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根据地，东与晋察冀边区相连，西与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隔河(黄河)相依，东南面紧靠晋冀鲁豫。它是陕甘宁边区的屏障，也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联系的唯一交通要道。因此，日寇和蒋介石集团，对这里都极为重视。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二两年间，日寇即对晋绥根据地大邪扫荡”三十余次，历时总计近四百天。敌人在频繁“扫荡” 的同时，又实行了残酷的“三光政策”、“蚕食政策”。在此期间，蒋介石暗中与日寇勾结，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驻在宜川县秋林镇的阎锡山，也与日寇勾结，积极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在日寇和国民党的夹击下，晋绥根据地的形势日益恶化。接敌区的地主、富农，有的公开投敌，跑进敌人据点；有的或明或暗向敌人“维持”。中农阶层，也发生了动摇： “维持”敌人吧，负担不起；不“维持”吧，鬼子破坏，地里的庄稼收不回来，没法生活。只有贫雇农仍坚决对敌斗争。根据地的面积日渐缩校最严重的时候，靠晋中平川的八分区，只剩下十七个村子。敌人的疯狂掠夺和破坏，使本来就穷困的晋西北，变得更加穷困了。人民衣食不得温饱，部队也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随着根据地的缩小和敌人的破坏，不但使晋绥的军民处于很困难的境地，更为重要的是党中央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受到了严重的阻碍；陕甘宁边区受到了威胁。
晋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深深知道自己所处位置的意义，因此也曾做了许多努力，来改变这种局面。在经济上，我们遵照毛主席的“自力更生”指示，两年来开荒三十多万亩，有力地支援了战争；在军事上，也想了许多办法来对付敌人的“扫荡”和“蚕食”。但是，由于当时的主要精力集中于生产，以解决最迫切的衣、食问题，因而对敌人的“蚕食政策”注意不够，反击无力。虽然在经济上、军事上取得了不少成绩，敌人却仍在疯狂地向我进攻、 “蚕食”。于是，怎样才能粉碎敌人的进攻、“蚕食”，改变这严重局面，便成了晋绥根据地党政军民的中心议题。
一九四二年十月，林枫同志从延安回来，一见面就高兴地说：“这下可有办法了。我向主席汇报了我们晋绥地区的情况后,主席指示我们要发动群众,搞民兵,搞武装工作队,‘把敌人挤出去’！听过林枫同志的传达，我们都异常兴奋。历史上的无数事实，使我们深深地认识到，毛主席最善于调查研究，善于从复杂的事物中抓住问题的本质，一针见血地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并用简明的语言，表达出来。为了使干部深刻理解毛主席的指示，并坚决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决定召开干部会议，认真进行传达和讨论。
干部会正在筹备中，主席又于十月三十日给我们发来了电报。指示我们检查根据地迅速缩小的原因，制定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主席教导我们：必须振奋军心、民心，向敌人采取积极政策，否则地区再缩小，前途甚坏。
十一月四日，在兴县蔡家崖军区驻地，召开了分局、行署、军区、抗联，以及各地委、专署、分区负责同志参加的干部会议，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并结合晋绥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讨论。主席的指示和关怀，对每一个到会的同志都是极大的鼓舞。因此，会议一开始就非常热烈、活跃。此时的晋西北，虽是朔风呼啸，但是，毛主席的指示却像一盆火一样温暖着所有到会人的心。
大家一致认为：主席不提把敌人“打”出去，或是“赶”出去，而偏偏提出“把敌人挤出去”！这个“挤”字大有文章。有的人为了深刻地领会这个“挤”字，互相肩膀靠肩膀，你挤我，我挤你。经过仔细的琢磨、推敲，有的人说：“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所以我们挤敌人，就要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全面地去挤。”有的说：“主席指示我们‘把敌人挤出去’，既是方针，也带来了方法。”有人说：“要把敌人‘挤’出去，不仅要靠军队，尤其要充分发动群众。岚县的破击战就是很好的证明。八月十九日，全县群众来了个总动员，一夜功夫就破路、割电线八十多里，拆除十三个村子的围墙，毁敌碉堡三个、桥梁四座，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架设静乐通岚县的电话线。”大家一致认为：我们越研究，越了解毛主席指示的正确，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局面，就能迅速转变。
同志们越谈越兴奋，越谈心里越亮堂。有时谈得忘了吃饭，通信员再三催促也不肯散；有时一直谈到深夜，仍不肯入寝。
会议把毛主席的指示和晋绥地区的情况联系起来，反复研究讨论拟出许多挤敌人的具体办法之后，分局发出了对敌斗争指示。指示中指出：“把敌人挤出去”，是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和任务；党的一元化领导，充分地发动群众，是把敌人挤出去的最根本的保证。∝须把党政军民一切力量动员起来，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积极开展对敌斗争，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全面地去挤敌人。武装工作队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挤敌人的战术单位，是挤敌人的先锋，必须大量扩充与建立；除原有的武工队以外，主力部队抽出三分之一的兵力，游击队抽出二分之一的兵力组织武工队。队长、政委须选派政治、军事斗争经验丰富、政策水平较高的营以上干部担任。指示中并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和规定。在军事上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坚决打击敌人的进攻、“扫荡”，采用各种方法，把敌人挤到交通干线上，挤到据点里，并挤掉某些据点。挤掉敌人据点的方法：第一、包围孤立，造成敌人的困难，迫其撤走；第二、相机乘虚袭占之；第三、必要时策动伪军反正，里应外合占领之；第四、形势需要，条件可能时，集中兵力袭占之。在政治上，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日、伪军和伪政权，肃清“维持会”和汉奸特务。在经济上，坚决打击敌人对我根据地资财的掠夺，破坏敌人对敌占区人民施加的沉重捐税；严禁伪币在根据地内流通，巩固与提高农币(晋绥根据地发行的纸币)；贯彻“自力更生”政策，加强根据地的生产建设。在思想上肃清亡国思想、奴隶思想、苟安思想、失败思想，树立民族思想、抗战思想、斗争思想、胜利思想。指示中特别强调，要坚决贯彻党的各项政策。
这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大家都满怀信心地带着毛主席的指示和分局的决定，回到了工作岗位。各地区、各部队，认真执行了中央的“九一”指示，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各地委书记兼任了军分区政治委员或者司令员；各游击区和接近游击区的县委，也与在该地区活动的主力团(支队)，实行了一元化领导。环境比较困难的区，有的以区委的名义，也有的以区公所或者武装工作队的名义，统一领导该区的武装、政权、群众工作。这就使党政军民各种组织，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步调一致，行动一致，形成一股打击敌人的巨大力量。各地委、分区、军区直属部队，经过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周密布置之后，便不动声色地开始了挤敌人。几十个精干的武工队，有的开到游击区，有的插入敌后。每一个敌人的据点，都有武工队来对付。他们在主力部队、游击队、民兵和广大群众的配合下，有时分散，有时集中；今天打埋伏、摸哨兵、袭击敌据点，明天撒传单、割电线、捉汉奸。把鬼子整得顾头顾不了尾，顾前顾不了后，日夜不安，坐卧不宁。
十二月，刘少奇同志从山东返延安路经晋绥。少奇同志在晋绥了解到主席“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和晋绥地区的情况后，特地召开了干部会，做了关于群众工作的报告。少奇同志强调指出：群众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础，群众工作搞不好，“挤敌人”也“挤”不好。同样，群众工作搞不好，政权工作、巩固党的工作、部队工作也搞不好。少奇同志详细指示了晋绥地区今后发动群众的任务之后，又介绍了华中地区发动群众的工作经验。少奇同志的报告，不但使我们对群众运动的重大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更加深了我们对主席的指示的领会，直接地推动了“挤敌人”这一斗争的开展。
毛主席的“把敌人挤出去”的方针，是从群众的对敌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因此，当这一方针又回到群众中的时候，不但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响应，而且迅速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成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广大人民群众在执行主席这一方针时，所表现的积极性和智慧，真是令人感动。在那些热火朝天的日子里，靠近敌人据点的村庄，每到晚上都可以听到 “走！挤敌人去”的呼唤声；都可以看到民兵和广大群众在敌人的据点附近，埋地雷、破路、割电线、开展政治攻势等活动。“挤敌人”成为晋绥根据地党政军民最熟悉、最活跃的口号，成了广大群众自觉的行动。广大群众想了许许多多巧妙的办法对付敌人，针对敌人的政治欺骗、军事进攻、经济掠夺、文化麻痹开展斗争，取得很多胜利。在八分区，群众为了断绝芝兰敌人的水源，先在井里放上死猫死狗。可是，敌人把死猫死狗打捞出来之后，还是照样打水吃。一位老大爷献计说：“把头发剪碎放进井里，看他再怎么吃。”群众一听这办法好，立刻掀起了一个剪头发热潮：男人剃了头，妇女剪了辫子。把头发剪碎放进井里以后，任凭鬼子怎样打捞，也打捞不净。敌人断了水源，如困沙滩，再加上我武工队的不断打击，最后只得卷起铺盖，灰溜溜地跑了。六分区的忻县，有个蒲阁寨，是敌人靠近我根据地比较凸出大据点。自从提出“把敌人挤出去”后，附近群众想了许多办法挤敌人，敌人仍不肯撤走。一九四四年，敌人据点附近一个村子的群众，便提出了把家搬到根据地，不“维持”敌人。其他村子的群众也响应：“对，搬，都搬，叫鬼子喝西北风，看他怎么办。”领导上估计到群众一搬走，敌人就会滚蛋，那时群众仍可回来，便接受了群众的要求。于是在统一安排下，主力部队和武工队、民兵，包围着敌人的炮楼，根据地的群众套上车、赶上牲口，一夜之间，便帮助蒲阁寨周围十几里以内的群众，全搬到根据地，连个盆盆罐罐也没有留下。群众搬走了，蒲阁寨只剩下敌人孤零零的几座炮楼，凄凄惨惨活像几座孤坟。敌人被围在炮楼里，吃不上，喝不上，一露头就尝到我们的冷枪，吓得连撒尿都不敢下炮楼。最后，敌人实在没办法，派了四百多人，才将那些孤魂野鬼接出了炮楼。可是在他们回忻县的路上，又遭到我们的地雷杀伤，伏兵截击，结果，死伤的比接回去的还多。
挤敌人的生动事例是说不尽的。随着斗争的深入，群众的创造更是丰富多采，层出不穷。胜利一个紧接一个，捷报频传，真是大快人心。到一九四三年，挤掉了敌人据点五十多个，摧毁了八百多个伪村政权，建立了五百多个抗日村政权，争取了一百多个伪村政权为革命的两面派，改变了一千多个村庄的形势。这一下把敌人挤痛了。一九四三年，敌八十五大队孤军深入我兴县腹地，进行所谓“反挤”。我们又运用毛主席的“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原则，集中了六七个团，在兴县、岚县、方山、临县等处的民兵配合下，将敌层层包围。十月十日，将其歼灭在甄家庄附近。后来又挤掉了敌人据点九十三个，收复村庄三千一百零八个。特别是八分区，“挤”的更为出色。胜利消息很快传到毛主席那里，主席立即打来电报，指示和鼓励晋绥所有地区都要像八分区一样，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主席并特别告诫我们，在每一处打胜仗以后，要提高警惕性，防备敌人的报复。主席的指示与关怀，更使全体党政军民信心倍增，对敌斗争进一步地发展了。
晋绥抗日根据地挤敌人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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