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大招生委员会办完了入校手续，我们便一路打听着，向三期三大队九队的驻地府衙门走去。
初冬的傍晚，陕北的天气已经很冷了，但我们都被一种兴奋的情绪鼓舞着，觉不到丝毫寒意。怎么能不兴奋呢?两个月前，我们还在日军的刺刀下受着欺凌，而今，却来到了仰慕已久的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一种崭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府衙门在城东南角，拐过两条街就到了。高高的院墙，围着一幢幢瓦房，门外两侧的墙壁上端端正正地写着八个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几个还是学生打扮的男女青年从门里走出来，一边走,一边欢快地唱着：“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一进大门，影壁上的几行红色大字，便立刻映入眼帘：
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
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毛泽东
多么庄严豪迈的语句，多么激动人心的号召埃有多少青年人，怀着激动的心情从这面影壁前走过，在这伟大的号召下团结起来，学习、战斗啊!
一下子，我们被一群先到的同学包围了。他(她)们热情地夺过我们的行囊，簇拥着我们走进了院子。
正走着，忽然有人高声呼叫我的名字，接着一只手用力地抓住了我的肩膀。扭头一看，原来是我在中学读书时的英文教员。自从我考入北平大学以后，已经有两年多没见他了，想不到今天会在这里相遇。我不由得惊叫起来：“啊，老师!你也来了!”
晚饭前，编队、编班。我们第九队七班的十一个人，围着一张木桌、一壶开水，互相作自我介绍。这才真叫来自五湖四海呢：那个衣着朴素的朱建华同志，原是上海的排字工人；腰间扎条军用皮带的大个子刘鸿儒同志，是旧军队的下级军官；徐一枝同志是画家；老郑是个报馆的编辑。听说我们队还有一位女同志孙维世，是著名的演员……会上，一个同志悄悄地告诉我：“孙维世同志的母亲也来了，就在我们九队学习呢!”
编队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奇遇、巧合，不知有多少。除了“师生同学”“母女同队”以外，还有留日归来的曹盯毛掬同志的“夫妻同校”，甚至还有“三代同校”的呢!
这些“佳话”，真使人激动不已。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吸引了多少热血青年和爱国志士奔向延安啊!在这里，有来自平、津、沪、宁各大城市的工人、学生，有来自松花江畔的东北同胞，也有远涉重洋归来的华侨……各民族、各省市、各行各业的人，几乎无所不有。而且，就在我们解下背包住下来的时候，不知还有多少像我们一样的青年人，正在拥挤的火车车厢里，颠簸的汽车上，或走在荒凉的山林间，向着延安、向着“抗大”奔来。那些日子，差不多每天都有成批的新同学来报到。有一天就来了百多人，恰好编成一个完整的队。一直到十二月底，我们已经开课很久了，还从南方来了几个大学生，学校容纳不下了，但他们坚决地要求：“当不了抗大的学生，在抗大当伙夫也行１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把铺位再挤紧点，让他们留下。
第一课
入校的当天，吃过晚饭，队的指导员李振邦同志便来看我们了。
指导员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个子不高，人挺和蔼。他问了我们路上的情形，便约我们到外面去散步。
一路走，他一面给我们介绍抗大的历史。讲到第一期在保安开学时，学员们怎样自己动手收拾马棚、废窑，开辟校舍，第二期学员又怎样在物质供应十分菲薄的情况下坚持学习。话题慢慢扯到当前我们第三期的困难上来，忽然，他停住脚，指着对面的山梁说道：“你们看……”
我们向山上望去，光秃秃的山头，被切成了一层层的梯坎，到处是新劈开的黄土。那是什么?我们一时都没有看懂。
“那就是我们的新校舍呀!”指导员笑了笑，接着就告诉我们：延安房子有限，成千上万的新同学不断涌来，往哪里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校部向全体师生发出了号召：自己动手，两个星期，挖好一百五十孔窑洞。经过二期同学的辛勤劳动，窑洞已经初具规模了。
“这是一项很重要的课程。”指导员严肃地说，从明天你们就要上这第一课——挖窑洞了。”
第二天，天还不亮，我就被一阵欢笑声、歌声和铁器撞击声闹醒了。起来一看，院子里东一堆铁锹，西一堆镢头，还有一辆辆的小车、一对对的土筐。院当中放着些锯成两半的煤油桶，每个班围着半桶小米稀饭。我连忙挤上去，喝了两碗，抓把铁锹便跟上大伙出发了。 原来校舍工程已到了扫尾阶段，活并不算重，但对我们这群大多数从未拿过锹把的青年学生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一天劳动下来，一身汗水，两手水泡，个个腰痠腿痛。但是，正是这样的劳动，锻炼和教育着我们，改变着我们的思想，并且不断增长着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这就是马列主义
到校十多天以后的一个上午，全校同学集合在我们三大队的院子里，欢送二期的部分毕业同学到前线去。
会场上，队与队互相拉着歌子，歌声、口号声此起彼落，热闹非常。突然，歌声停了，罗瑞卿教育长站在队前宣布：“现在，请毛主席给我们讲话!”
啊，毛主席!全场静了一刹，随即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一二九”运动以后，还在白区的时候，我们就偷偷地阅读过毛主席的著作；到校以后，从指导员和老同学的介绍里，我们知道，“抗大”就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主持下创办和建设起来的。教育方针是毛主席制定的；标志着校风的“校歌”是毛主席审查批准的；毛主席还亲自为一、二期的同学讲过课……这些天来，我们总怀着这么个心事：希望能够见到毛主席，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这时，只见毛主席穿着一身旧灰布军衣，微笑着，举着手慢慢走到队前。
毛主席首先向我们分析了当前的抗战形势，接着，对二期的同学作了许多指示。最后，他向我们三大队这边走了几步，对我们说道：“你们来到了延安，很好，我们欢迎你们。” 毛主席扬起手，笑着向四周指了指，说：“你们别瞧不起延安城，这个清凉山，知道么，宋朝杨六郎还曾经在这里‘坚持抗战’呢!”
会场活跃起来了。
毛主席又问我们：“你们会不会吃小米呀?”
“会!”我们亮起嗓子大声回答。
毛主席又问道：“会不会打草鞋?”
我们又齐声回答道：“会!”
“好！能吃小米，会打草鞋，会爬山，才能算抗大的学生。”毛主席笑了笑，略略提高了声音说：你们是来革命的，要学马列主义。要懂得，吃小米，爬大山，这就是革命，这就是马列主义!
这次，毛主席讲话时间不长，但这些话却像明灯一样照亮了我们的心。这些天来，我们虽然也初步认识到了“艰苦奋斗”这句话的含义，也经受了一些吃小米、挖窑洞、远道背粮食等艰苦生活的锻炼，但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意识到艰苦奋斗对一个决心革命的人，有着如此巨大的意义。
理论联系实际
紧张的学习开始了。
这天，我们听了“游击战术”课。晚上，我们班照例挤在炕头上，围着一盏煤油灯，复习讨论。讨论题是：游击战术的突然性问题。
学习的要求，校部早已反复讲过多次了，要本着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认真领会课目；反对硬啃书本、死背条文。可是这军事课的讨论确实令人发愁。我们从未参加过战斗，从何谈起呢?大家翻弄着笔记苦苦思索着。
沉默了一会，刘鸿儒同志发言了。他过去是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看不惯旧军队的黑暗腐败，才跑到“抗大”来。他联系到国民党军队在江西与红军作战的情形，说：
“红军的游击战真是神出鬼没啊!”他回忆起一九三三年在江西的一次战斗：当时，明明侦察到周围没有红军，可是夜里睡得好好的，突然一阵枪声，红军打进了村子。最后，一个连只剩下他们几个人侥幸逃了出来……
他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我们正要他再详细谈谈，这时，参加讨论会的队长王赤军同志插话了：
“你说的是一九三三年在兴国?”
“正是在那里。”刘鸿儒肯定地回答。
王队长纵声笑了起来：“嘿!那次战斗就是我们打的哪!”
于是，他俩你一言我一语地摆起了当时的战斗情况。最后，王队长又结合这一战例，为我们讲解了许多游击战术的特点。
讨论会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听得十分专注，以致连熄灯号都没听见，直谈到夜深才散。又一个夜晚，西北风撕裂着窗纸。土炕已经烧热，被窝里暖烘烘的，上了一天操课，这会大伙都睡得正香。
突然，几声清脆的枪响刺破了寂静。院子里响起了急促的哨音。值星员挨门挨户地传达紧急集合命令：
“快，全副武装集合!”
“不许点灯，不许嚷!……”
尽管队长跑来跑去地嘱咐：“不要慌，沉住气……”也还是除不掉那种紧张、惊惶的气氛。在黑古隆冬的房子里，这个绑腿找不到了，那个鞋子丢了一只；是谁穿错了衣服，是谁的茶缸子掉了，丁丁当当满地乱滚……
队伍仓促集合起来，检查了一下人数，一声口令奔出营房，便向城外的山梁上跑去。
队伍在山头布置好，天已放亮了。队长、指导员陪同校部的几个同志在各处察看了一番，然后宣布：
“演习结束了，以班为单位进行总结!……”
一听是演习，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彼此看看各人的狼狈相，禁不住弯腰捧腹哄笑起来。有的同志问：“为什么在今天紧急集合?”队长笑了笑：“忘了么?昨天上的课不是夜间动作吗!”
我们经常就是这样，讲什么，做什么。讲了兵器，便立即拆卸枪支、练习射击。讲了营连攻防，便作野外演习。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贯彻在各种课目和日常的养成教育中。
“救亡室”内外
新年刚过，指导员就把我叫去了。他说：“‘一二八’六周年快要到了，全校准备进行文娱、体育比赛，咱们‘救亡室’要好好搞一下呀!”
“救亡室”就是从红军的“列宁室”演变来的，各队都有。它是队的俱乐部组织，又是全队活动的中心。像大的讨论会，反不良倾向的斗争，都在这里进行。课余时间，它又成了文娱活动的场所。从入校的第二天起，我就担任了队的“救亡室”主任。
我们九队的条件好，上海一个剧团的大部人员编进了我们队，歌唱家、演员、画家、诗人、应有尽有。歌咏指挥简文同志有很高的才能，女诗人莫耶同志作词的歌子《延安颂》也是我们九队的“产品”。
为了迎接“一二八”，我们决定演出歌剧《黄浦江头》。戏剧组、歌咏组、器乐组几乎每天晚饭后都挤在“救亡室”里排演。锣鼓喧天，琴声不断，一直搞到节日的前夕。
演出果然获得了成功，取得了优胜。孙维世同志饰演剧中人“大小姐”很出色，因此，有一个时期，大家都管她叫“大小姐”。
我们还有另外的活动场所，那便是延河边上。
一天的操课结束了，傍晚，一抹夕阳辉映着山头的宝塔，看吧，山脚下，古庙旁，清澈的延水边的沙滩上，三三两两，到处是身穿灰军衣、佩着“抗大”领章的人们，和穿着杂色服装的陕北公学与鲁迅艺术学院的男女同学们。有的在山头引吭高歌，有的在河滩上追逐嬉戏。人们走着，谈着，争论着。从故乡的景物，谈到抗战的形势、欧洲的政局。在那些日子里，在这山城的夜色里，哪块石头上没有我们的脚印，哪个歌儿没有唱过几遍，什么话题没有谈到啊!
到斗争中去学习
寒冬过去，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来到了陕北。
经过半年多学习和锻炼，我们抗大第三期就要结业了。考试、鉴定都已做过了；由本大队女同志提议发动的爱护母校的劝募运动正在开展；部分提前分配工作的同志已经整装待发 ……一切都已经准备停当，只要一声令下，便可以奔赴前方了。但是，人们心里都还有一件事放不下：在我们毕业的时候，毛主席会不会再来给我们讲话？现在就要离开母校、离开延安，分赴敌后了，谁不希望再见见毛主席，再聆听一次他的教诲呢!
毛主席好像知道我们的心思，正当我们如饥似渴地盼望着的时候，消息传来：毛主席要给我们讲话了。
四月初一个晴朗的下午，毛主席在城外一个傍山的旷场里接见了我们全校的两千多人。 毛主席的讲话是从我们第三期毕业谈起的。毛主席微笑着说：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算第二课；现在第二课上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便是到斗争中去学习。毛主席为我们仔细讲解了在斗争中学习、向实际学习的重要，接着又谈到了敌后各战场的斗争形势。
最后，毛主席又进一步指示我们，要我们在实际斗争中努力学习和掌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毛主席对这三条指示作了具体的阐述。他还引用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人物作譬喻说：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毛主席还特地提到了那匹白马，说：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
主席的话不时引起全场的掌声、笑声。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这次讲话以后，抗大便将这三条确定为全校的教育方针，加上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成为抗大的传统作风。在尔后毛主席为抗大建校三周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更明确指出：“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少的。”
就在听过毛主席这次报告不久，我们抗大第三期的同学们，带着毛主席给我们的指示，走出了这个伟大时代的革命熔炉，奔向敌后各个战场，开始了向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锻炼的新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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