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春天，我警一团、警三团，和一二○师的七一八团(后改为警八团)，奉命开往绥德警备区，驻守河防。这是给党中央把守大门，任务十分光荣。
绥德警备区的几个县，原属陕北根据地，一九三六年红军东征抗日，被蒋介石趁机侵占。抗日统一战线达成协议后，这个地区的防务又划给了我们。但是，政权还在国民党手里，县长和政府官员都是些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货色。特别是专员何绍南，是个反共摩擦专家。据说他和侵华日军板垣师团长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两人“友情”甚笃；同时又颇得蒋介石的器重，政治上反动透顶。因此，我们临行前，上级再三交代，对他要特别留意。
部队开进绥德警备区，除一部分开赴黄河沿岸外，其余的都分赴各县发动群众。老百姓知道我们就是过去的红军，莫不欢喜若狂，奔走相告。城镇乡村，到处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当我们将党提出的彻底战胜日军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政策，在群众中进行深入宣传以后，群众更是振奋，抗日热情极为高涨。
不久，“抗敌后援会绥德分会”便成立了。这是个统一战线组织，成员中有我们共产党人，有国民党人，还有当地的开明士绅。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抗日，分会主任由何绍南担任，副主任是我们警备区的司令员陈奇涵同志。几个委员当中，我们的人有袁任远等同志。我当时是司令部的参谋处长，也是委员之一。各县也都先后成立了县的“抗敌后援会”。
那时，国民党表面上跟我们保持统战关系，背地里却干着破坏抗日的勾当。何绍南当了主任以后，以“确保地方治安”为名，调来保安队四百余名，收买了“铲共义勇队”和一群兵痞、匪徒，合编了五个保安大队，分驻各县，蓄意摩擦。于是，我们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同时，还得跟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激烈、复杂的斗争。
杨家园子事件
五月的一天，司令部接到从子长县送来的一份报告，说我们的一个连长在杨家园子村动员群众参军时，被国民党保安队打死了。我们读了报告，个个义愤填膺，立即将此情况电告留守兵团司令部。司令部回电说：对国民党干的这种亲痛仇快的罪行，必须广为揭露，以教育人民；但大敌当前，应极力避免武装冲突。按照指示，组织上决定派我去调查此案。国民党也派第二战区政治部的一个上校特务刘科员前往。
杨家园子是个不大的村落。一进村，就见一群老百姓围着烈士的遗体小声议论。我走进人群，看到烈士的遗体，心像被刀扎一样疼痛。这颗子弹本应射向日本强盗，可是却打在忠于抗日事业的我军连长身上。我愤怒地看了一下站在一旁的刘科员。他嘴上叼着烟卷，满不在乎地踱来踱去。他们干出了这般卑鄙的勾当，还如此洋洋自得。我说：“刘先生，日本人已经闯进我们的国土，你们不积极抗日，反而杀害抗日军人，这是天理人情所不容的!”
他说：“这个结论，下得未免太早。目前有何证据，证明是我保安队干的呢?……”
话音未落，周围群众哗然，围上来讲理：
“你要狡赖，那不行，我们亲眼看到的，人证物证都有!”
“对，我们耳闻目见，你赖不掉!”
“有本事打鬼子去!”
“杀人偿命!”
在一片愤怒的吼声中，刘科员低了头。以后，我们又找到了不少证据，证实确是保安队开枪打死我军连长，阻止我军动员群众参军。在铁证面前，顽固派无法抵赖，只得认罪，并且写了协议书，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事件的结局如此，但起因却不这样简单。
杨家园子事件发生后两天，河东日军即派大兵向我军驻守之军渡渡口进犯，企图切断我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联系。我河防部队经过激烈的战斗，击退了敌人。随后，七一八团一部又渡过黄河，在老婆山伏击，消灭了二百多逃敌。
两件事连续发生， 确实有些蹊跷。 这时正巧我们破获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麒麟命相馆”。从敌特的口供和文件中查明，杨家园子事件，原来是何绍南制造的大阴谋。当日军企图消灭我八路军的时候，何绍南竟想帮他的老同学一臂之力，因此不惜制造了杨家园子事件，以便削弱我河防力量，使日军顺利渡河。这样，他就可以加我失守河防之罪，驱逐我军出境，进而公开和日军勾结。哪知我们在上级英明领导下，打退了日军的进犯，何绍南的无耻阴谋也被彻底粉碎。
刽子手当法官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发布了“限制异党活动”的秘密指示，并公开叫嚣要打倒共产党，向八路军“收复失地”。何绍南更是气焰万丈，恨不得一下子把我们挤出绥德地区。杨家园子事件以后，何绍南竟迁怒于部属，把他认为摩擦无能的县长统统撤换了。在专署会议上，他又以专员的身份训斥喽罗们说：“日本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共产党。蒋委员长让大家到此地来，不是为了坐吃闲饭，而是要诸位和共产党拚个你死我活。”有人问他： “统一战线怎么办?”他大动肝火：“笨蛋，那是共产党提出来的，我们用不着!”接着何绍南的“美女队”等反动组织，更大肆活动起来，勾引我军战士逃亡，盗窃枪支、情报，张贴反动标语，暗杀我军政人员，一日数起，猖狂已极。
此外，何绍南还发动地主向农民要过去分得的土地、倒算旧租旧债，威胁群众不许和八路军接近。对顽固分子这种肆无忌惮地破坏抗日的罪恶行为，我们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于是便按党的指示，对顽固分子进行了坚决还击。我们动员农民不给地主交土地，交了的秋后连庄稼一起收回来。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对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给予镇压；对中间势力则极力加以保护。这样一来，顽固分子便逐渐孤立起来，统一战线更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了。有一次，何绍南让峦文山当请愿团长，带上几个地主，假借民意，到处拍电报，发请愿书，要求我们撤出警备区。没等我们说话，一些民主人士，就起草了真正代表民意的请愿书，电发重庆、延安和全国各地，说我们抗日有功，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不该撤离。何绍南的阴谋还是没有得逞。
几次斗争的胜利，使我军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一有什么事情，老乡们就到我们司令部来告状。何绍南因此着急起来，便又想出了另外一套诡计。
一天，他从胡宗南那里要了个“少将法官”的头衔，并为此大摆酒席，宴请各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何绍南装着醺醺大醉，竟奚落起陈奇涵司令员来了：“奇涵兄，兄弟我是第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现在又是少将法官。老兄你是什么衔级呢?”陈司令员听了厌恶地一笑，答道：“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不为做官。若你一定要论衔级，那末，我当过黄埔军校的教官，陈诚、胡宗南都是黄埔的学生，你说我该是什么衔级呢?”何绍南当场瞠目结舌，脸胀得像块猪肝，酒也醒了。
归途中，我们余愤未平。有的同志说：“对这些流氓就得这样。”也有的说：“想起来可笑，杀人的刽子手当法官!”陈司令员严肃地说：“有什么可笑的?国民党的法官和刽子手还不是一回事!他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瞧吧，好戏在后头哩!”
颜料案件
果然，事隔不久，我们接到了一张奇怪的状子，上面写着：
绥德警备司令部陈司令员勋鉴：
久闻八路军乃抗日之先锋，国家之中坚，全国百姓无不敬仰，边区人民个个称道，敝店人员目睹耳闻难以胜举。此心虽愚，亦深为感怀。孰料，在延川马家沟，竟有身着八路军服，手持长枪者四、五人,趁四际无人,劫去敝店颜料(计煮青五十五桶、洗蓝三十五桶)，并欲杀身灭口。经敝店押货人员再三求告，始免杀身之祸。今斗胆上述贵部，望明察秋毫，严惩凶犯，以维护国法军纪。倘能人赃并获，愿以失物之半作抗日经费，聊表敝店全体人员爱国之微忱。专此呈禀，伏乞明察。
德义合
延安市 商店 民国廿七年八月上
进生瑞
我们再三看了状子，觉得其中大有文章。当然，我们的战士是不会行劫的，那么主犯是谁?目的何在?不弄个水落石出，不仅不能为民除害，而且影响我党我军的威信，不利抗日事业。我们立即四出侦察。几天以后，有人回来报告说，有个姓曹的赌鬼，以前很穷，近来终日大吃大喝，又和一家商店来往甚密，在这家商店里，发现许多颜料，和德义合、进生瑞商店失物一般无二。据了解，颜料就是从曹姓赌鬼那里买来的。我们把赌鬼逮来审讯，才知道是清涧县保安队长王玉林带着队员抢的。我们又把王玉林抓来。他供认是奉县长艾善甫之命，冒充八路军到外县抢劫的。至此，事情真相大白。反动派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企图嫁祸于我。制造舆论，迫使我军撤出这个地区。
我们决定找艾善甫算账。立即以司令部的名义，向何绍南说明艾善甫的罪状，要他交人到案。谁知何绍南耍了一个花招，请袁任远同志和我去开会。
去，还是不去呢?大家纷纷议论。有的说：“明摆着是个圈套，去了凶多吉少!”也有的说：“我们有枪杆子，量他不敢有过分的行动!”后来，党委会研究决定：去，和他面对面斗争，但也不能疏忽大意。
何绍南的办公地点离城一里多路。我们一出城，就感到风声不对，沿途哨兵密布，个个全副武装，满面杀气。老袁和我互相望望，都轻蔑地笑了，心想：真理和正义在我们这边，摆这个阵势吓唬谁呢?我们带着三个警卫员，若无其事向前走去。
何绍南门口的哨兵也比以往增加了一倍。进了客厅，我们便紧挨何绍南坐下，没事便罢，一旦有事，第一个倒霉的就是他。
开会了，先谈了些别的事情。老半天，何绍南才拐弯抹角地转到颜料案件上。他要求把犯人移交给他，由他来审处。他是急不可待了，怕日子一久，犯人供出他是此案的老根。他越急，我们越沉着。袁任远同志慢条斯理地说：
“提起这个案子，艾善甫是主犯，我倒要请何先生协助，交出人来，以便完案!”
何绍南像吃了辣椒，鼻尖沁出汗来，说：“兄弟是专员，又是少将法官，还是在这里审理为宜。”
说到法官，我们把话接过来：“何先生既是法官，就该熟知法律。这案子是军人干的，应受军法制裁，因此须由我们警备司令部处理。再说，人家告到我们那里，没有特别情况，是不该转手的。这在《六法全书》中有明文规定。”
他听到《六法全书》有点傻眼，问身旁一位法官，那人点头称是。恰好我备有一本袖珍《六法全书》带在身上，当场掏出说：
“这是国民政府公布的。何先生若有怀疑，可以看看!”
他没有接书，脸红得像猴屁股，半晌才说：“不必了。其实在哪里审理全是一样。依兄弟之见，这里方便，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是啊，你们是一窝子土匪!”我心里这样想着，不觉笑出声来。他见我冷笑，狗脸一变，蛮横地要我们交出在押的有关人员来。我们当然也不示弱，要他交出艾善甫。他说：“那是我的县长，怎能交给你们!”
袁任远同志严厉地说：“什么县长，是土匪!‘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他既犯法，就该严办，以平民愤，澄清事件真相，挽回我八路军的声誉。”
争论许久，没个结果。最后几个民主人士站起来说，会议时间太长了，以后另议吧。何绍南自知理屈，只好不欢而散。
出得门来，几个民主人士对我们说：“怕你们来，你们偏来。好叫人担心。”我们说： “我们有部队，谅他不敢怎样!”
纸里包不住火，何绍南及其爪牙干的无耻勾当，大白于天下，群情激愤，纷纷要求惩办凶手。何绍南见事不好，把艾善甫当个替身，押到街上游街示众。人们指着艾善甫的鼻子大骂：“国民党县长就是土匪!”还有人喊口号：“打倒贪官污吏!”
颜料案件的结果，和顽固派的愿望恰恰相反，广大人民和民主人士更加靠拢我们，而何绍南日益孤立。
如此结局
不几天，我们又在一座山上发现一百多土匪，到处打家劫舍，扰害人民。侦察得知，匪首是折可轩。折可轩是何绍南的保安队长。一员得力的大将，如今忽然当上土匪，其中定有阴谋。我们找何绍南质问：
“何先生，据说你的部下当了土匪?”
他听了泰然自若，张一张手说：“老兄此话从何谈起?兄弟不懂。”
“折可轩是你的部属，如今他当了土匪，难道你竟一点不知道?”
“这是真的?”他跺了跺脚，装着深恶痛绝的样子，“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可惜我栽培他的一片心血付诸流水了。”
看着他那副无耻嘴脸，我们肺都要气炸了。看来和他多说也没用，只有按计划行事。我们说：“既然何先生也这样痛恨，我们坚决平息匪患，为民除害!”
他一听慌了，但当着我们的面，不得不假装镇静地说：“兄弟欢迎，一定派人协助!” 我们告诉他不必派人，但他还是死皮赖脸地说：“不能抽出武装，已深感不安，派一人相助，请万勿拒绝。”
部队临出发时，那个人来了，原来还是上次调查杨家园子事件的上校刘科员。对他，我们自然格外小心。
战士们都是轻装打扮，沿着大路向前进。深秋时节，天高气爽，气候宜人。金黄色的庄稼漫无边际。农民们在田间收割，匆忙中带着一点恐慌。我边走边想：这样富饶的土地，这样勤劳的人民，如果没有内患之忧，团结一致抗日，是何等强大的力量啊！可是，万恶的顽固派却千方百计地制造摩擦事件，分裂抗日阵线……
“李处长!”刘科员像讨厌的苍蝇紧挨着我并辔而行，忽然说：“贵军作战勇敢，指挥灵活，可否请教这次如何打法?”
我知道他是套情况，不由冷笑着回答：“八路军从不打主观主义的仗，怎么打，要看当时情况而定!”一句话，把他的嘴封住了。
晚上，到达目的地。部队连夜运动，拂晓前完成了包围。一转眼，那个“刘科员”不见了，找遍各处，也没有他的影子。不久，跑来一位老乡，向我们说：“土匪都在山上。匪首折可轩不在，跑到老君殿和一个人谈话去了１我问那个人的模样和装束，老乡描述一番，正是“刘科员”。原来他给折可轩通风报信去了。我马上派人去抓。
下午，折可轩在逃跑的路上被我们活捉，押解途中，被受害的老乡们打死了。
天黑时我们向山上发起进攻。失去首领的一帮乌合之众，哪堪一击，刚一接触，有的投降，有的逃散，几十分钟就结束了战斗。这时，我们身后忽然响起了枪声。原来是何绍南的保安队过来了。出发时，他还说抽不出武装，现在却来抄我们的后路，分明又是一条毒计，企图和土匪夹击我们。不过这次和过去一样，何绍南又枉费心机了。土匪已经被消灭，我们没有后顾之忧，转过头来就向保安队猛冲猛打。。安队长吃了亏，赶紧讨饶，说是协助剿匪，发生了误会。谁信他的鬼话!不过，他既讨饶认错，我们也就罢了。
何绍南一系列的罪恶活动，引起广大群众极度愤慨，纷纷起来揭发控告。我们将事实电呈留守处主任萧劲光同志，萧劲光同志当即将我们的报告转给蒋介石、胡宗南，要求撤换何绍南。但结果是石沉大海，杳无回音。就在这时，何绍南又纠集了十三个保安队公开向我军发动武装进攻。我三五九旅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立即展开反击，将保安队大部歼灭。摩擦专家何绍南就此带着少数随从，夹着尾巴逃出了绥德警备区。
我们迅速恢复了城镇和乡村的社会秩序，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按三三制原则，建立了民主政权。至此，绥德警备区面貌一新，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它为党中央守住了大门，保证了党中央与华北、华中和华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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