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后，我们听到许多从敌后回来的负责同志的报告。紧张的敌后生活，有力地吸引着我们抗大第四期毕业的同学。这时，大家正在忙着到敌后去的准备工作，忽然得到通知：毛主席又要亲自来给我们作报告了。
这次报告是在延安北门外的操场上进行的。毛主席穿着一身灰色的、打着补钉的棉衣，迎风而立。一开始就幽默地说道：你们抗大的同学，人人都要作‘老母鸡’，到敌后去‘下蛋’，去‘孵小鸡’——为党培养干部，组织群众，发展革命力量，让抗大在全国开花、结果!
接着，他详尽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指出现在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广泛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他号召每个共产党员、革命青年，要英勇、坚决地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为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毛主席的每句话都激荡着我们的心。同学们噙着兴奋的热泪，高唱着：“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我们的血沸腾了……”歌声震撼着山野，向遥远的天边扩散开去。数月来朝夕相聚的同志，即将分别了，有的去晋察冀，有的去晋东南，还有的要到遥远的长白山和海南岛去。学校里举行了许多次欢送晚会、告别晚会；同志们互赠着照片、纪念物。多少夜晚，大家兴奋得彻夜围坐一起，向往着敌后火热的斗争，谈论着自己革命的抱负。留言簿上记下了无数豪言壮语。 有一位将要返回故乡的东北籍同学给我写了这样的诗句： “再见吧，战友!黑水白山还我之日，就是我们重新相会的时候!”
十一月二十日拂晓，我们被分配到新四军去的六十多个同学，分乘了三辆卡车，向延安告别了。当清凉山上的宝塔快要望不见时，难言的别离之情涌上心头。啊!别了，延安!别了，培育我们的母亲!大家不约而同地唱起了抗大校歌、毕业上前线歌。歌声振奋着我们，领袖的号召和敌后人民的期望激励着我们奔向战斗的明天。
自从武汉、广州沦陷后，国民党妥协投降、破坏抗战的阴谋活动日益加剧，在西安就曾不断发生过扣留投奔延安青年的事件。我们此去豫东，有二千里路程，并且要通过广阔的国民党统治区。领导上预见到途中必然会受到国民党种种留难，为了减少麻烦，离开边区时，让我们把领章、符号全部换过，乔装成十八集团军随营学校的学员，连马列主义书籍也都留下了。
不出所料，当我们到达西安附近的咸阳时，国民党的宪兵果然来捣乱了。
“有通行证吗?”在桥头站岗的宪兵气势汹汹地拦住了汽车。
队长同志给他看了通行证。他们找不到借口,竟无理取闹,硬说通行证有问题，叫把车子开到城里去检查。我们进了城，把车一直开到了宪兵中队的院子里。队长同志又去交涉放行，宪兵中队长却打着官腔回答：“我没权决定!”
我们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打长途电话， 但是电话局早已接到宪兵队的命令， 回复说： “电话不通。”
大家非常气愤，就在院子里唱起歌来。许多群众被歌声吸引来了。他们挤在门口，很快便猜出了是怎么回事；他们同情地望着我们，啧啧称赞，同时用不平的眼光，望着那些手持刺刀的宪兵们。宪兵赶不散他们，便干脆关上了大门。
晚上，宪兵队长陪着一个穿黑色便衣的家伙来给我们讲话。那家伙恬不知耻地说：“你们都是知识青年，应当留在后方安心读书，将来成为栋梁之材。到前方打仗顶多起个士兵的作用，如果牺牲了，不但是个人的不幸，而且也是国家的损失……”接着，又放起狗屁来： “毛先生都觉悟到了过去的不对，宣布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同志们越听越气，高声喊着口号:“坚决抗战到底!”“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肃清一切汉奸卖国贼!”…… 弄得那个家伙张口结舌、狼狈不堪。
当夜，我们就在宪兵队寒冷的穿堂内席地而坐。
第二天，按照抗大的生活习惯，天刚亮我们就起来了。大家提出要出去跑步锻炼身体，宪兵队没有理由拒绝，只好派两个宪兵跟随监视。我们顺着大街向城外跑去，一口气跑了三里多路，连五位女同志也没有一个掉队的，却把那两个宪兵甩了半里多远。等我们休息好久，那两个草包才满头大汗，嘴巴张得像瓢一样，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连声说：“你们真不简单，真不简单!”同志们鄙夷地望着他们，忍不住笑了起来。
下午，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同志闻讯赶到咸阳，又经过将近两小时的交涉，我们才离开了那可恶的宪兵队。
一走进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好像空气都变了样。尽管门外便是严寒的冬天和乌烟瘴气的政治环境，尽管马路对过就有乔装的特务摆的香烟摊、花生摊，办事处内却仍然充满着热烈、兴奋、紧张的抗战空气，像生意盎然的三月天。接待的同志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便是：“新四军游击支队十月间在确山竹沟誓师东征后，现已有很大的发展，睢县、杞县、太康一带几乎全在我们控制之下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高兴得叫了起来，真恨不能肋生两翅，马上飞到那里去。
经过短时间的休息和准备，我们离开了西安。出发前夜，在办事处的一个不大的会议室里，林伯渠同志、徐特立同志特地为我们举行了茶话会。林老和徐老，像两位慈爱的父亲，谆谆嘱咐我们，到敌后去要不怕困难，要经得起考验。徐老特别强调地说：“路遥知马力。革命一定要革到底，不能半途而废。”这些亲切的教导，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因为鬼子已经占领了风陵渡，不断地炮击潼关，阌底镇的桥也被炸毁了，从西安到洛阳的火车只好分两段走。第二天，我们夜宿华阴城内，翌日，少数同志随车押送行李，其余同志都绕道潼关南山，插向阌底镇集合。
从阌底到洛阳，火车开得很慢，有时，简直可以跟它赛跑。实在闷得无聊，有些同志就下去跑一段再上来。因当时洛阳办事处负责同志不在，所以我们到洛阳后又折回一百多里找到渑池的八路军兵站。
在渑池耽搁了几天，有些同志就产生了急躁、埋怨情绪。党支部及时指出了这一点，可是有的同志还不够安心。一天，突然得到通知：叫我们到兵站去会见胡服同志。一路上大家猜测着胡服同志到底是谁。跑到那里一看，原来是我们在延安就见过的少奇同志。同志们欢喜若狂，围着少奇同志握手问好。少奇同志亲切地给我们讲了话。他一面批评了少数人的急性病，一面又恳切希望大家搞好团结，服从领导，胜利地完成开赴豫东敌后的任务。他说： “自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以来，新四军的工作有很大发展。现在大江南北的形势很好，各处都非常需要干部，你们应该勇敢地把这副重担子挑起来啊!”少奇同志的指示给了我们无限的鼓舞和力量。我们更加懂得这一次到敌后的重大意义了。
开封失守后，郑州成了敌我对垒的前哨阵地。我们拂晓到达郑州，阴霾的天空正飘着雪花；平日最繁华的大同路，在凄凉的北风中像死一样地寂静。车站被敌机炸得只剩下几面断壁，空地上新添了许多死者的坟茔。目睹这些惨状，心底更增加了对敌人的无比仇恨。
由于平汉路早已中断，从郑州往南，只有靠两条腿行军了。一路上，真是满目凄凉，一片萧条。国民党的政府、军队，一面继续压迫勒索百姓，一面准备随时逃跑。人民群众呻吟于重压之下，又怕日军杀来，惶惶不可终日。我们由新郑而洧川(今尉氏)、鄢陵、扶沟、西华，每到一地都宣传团结抗日的道理，唱抗日救亡歌曲。不论在城市或乡村，我们的歌声都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人。人们从我们这群年轻的抗大学员身上，感到了祖国的脉搏在跳动，看到了祖国的光明和希望。他们热情地接待我们，向我们倾吐胸怀，有些热情的青年还要求参加我们的队伍。
我们经过的这一线，正是黄泛区。在延安时，我们就从报上看到过蒋介石在花园口决堤的消息。决堤的结果，日军未淹死一个，而我们二十余县的数百万人民却遭到了浩劫。我们乘船通过黄泛区，亲眼看到好端端的平川沃野变成了一望无际的泽国，一座座村庄，只剩下了水面上漂浮的一片屋顶。许多无家可归的人们，在洪水淹不到的地方搭起了草棚，一家老小在寒风中挣扎着。大家站在船头眺望，不时发出愤怒、同情的叹息。
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豫东敌后。当时我党在西华、睢县、杞县、太康、鹿邑五六个县的地区内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统战工作，群众情绪安定，抗日热情很高，到处呈现着一片朝气勃勃的新气象。沿途大小村镇的墙壁上都写着大幅的抗日标语：“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肃清汉奸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群众团体也普遍地建立起来了。老乡们一听说我们是从延安过来的，便围上来问长道短，非常亲热。
目的地来越近，大家的心情越来越兴奋了，在积雪融化的泥泞道路上加快步伐前进着。一九三九年的元旦晚上，我们终于到达了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所在地——鹿邑县白马驿。黑暗中，突然出现朵朵红光，并传来锣鼓声和口号声：
“抗大同志辛苦了!”
“欢迎抗大同志!”
“……”
原来是支队政治部的同志们和当地居民来迎接我们了。
到家了!到家了!一股欢悦的感情从心间涌起，顿时精神百倍，疲劳全失。大家像受检阅一样，整齐地走进了村庄。
为迎接新年，军民在许多大门口都扎了彩门。在一片通红的灯火下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便是那幅红色的、醒目的标语：“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是多么兴奋，简直像沐浴在欢乐和幸福的海洋里。
不一会，支队的首长们都来看我们，对我们说：“同志们!我们盼望你们真像古书上说的‘如大旱之望云霓’呀。过去我们人少，行军时排成单行，排尾能看到排头；现在一天一个样，连司令员都很难弄清我们到底有多少兵了。队伍发展了，需要大量的干部，地方上也向军队要干部。没办法，我们就向中央打了个十万火急的电报。可是党中央比我们想的还周到，已经把你们派来了。”首长的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首长们接着向我们介绍了许多豫东地区的斗争情形。正谈得热烈，忽然一位参谋跑来报告：北面商丘、西面淮阳的鬼子都已出动，有进攻我们的模样。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可真的来到敌后了。
明亮的街道上，已经有部队行动。 出征的同志们精神抖擞，一边行进，一边高唱着： “……不怕雨，不怕风，抄后路，出奇兵……”
战斗即将开始了。
第二天，在轰轰的炮声中，我们接受了党的分配，分头走上了祖国需要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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