，送了命还不知道为谁死的呢!”说着又把手一挥，脸上露出无限愤慨。西村也不紧不慢地说：“真糊涂，被俘的时候，我们还怕得不行呢！提起被俘，三木的脸上立刻现出了喜色，比比划划地说：“那时候，我们俩趴在汽车底下，浑身直打颤，心里想：这次是完蛋啦！可是出乎意料，不但没完，还被送到延安去学习!哈哈!”说完便纵声大笑起来。
“延安怎么样?你们生活得好吧?”我也迫切地想知道一些延安的事情。
提起延安，他俩更加活跃。三木抢着说：“好极了!延安有宝塔，有延河，真是美极了。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也在那里。有了共产党、毛主席，中国一定不会亡，日本侵略者一定要失败!”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他们在延安学习了四年。这四年，是他们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四年，使他们懂得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使他们懂得了天下穷人是一家的道理。他说着伸开两臂，把我和西村一下子搂得紧紧的，意味深长地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回到队上，同志们热情地欢迎了两位客人。第二天，我们武工队决定到忻(县)静(乐)公路上去破路。三木和西村也要去。我劝他俩休息两天再工作，他俩怎么也不肯。三木还有点不高兴地说：“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没办法，我只得让步了。
我们来到公路上，设好警戒，他俩便立刻分头开始工作。三木的动作非常熟练，他掐断了敌人的电话线，接上电话机，便同敌人讲起话来。可惜我当时还听不懂他讲的什么，但从表情上可以看出，开始他还心平气和，后来越讲越激动。只见他的手有力地比划着，声色俱厉，好像不是在打电话，而是在训斥一个站在他面前的罪犯。讲了一会儿，他扭头向我说： “接电话的是个伍长。这家伙很顽固，硬说日本不是侵略中国。我狠狠地训了他一顿，他放下了话筒。”接着，三木又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摇着机子。直到午夜过后对方才拿起话筒，三木又滔滔不绝地讲下去。这次接电话的是个新兵。三木讲话的语气也不像刚才那样激烈了，声音比较温和而亲切。讲完了，他突然唱起歌来。歌声像在怀念故乡，一会儿像在倾诉自己被迫征集的苦衷；一会儿激昂慷慨，一会儿充满着希望。……这令人深思、猛醒的曲调，长久地荡漾在秋夜的原野上。
我们决定离开公路。可是三木就像有着永远也消耗不尽的精力一样，又要求去碉堡附近送宣传袋、撒传单。我劝他回去，并告诉他这里的地形我熟悉，由我来办。他仍不肯，说： “这是我的任务，我一定要亲自去完成。”拗不过他，只得布置好掩护的火力，陪他去了。 快接近铁丝网时，为了他的安全，我轻声说：“就在这儿吧！可是他却一面说“再往前挪一挪”，一面继续向铁丝网爬去。我们刚准备把宣传袋挂到铁丝网上，突然从碉堡上射来一道手电光。紧接着敌人的机枪也吼叫起来。我刚想爬到前面去掩护他，他却抢先伸出胳膊，抱住了我的头。就在这时，我们部队还击了，敌人的火力立刻被吸引过去。我们抓住这个间隙，迅速挂好了宣传袋、撒下传单。回来的路上，三木和西村高兴得像两个孩子，又说又笑。三木大概想用中国的成语表达这初战的胜利，可是想了半天才说出个“旗得胜”三字。我笑着告诉他，叫“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于是，他一路上不停地念叨着“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此后，三木和西村的工作更加积极起来。敌人的铁丝网上、岗楼附近，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宣传袋和传单。开始，敌人以为宣传袋是挂雷，硬逼着民夫去拿。后来，当他们发现宣传袋里不但有宣传品，而且装有好吃的东西时，就抢的抢，夺的夺。特别是在节日，袋里装有按日本人民的风俗习惯做的各种食品，他们就抢得更凶了。敌人对半夜三更的外来电话，也不像以前那样厌烦了。特别是新兵更喜欢听。三木和西村的工作很深入，连岗楼里敌人的名字，谁是新兵，谁是老兵，都摸得一清二楚。而且经常指名道姓地跟他们谈话。不久，他俩的名字便在日本兵中流传开来。
通过一个时期的工作和生活，我们之间的友谊更加深厚了。同志们也都把他俩看成是我们武工队中不可缺少的同志。三木一有机会，便教队员们讲瓦解敌人的日本话，唱日本歌；西村好摔跤，也经常和队员们比试比试。他们在生活上都非常简朴，衣服鞋袜都是穿了补，补了穿。一次我送给三木一双新布鞋。他舍不得穿，包在包袱里。我问他为什么不穿，他说： “现在不穿，等将来抗日战争胜利了，我要穿着它回祖国呢！上级为了照顾他们，有时从边区或敌占区给他们买一些香烟，可他们怎么也不肯接受，都如数上缴了。每遇到这种特殊照顾，三木总是激动地说：“我是战士，不是客人，为什么要特殊呢?”
三木的学习精神更令人钦佩。他经常为了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废寝忘食。一次，他又学习到深夜，我劝他早些休息，他拍着身边毛主席的著作说：“这是指路明灯，是中国人民的指路明灯，也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指路明灯啊！听了他的话，我为他获得了新生，找到了真理而高兴。
我们相处一向都是很和睦的。可是有一次，却吵了起来。
那是一天的拂晓。我们工作了一夜，转回鹞子沟，刚准备睡觉，村外突然响起了枪声。三木听到枪响，知道被包围了“哗啦”一声推上子弹，就准备战斗。情况十分紧急，突围是不可能了，我要他赶快到地窖里去躲躲，他坚决不肯地说：“我是战士，不是客人。”我说： “保护你的安全，这是我的责任。”他说：“你是队长，你的责任是指挥全队，不是保护我一个人。”我急得去拉他，他胳膊一抡，挣脱了我的手，脸红脖子粗地用日本话叫嚷起来。当他看到我有些发愣时，才又急忙改用中国话说：“你是队长，要领导全队。我一个人没关系。他敢来，就和他拚！听说他要和敌人拚，我更着急了，便将计就计说：“我是队长，你要服从命令。下去!”他一听到“命令”二字，再没有说什么，垂着头，钻进了地窖。正在这时，房东赵大娘急急忙忙跑进来，紧接着两个日本兵也跟进了院子。他急忙闪在门后，心想：只要敌人一进屋，就干掉他。赵大娘见敌人进了院子，灵机一动，急忙奔到鸡窝跟前，把鸡放了出来。敌人见了鸡，就像黄鼠狼似的扑向前去，鸡被撵得满院子乱飞。他们好容易捉到了几只，便穿在刺刀上，扬长而去。
敌人走了之后，三木从地窖里钻出来，扑向我，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经过这次事情以后，我们的友谊更一天深似一天。
排排大雁飞往南方，树木花草叶落枝凋，山沟的小河已经结上了一层薄冰。一九四二年的寒冬降临了。一天，忽然接到团部的通知：晋西北反战同盟支部调三木和西村，再回延安去继续学习。
离别的早上，我和同志们送他俩到村外。平时又说又笑的三木，现在连一句话也没有了，西村也低垂着头，一声不响。分别的时候，我们把两件新的黑夹袄分别披在他俩的身上。他俩紧紧握着我们的手，久久不放。沉默了一会儿，少言寡语的西村，激动地说：“中国人民使我们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友谊。我们一定使这友谊的种子，在日本人民中开花、结果!” 他俩渐渐远去了，还不时向我们招手。三木走到一个土坡上忽然停了下来，转回身大声喊道：“同志们，再见!总有一天，我们会请你们到日本去作客……”
望着他们远去了的背影，三木和西村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响着。我深信，三木和西村的话一定会实现。总有一天，日本一定是人民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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