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南京失陷后，国民党迁都武汉。虽然谁都知道这地方也并不牢靠，国民党当局一面高喊“保卫大武汉”，一面已将许多机关迁往重庆，但武汉三镇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群众，仍然竭尽全力为“保卫大武汉”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力量!
果然一九三八年十月中旬，日军从南海一登陆，炮声还在千里之外，武汉的国民党大小官员便丧魂落魄，开始逃之大吉了。
随之，整个武汉呈现出一片混乱：那些满载着大箱小柜的卡车，不分昼夜地在街上为夺路而嘶鸣；官儿们为争先上船、上车的事吵闹不休；姨太太们在车上吆喝着，对骂着；码头上堆满了行李和家具；江汉关楼上的那幅巨大的“保卫大武汉”的标语，不但不能给人以鼓舞，反而成了辛辣的讽刺。
这时候，设在台儿庄路原大石洋行里的八路军办事处，却是另一幅景象。一批又一批的工人和青年学生，前来要求把他们介绍到陕北去学习，或者到八路军、新四军中去和敌人战斗。当时我在办事处电台工作，因为每天来访的人很多，电台的部分同志也参加了接待工作。完全可以看出：人们心目中的抗战中心不是什么武汉，也不是什么重庆，而是远在西北的延安；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而是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
十月二十四日，是武汉陷落的前夕。当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所谓“胜利转移”完毕的时候，八路军办事处却仍在我们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工作着。
在那些极端混乱的日子里，周副主席照常与很多人谈话，指示工作，有时外出直到深夜才回来。许多同志本来都想劝说周副主席早一点离开这即将陷落的城市，但每次见他从外面回来，总是那样神情镇定，谈笑风生，大家像是受了他的感染，反而觉得这里似乎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就暗自把话收住了。
形势越来越紧张，市内谣言四起，传说纷纾二十四日下午新华日报社 (党报机关，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一直坚持出报到临撤退的最后一天) 印了最后一期报纸，发表了《告别武汉》的社论后，接着也撤退了。和新华日报社撤走的同时，办事处也撤走了一批人。这时办事处除了周副主席和电台、机要人员以外，就只有一个警卫班了。本来在李克农同志临走之前，考虑到周副主席的安全问题，曾提议多留一些警卫人员，但被副主席拒绝了。尽管我不可能知道周副主席在忙些什么，为什么他要最后才走，但从当时的情况也可以估计出个三两分来。当时正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了纠正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有很多重要指示。根据这些指示，八路军办事处加强了组织人民武装的工作。显而易见，周副主席迟迟不走是与这事有密切联系的。
现在二十四日的黄昏，我们电台接到了一个新的联络任务。译电员在通知我们时特别传达了周副主席的指示：在天亮以前，一定要和对方联络上。时间一秒紧似一秒，远处的炮声已经隐约可闻。
我们聚精会神地守在电台跟前，搜索着天空中所有的信号，可是总找不到联络的对象。译电员同志不停地来催问：“怎么样?联络通了吗?”开始我们还能平心静气地回答他：“一定能，不慌!”后来我们也禁不住地有些恼火：“催什么?难道我们不着急吗? ”译电员同志还是那样耐心地说：“老唐啊! 这个对象要是联络不上，就会延迟周副主席离开武汉的时间，还要影响到武汉周围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这次通报关系着周副主席的安危和革命事业的发展，便向译电员同志说：“请转告副主席，我们保证联络通!”刚说到这里，周副主席已到电台来了。
在办事处，周副主席和电台同住一层楼上，我们每天都能见到他，所以深深了解周副主席的平易近人，和工作中的一丝不苟。有一次，我们几个小伙子在楼上开玩笑，蹦蹦跳跳弄得楼梯咚咚直响。当时正好周副主席外出回来。他看看我们，也没有说什么，隔了一日把我们叫到他的房间温和地批评说：“八路军是最有教养、最有纪律的部队，怎么好在工作时间在楼上乱跑乱跳呢?”我们认错以后，副主席满意地笑了。
现在周副主席走进来，眼睛里非但没有责备的神色，就是半丝焦急的神情也没有。他围着机器，左右打量了一番，然后问道：“机子有毛病吗? ”我们回答道：“没有。”他沉思了一下又说：“看急得满头汗，还不擦一擦。”接着又说：“遇到困难首先要冷静，一急办法就给急跑了。只有冷静地分析，才能找到原因。”他又问：“波长对不对? ”我拿波长表量了量，小灯泡在规定的指数上亮了。这时他稍稍皱了下眉头，突然指着天线问道：“天线架得有没有问题?”
周副主席的话一下子提醒了我们。事先我们曾检查了机器的各个部分，却忽略了天线。我和摇机员忙走到室外，果然发现引线有触墙的地方。我们恨自己太粗心，赶紧重架天线。整理好天线，我打开机器重新呼叫。当我们一呼叫完，立刻听到了对方的回答。对方的声音很激动，显然他们也在急急地找我们呢!我向周副主席报告说：“副主席，通了!”他含笑地点了点头。
一份百十字的电报很快就抄完了。这时已是二十四日的二十四点。隔了几十分钟译电员又送来了一份向外发的急电。发这份电报时，周副主席一直站在机器旁边。当电报发出时，他说：“小鬼们，你们知道自己完成了一个多么重要的任务吗? ”没等我们回答，副主席略带微笑地说：“蒋介石不顾抗战利益，放弃了武汉，现在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来领导武汉周围的人民起来抗日了。党中央派了一大批干部到长江流域开辟抗日根据地，刚才的电报就是和他们联系的。”听了周副主席的话，我感到一股巨大的热流灌注在周身，兴奋地望着他那明朗可亲的眼睛，久久说不出话来。
炮声越来越近，窗子都被震得颤动起来。周副主席看了看表说：“撤机子吧!现在该是我们从武汉撤退的时候了!”
武汉，我们暂时分别了。时间是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二时半。
就在我们随同周副主席撤走后的三小时，日寇唾手而得地拿下了武汉。可是不久，武汉外围的群众抗日火焰，却遍地燃烧起来……
桂林街头
武汉失守以后，我们八路军办事处，经长沙到桂林时，已是一九三八年的年底了。
当时，桂林也已经慌乱起来。一天不知要拉多少次空袭警报；从粤汉线上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士兵，一群群、一伙伙，踉跄地在街上走来走去；原来的一些高大建筑，经过敌机轰炸，变成了残墙断壁；那“山水甲天下”的景色，也似乎大大褪色了。
未几，党的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同志(一九四二年在狱中被国民党害死)，从延安开完扩大的六中全会回来，路过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同志，请他给全体人员作报告。因为大家都急欲知道中央对时局的分析，所以听报告的房子很早就坐满了人。我们电台的同志因其他工作晚来一步，只好挤在门边。
一开始张书记就讲起毛主席，讲起延安。我想，张书记真是抓住了我们的心理。我们是多么想念延安，想念毛主席啊!张书记谈到：“现在全国的政治中心是延安。成千上万的人，长途跋涉，通过国民党的封锁区，到延安寻求真理。桥儿沟、大边沟……办起了各种学校。延河边上、宝塔山下……到处洋溢着抗日的歌声。”我们听着听着，仿佛自己也回到了延安。接着张书记传达了毛主席在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的精神，也讲了毛主席对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的指示，对如何停止敌人进攻的分析，以及对战争长期性的估计。听完了报告，我们如同雾海孤帆发现了灯塔一样对抗战的前途豁然明朗了。
报告结束，当大家正在兴奋的时刻，李克农同志传达了办事处党委的一个决定：为了把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把毛主席的思想迅速传开，使之深入群众，党委决定办事处立即组织一个宣传队到街头讲演、演戏。
一连几天，我们电台除了收发电报以外，所有人员都以战斗的姿态投入了街头宣传准备工作。李克农同志亲自编写了一个“坚持到底、决不妥协”的活报剧，剧中主要人物有三个：一个是悲观论者，一个是速胜论者，再一个是我们共产党人。戏中的共产党人是由周副主席的秘书童小鹏同志扮演的，其余角色全部由电台工作人员担任。我扮演的是一个自己十分不喜爱的人物——悲观论者。李克农同志还担任导演，虽然他工作很忙，但每次排戏他都到得很早。讲演组事先进行了预讲比赛，在比赛中我们电台人员因为年纪轻、记性好，还受到表扬。只有三天，一切就准备妥当。
队伍刚要化装出发的时候， 计划突然改变了。 在重庆出版的十二月三十日的《新华日报》空邮给我们办事处五千份。这天的报纸上登载了毛主席的报告。领导上决定让办事处人员全部出动，到街上去推销报纸。
我们抓紧时间把毛主席的文章读过，便分头出发了。划归我卖报的地区是火车站和城南的学校一带。由于敌机不断空袭，车站附近行人很少。我很担心手里的一百份报纸推销不出去，完不成宣传任务，便模仿汉口报童的办法，清了清嗓门，高声喊叫起来：
“看报——看报!新华日报!”
“毛泽东主席有重要文章发表!”
“看报——看报!好消息来到!”
“看报——看报!新华日报……”
哪知刚刚一喊，人们便从四面八方拥来，你争我夺，不一会儿，就抢购去一多半。为了让城南的群众也能看到我们的报纸，我赶紧夹着剩下的挤出人丛。
城南是学校区。富有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对于时局更加关心，没等我叫卖，便把我包围起来。无数只手臂在我的脸前、肩上和腋下伸出，人们在喊着：“我买一份! ”“我买一份! ”几十份报纸很快就被抢光了。我忙得满头大汗。虽然报纸已经售完，还有学生围着我，要我设法再弄些《新华日报》来。怎么办?我想其他同志也会跟我遇到的情况一样，早已将报纸卖光。忽然，我灵机一动，跑到一个土台阶上高声说道：
“同学们!大家不是都很关心时局吗?我来给大家讲讲。”
“好，欢迎欢迎!”人们拥过来。
“……今后的战争趋势会是怎么样呢?毛泽东主席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中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坚持团结、进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算了吧!”说到这里，突然一个江浙口音的人插嘴嚷道：“日本人有洋枪、大炮，几百万国军还挡不住，靠共产党的几根矛子能打胜仗吗?”
顺着声音望去，一个穿西服戴墨镜的家伙正在奸笑着向周围的人耍弄得意的姿态。这种人我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附近就见过，到长沙也不少，如今他们又出现在桂林。他们像恶毒的幽灵一样，粘连在我们的周围和抗日群众中间。
“半腰里伸个驴嘴，胡说什么!”听众不平地骂道。
我抑制着心中的厌恶，根据毛主席报告中的主要论点严辞予以驳斥。
当我讲完话时，群众中响起一片掌声，四顾那个插嘴的人，早已不知溜向何处。
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归来。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忽然一个北方口音的国民党下级军官追上来小声同我搭讪：“喂，伙计!红的吗?”我笑了笑，没有明确表示。他继续说：“没关系，我听出来了。兄弟佩服共产党。刚才你讲得太痛快了，说到当兵的心眼里了。”我和他握了握手，由衷地感到毛主席的话不但说出了亿万中国人民心里的要求，连国民党的某些下级军官也大为欢迎。我对这个军官说：“不是我口才好。我讲的都是毛泽东主席说过的话，你回去好好看看他的文章，会更加清楚。”他连连点头，说道：“呃，一定，一定……”
回到办事处时，其他同志也都卖完报纸归来，大家兴奋地讲起各自碰到的动人故事。原来大家的报纸卖得都很快，而且许多同志和我一样作了口头宣传。听完大家汇报，李克农同志接着说：“毛主席的思想像阳光一样，照亮了桂林。咱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扩大宣传。宣传队马上出动!”
立时，演戏队、讲演组都出发了。这天的天气分外晴朗，桂林周围的群山，笑颜重开，湛湛的漓江，欢乐地荡漾着。一出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我们便齐声高歌。这歌声唤醒了慌乱已久的城市，这歌声给人们带来力量。市民们扶老携幼走上街头，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奔来，孩子们跳着、叫着在人丛中钻来钻去。活报剧取得了成功的演出效果。人们斥责悲观论者，也嘲笑速胜论者，只有童小鹏同志扮演的角色最为群众拥戴——他代表着共产党人的主张，代表着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这处演演，那处讲讲，讲演组的同志讲得是那样慷慨激昂，以至讲到动人肺腑的时候，群众也不由得跟着高呼起来：坚决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每当在一处演完、讲毕，看到群众热情洋溢的情景时，都使我激动不已。这一切，正如李克农同志说的：毛主席的思想像阳光一样，照亮了桂林，也照亮了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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