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不断寻机打击敌人,使敌人不仅欲消灭杨司令的图谋不能得逞,而且时常遭我杀伤。一九三九年秋,我们这支部队在杨司令直接指挥下,在那尔轰设伏,一举歼灭了正在换防的敌军一个连。敌人十分恼火。不久,日军纠集了十几万人,再次对我进行冬季大“讨伐”。我们的处境更加艰难,部队经常爬冰卧雪,不时只能以大雪覆盖着的冻错草等充饥。但在杨司令的巧妙安排下,敌人到处扑空,还是抓不住我们。一九四○年二月的一天,杨司令带领我们直属队的少部分同志准备越过濛江以东的大森林,去联系部队,中途因被叛徒告密,陷入了日军的重重包围。杨司令带着我们左冲右突,日夜鏖战,始终没有能甩开敌人。
二月,山里正是最冷的时候。大树冻得拍拍直响,粗大的树干都裂了缝。我们踏着三尺多深的积雪,又走了一夜,刚刚离敌人远了一点,恰好又落了一场小雪,把我们的脚印盖上了。天亮以后,杨司令对我们说:“好了,老天给我们‘卖蹓子’,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吧!”
在一个密林旁的山沟里,我们驻下了。这里靠近一个大木帮,有几千伐木工人,山道上来往行人很多,树林里炊烟缭绕,很容易混过敌人耳目。这时候,我们的帐篷、火炉全丢了,地上的雪又很深,连一块休息的空地都找不到。幸好我们还有斧头和锯,就动手砍树枝,在雪地上打铺。杨司令是最爱看书的,每到一个地方,我们把一切布置好以后,他就看书,有时到吃饭的时候还不放下书本。可是现在再没有书好读了,他坐下来就和同志们一块讲笑话。这几天,他得了重感冒,身体很不好。我把一条小皮褥子铺在树枝上,又找了截木头当枕头。他连身上的枪也没卸,就躺下来,用力翻转了几下,把身下的树枝压平坦了,便高兴地向我说:“还不坏,很舒服!你们也抓紧时间睡一会,养足了神,好跟敌人斗。”
等我醒来,见杨司令正坐在火旁,一边烤鞋,一边看着自己的棉裤纳闷。我忙过去一看,糟糕! 原来是我替他弄的那堆火,烧着了他身下的树枝,把他的棉裤烧了两个碗口大的洞。我再看看他那双不像样的鞋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原来杨司令脚大,穿鞋需要特大号的。现在根据地被破坏,被服厂也没有了,又买不到那么大的,我们只好用破布条子替他编打成朝鲜族式样的草鞋,凑合着穿。经过行军打仗,踏冰踩雪,现在只剩下不多几根布条子了。于是,我连忙脱下自己的破棉袄,撕下一块白色的里子布,先比着杨司令棉裤上烧的那两个洞撕开,准备补棉裤用,接着就动手把他那双草鞋又拧巴拧巴。鞋子弄好了,就帮他补棉裤。杨司令缝缝补补也不外行,一会儿功夫我俩就把棉裤补上了。他用手摸着缝补的地方,微笑着说:“你看,我的本领还不错吧!”
我们忙着搞饭吃的时候,杨司令就跟从二路军来的“交通”谈起话来。他拿着那支三色铅笔,聚精会神地往小本上记着,有时若有所思地问两句话,有时在雪地上画画,打着手势,发出爽朗的笑声。我心想:一个胜利的战斗部署,大概又在杨司令胸中形成了。记得杨司令讲过,一九三六年春天,我们第一军也遇到过日军的包围。紧跟在我们屁股后的,是东边道 “剿共总司令”邵本良。我们天天走,他们天天追,整整把敌人拖了一个多月。当敌人精疲力尽的时候,杨司令在本溪东面的赛马集突然来了个“回马枪”,一下子吃掉了邵本良一千多人马。……
这时,岗上突然响了一枪,发现敌人了。杨司令站起来看看,挥着手向我们说:“快进林子。”
森林是我们的老家,一入林子,敌人就没办法了。同时,因天黑看不清,和我们遭遇的又不是敌人的大部队,他们也摸不清我们的虚实,所以我们一打,他们也就不追了。这次我和警卫班副班长朱文范在后边掩护。等我俩跟上来时,杨司令一见面就问:“后边还有人没有?”我说:“别人没见,只见着了二路军的‘交通’。他的胯骨被打伤了,叫我不要管他,快找你。”杨司令一听,责备我们说:“这就不对了,快,快去把他找回来!”
于是派了两个人去找“交通”,我砍树枝生火。烤火,只能取暖,一天没吃东西,实在饿得不行。我拿出背袋里仅有的一块苞米干粮递给杨司令,要他烤烤吃。他两手放在火上,看了我一眼说:“就这一点干粮,搞碎煮汤大家喝吧!”
他从来都是和大家同甘共苦,我只得按照他的嘱咐去做。可是,身边连个罐头盒子都没有,用什么煮呢? 我忽然想起山坡上有一片锅铁,虽然只能煮几茶缸子水,但总比没有强,就跑去把它找来。我用错草擦了擦铁锈,装上雪,放在火上煮。雪化了,又把那块苞米干粮掰碎放进去。这时候,他们把“交通”背回来了。我们十多个人,围着火堆,用一只小铜勺轮着喝那点苞米干粮煮的稀汤。小铜勺从这个人手里,传到那个人手里,谁也不愿意多喝一口,都想让杨司令多喝一点。可是,杨司令只喝了两勺,就又把勺子送给了“交通”。这时, “交通”向杨司令说:“为了整个部队,你们不要再带我了。我的伤很重,把我留下吧。” 起初杨司令不肯,最后见他实在不走,我们的任务又急,就决定把他暂时留下。派几个同志在一个隐蔽处专门搭了一个小棚,把他安置好,还叫我们设法搞些干粮给他留下。然后杨司令对“交通”说:“同志,你安心在这里隐蔽几天,等我们联系着部队,马上就派人来接你。” “交通”紧紧地握住杨司令的手:“司令,你走吧,祝你们快联系上部队,快取得胜利。……” 杨司令挨个看着我们的脸。大概是觉得我们有些忧郁吧,他就像平时那样镇静沉着,满怀信心地鼓励我们说:“你们看见过海吗?——革命就好比海潮,有时高,有时低。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就‘围剿’我们的红军,可是红军却越‘剿’越多。敌人是搞不过我们的。” 他略微提高了点声音说:“就是我们这几个人牺牲了,还有人继承革命的事业。革命,总是要成功的1他这番话,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浑身是劲。是的,不管敌人多么疯狂,只要坚持斗争到底,革命就一定胜利!
烤了一阵火,喝了几口汤,我们都有了点精神。杨司令站起来,搓着两手说:“暖和过来了,走,趁黑天翻过山去。”
到处是敌人的岗哨,到处是敌人燃起的篝火。我们在大雪中转了半夜,也没有翻过一个小山岭去。这时候,不知谁低着声向杨司令说:“趁天不亮,还不如往回走呢。”杨司令对下级从来不动火,可是这回他像是生气了,严肃地说:“为什么要往回走?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要紧呢,还是联系部队的任务要紧?”是啊,我们这些当战士的,有时候只是想到司令的安全,却忘了司令这次出来的任务!
绕了一夜,天亮时又绕到一个木帮旁边。木帮的工人已经开始工作了,森林里响着一片丁丁当当的伐木声。杨司令听见声音,向我说:“去,向工人们买些多余的干粮来。”
我和朱文范二人一同下山。走出不远,是一条林中大道,一些伐木工人正往山上走。我俩站在路旁和他们说:“我们是抗联的战士,现在没有吃的,把你们的干粮卖给我们一点吧!” 工人们惊讶地看着我俩,听说抗联同志在山里,立刻有的给一块苞米干粮,有的给个高粱面饼;转眼的功夫,就凑了几十斤吃的。我俩心里很高兴,暗暗自语:“敌人想消灭我们,想割断我们和人民的联系,这是完全办不到的。有人民的支持,我们就能坚持下去!”
要回林子,又看见走来一个工人。他穿着棉衣,披着件黑布面的破羊皮袄,走得满头流汗。我看到他的羊皮袄,忽然想到:上次战斗因为我担任掩护,未来得及收拾杨司令的东西,他仅有的一条毯子、一条皮褥子、一件皮大衣全丢掉了。昨天晚上司令咳嗽得很厉害,这样冷的天,他怎能受得住呢?想着,我就和那位工人商量,请他把皮袄卖给我。这工人听说我们是抗联的,开始因怕没了皮袄回去被人怀疑,有些犹豫,但想了一下,马上把皮袄脱下来递给我说:“同志,你们为老百姓吃苦受冻,拿去穿吧!什么买呀卖的!”
可是我们不能白要,我硬塞给他十来块钱,就转身跑了。
杨司令坐在火旁一堆木头上,正和大家说话。见我和朱文范回来,高兴地说:“啊! 搞了这么多吃的! 这太好了! ”可是当他看见小皮袄后,脸就沉了下来。望着我问:“哪里弄来的? ”我对他说:“向工人买的。”他这才不那样看我了。开始他不穿,要我送给伤员。最后趁他转脸说话的功夫,我硬把小皮袄给他披在身上。
这天晚上,我们转移到新的地方,又隐蔽了下来。
在这个地方驻了两天。敌人包围得很紧,飞机整天在头上转,打机枪,撒传单,扔炸弹,情况十分紧急。有的同志愁眉不展,不知如何是好。晚上,我们围着火堆,看着跳动的火苗,心事重重,不声不语。杨司令见我们满面愁容,就像往常那样笑着说:“饿了吧,给你们点 ‘精神食粮’好吗?”“精神食粮”,就是革命故事。杨司令有的是,讲起来有声有色,很感动人。不只一次,在困难的环境中它使我们忘掉了寒冷和饥渴,在紧张的战斗中使我们奋勇地战胜敌人。现在他又要讲了,我们赶紧围上去。火在噼噼叭叭地烧着,火光照着杨司令那坚毅、沉静、长满胡须的脸。我们的感情随着他的话起伏着,激动着。时而似乎跟着他几次出进于敌人的监狱,经受着法庭严刑的考验;时而又仿佛回到土地革命时期,看到他在鄂豫皖根据地和农民一起轰轰烈烈地闹革命。接着他讲到他和同志们在白色恐怖下,进行地下斗争的英勇事迹; 又讲到他来到东北之后,亲自领导抗日联军第一军从小到大的经过…… 这一切像以往一样,使斗争的烈火在每个人的心里烧得更旺。我们都情不自禁,低声而有力地唱起杨司令亲手写的战歌:
山河欲裂,万里隆隆,大炮的响声,
帝国主义宰割中朝民族的象征……
崛起呀!中朝民众,万万不能再憩梦;
既有血,又有铁,只待去冲锋……
现在,虽然是四面处敌,身陷重围,我们的杨司令仍然像往常那样:坚毅、豪迈、沉静。鬼子的飞机就在我们头顶上,可是杨司令似乎什么也没听见一样,还是那样谈笑风生。他发现地上有一张敌人飞机扔下的传单,我捡起来递给他,他看了后轻蔑地笑了笑,团了几下,丢到火堆里去了。
森林里有日本伐木队的骡马,夜晚我们派出两个人,搞来了一匹马和一匹骡子。为了迷惑敌人,当晚我们就把马放了。骡子留下杀了。于是我们就大吃起骡子肉来。几年来,饥一顿,饱一餐,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吃过蘸水的棉花套子。肠胃里早就有了病,哪里经得起这白水煮的骡子肉!到了晚上,大家都拉了肚子,再也吃不下了。第二天杨司令叫我们烤着吃;果然,烤的比煮的好。
又走了一两天,晚上敌人又围上来了。我们利用有利地形,从次日太阳出山,一直打到天擦黑。这次战斗我们受到不小损失:有的胳臂负了伤,有的手掌穿了个洞;还有的被打掉了一个拇指,我的大腿也负了伤。
突围出来后,我们便在一个地方隐蔽下来。由于这时怕敌人飞机发现,不能生火,大家只好坐在木头上休息。这时我们还有七个人。借着雪夜的光亮,我们看到杨司令高大魁伟的身躯,迈着健壮有力的步子来回踱着。从他那有节奏的脚步声中,可以感觉到,压在他肩上的重任和他那坚韧刚毅的性格。他不时停下来,凝视着山林的深处,一声不响。最后,他忽然转过身来,把我叫到跟前:“黄生发!”说着掏出他的小本撕了一页,匆匆写好后交给我,说:“ 你和几个负伤的同志顺来路往回走,去找陈政委送信,告诉他这边的情况, 请他采取措施策应一下。我带两个同志继续设法去找部队。 ”他想了想,又叮嘱我:“ 回去的时候,你记着,去找那个‘ 交通 ’,一定要把他带走。” 他又交代了将来会面的地点、 暗号。说完,从衣兜里掏出一块大烟放在我手里,说:“带着这个,同志们伤口疼的时候好吃。” 我一听司令说这话,立刻感到眼圈一阵热,恨不能扑到他怀里大哭一常可是这时候,形势极端严重,处境十分险恶,为了执行送信的任务,也只得服从命令。眼看要离开跟随了几年的杨司令,我眼睛里憋满了眼泪。我把捡来的一块苞米干粮,偷偷地交给一个同志,千叮万嘱地和他说:“你要好好照顾司令,我不能跟他去了。这块干粮,你看他什么时候饿了,就烤给他吃吧!……”
我和刘福太同志等共四个伤号一一和杨司令握手告别。杨司令两眼闪着慈母般的光辉,最后告诉我们说:“要坚定,机智。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我们走出几步,就回头看看杨司令。他一直站在一块山石上目送着我们。我们走出了很远,他还站在那里,向我们扬着手。再往前走几步回头看时,一株挺拔的高大苍松,遮住了他的身影。……
我们在大雪覆盖的森林里,爬了四五天。在一天晚上,终于冲出了重围,找到了陈政委。不幸的是,在我们回到部队以后不久,便听到了杨司令牺牲的消息。我们哭了半天,都悲恸得饭菜难下。原来他和我们分手后,在大森林里转战了四个昼夜,最后跳出了敌人的层层包围。但是,由于四天四夜未见粒米,饿了吃树皮草根,渴了抓把雪,饥饿使他走不动了。正在这时,身边仅有的两个警卫员,在下山搞粮途中遇到坏人,相继牺牲。杨司令独自转战在密林中。一天,在濛江保安村西南三道崴子森林里,因有坏人告密而被敌人的森林警察发现,杨司令身负重伤。几十倍的敌人包围住他一个人,枪声不断,“抓活的!”“快投降吧!” 的嚎叫声不绝于耳。杨司令倚着一棵古树,两手握着两支短枪,英勇地抗击着敌人。
大雪在飘,寒风在啸,杨司令的脚下弹壳落满一层。从日出打到中午,他一个人几次击退了敌人的攻击。最后终因寡不敌众,杨司令壮烈殉国。
据说,日军当时曾把杨司令的腹部剖开,在他的肠胃里只发现有草根和树皮,没有一粒粮食。人们暗暗地传颂着:“共产党都是这样坚强的人,他们是吃着草根、树皮抗日的啊!” 杨靖宇司令牺牲以后,我们第一路军,高呼着杨靖宇同志的名字,高唱着他写的战歌,配合着二、三路军继续战斗。
人们怀念着杨靖宇同志。在濛江一带的群众中,至今仍流传着这样的神话:那一年,十几万日本兵重重地包围了杨司令,忽然从空中飞下来一匹大红马;大红马长鸣一声,驮起杨司令,就飞出了大森林。……
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那魁梧、坚毅、气壮山河的杨司令时,我似乎仍然看到他骑着一匹高大的红马,矗立在长白山下、银白万里的雪原上,眼望着远方,迎着胜利的曙光!
靖宇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他永远在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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