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生回忆东江抗日星火

Admin 发表于2016-05-01 13:27:54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一日,日军十余万人由大亚湾登陆。国民党军队仓猝逃遁,仅十余天,东江下游各县及广州地区相继沦于敌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中共广东省委东南特委,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的指示,在日军入侵、国民党逃跑的局面下,不失时机地在东江南岸、广九铁路两侧,组织了两支人民抗日武装。这就是由王作尧同志率领的东莞壮丁模范队和我们活动在惠阳坪山的惠宝人民游击队。这两支队伍一诞生,就投入了英勇的战斗。东莞壮丁模范队在日军侵占虎门后,于虎门外围领导群众阻击敌人。我们惠宝人民游击队刚一建立,就出击淡水,消灭了伪组织,成立了东江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惠阳县淡水区人民行政委员会。
惠宝人民游击队,是当地农民和由南洋、香港回乡抗日的海员工人和华侨组成的。起初七十多人只有几支枪,后来拾了国民党溃兵的一些武器,才全部装备起来。省委为加强这支部队的领导和建设,先后派来了梁鸿钧、李振亚等几位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干部。他们把红军的光荣传统、政治工作和战斗经验带给年轻的游击队,并举办了游击战术训练班,向我们这些第一次拿起枪杆的人传授军事斗争知识。
我们在淡水、坪山地区,广泛地展开了抗日动员工作。由于党的抗日主张深入人心,激起了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农村青壮年纷纷组织抗日自卫队,民兵很快发展到四五千人。夜校、读书会、唱歌队等宣传抗日的群众组织应运而生。我们开办了干部训练班,恢复了国民教育,并在坪山建立了一个小兵工厂,自己制造步枪和手榴弹。到年底游击队已发展到近二百人,实际上控制了淡水、坪山至大鹏湾的二十多万人口的地区。一个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了。
但是,到了一九三九年夏季,我们的处境逐渐困难起来。随着日军在广东停止战役性进攻,收缩兵力,撤出惠州、博罗等据点,丧魂落魄的国民党残兵败将,又战战兢兢地回来了。惠州城里设立了以反动头子香翰屏为首的“第四战区游击指挥所”。
畏敌若虎的反动派一回来,便把人民抗日武装看成是眼中钉,大嚷大叫:“惠阳的共产党满天飞了,五十条麻绳也捆不尽!”从此,便想法消灭我们。香翰屏首先让我们驻守前线,想以日军的进攻来借刀杀人。于是,他授给我们一个新的番号,承认了我们的合法地位。我们根据党的团结抗日的方针,为争取与国民党合作,便把惠宝人民游击队改称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东莞壮丁模范队改称第四游击纵队直属第二大队。香翰屏只给他那些土杂武装编起来的部队发武器、发粮饷,对我们这两个“直属”大队却只给一个空头番号。不仅如此,还经常派他的爪牙来打探情况,百般挑剔,监视我们。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按照党的指示,不受香翰屏对部队人数与活动地区的限制,大力发展自己的力量。不久,我们这个大队扩大到四百多人,游击活动进展到沙湾、深圳一带。王作尧部队也发展到两百多人,并由东莞向宝安县城南头镇附近发展活动。
香翰屏眼看人民抗日力量一天天地壮大,很不安心。他灵机一动,定下调虎离山之计,在六、七月间,一再命令我们离开坪山到增城地区去,企图借增城敌人的重兵和当地雄厚的反动势力来消灭我们。我们提出只派三分之一部队到增城、博罗地区去,香翰屏不同意。接着,国民党独立二十旅由粤北开来,东江地区反动力量增强,香翰屏对我们的态度更加凶恶了。有一次,我到惠州参加大队长会议,香翰屏弦外有音地对我说:“曾生,你们的部队人很复杂,是有色彩的。”我说:“这恐怕是谣言,我们的队伍由侨胞和农民组成,满怀爱国热情,见敌人就打,积极维护地方治安,一不作匪,二不欺压老百姓,有什么色彩?”香翰屏又节外生枝地问:“听说你们在坪山造枪,是不是?”我说:“既然是一支抗日武装,总要有个修理枪械的地方。”他又问:“你们到底有多少枪支?”我说:“这个已经报告给你了,有枪械册可查!”他一时找不到空子钻,就卑鄙地恐吓道:“曾生,你们到底是走共产党的路线,还是走我的路线?”我们是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当然不能跟着国民党走卖国路线。我坚决地回答:“我们都是爱国爱乡的人,走的是真正抗日的路线!”这才顶得他张口结舌,再说不出什么了。
自一九三九年九月起,日军连续出动骚扰,香翰屏那伙腐化堕落的烂队伍,平时只会走私赚钱,真正打起仗来,哪个也不肯靠前。这时香翰屏感到需要我们了,连续发来作战命令。我们很希望在战斗中锻炼自己,便积极寻机打击日军。
九月上旬,五百余日军从澳头向西骚扰,攻陷葵涌和沙鱼涌。自广九铁路被敌占领后,沙鱼涌便成了与香港等地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此地一丢,交通立告断绝,影响极坏。香翰屏为平息各界人士的不满,命令被敌人从沙鱼涌赶出来的罗坤支队去收复失地。但罗坤恐日病严重,迟迟不敢去打,香翰屏只好又让我们去打。
盘踞葵涌、沙鱼涌的敌人,数量和装备都超过我们,但其周围交通不便,很孤立。我们趁夜暗把队伍拉到敌人阵地前沿,见灯火就打,打得敌人惊惶不安。第二天一早他们沿原路往澳头跑,我们紧跟着就追。沿途缴获了许多弹药、器材、药品,光军用地图就搞到好几担。一个多月以后,日军数百人又从沙头角向东进犯,企图再陷葵涌、沙鱼涌。驻淡水的罗坤以为敌人会向他进攻,慌忙搬了家。香翰屏远在惠州,也不断打电话来说,万一转移,务必及早通知他——他也准备逃跑了。
我们在大小梅沙发现敌人先头部队后,即以小部队展开在马栏头、溪涌一带,以麻雀战阻击敌人前进。后查明敌人只是一路沿海∵推进,便集中力量埋伏在敌人前进的路上,居高临下,与敌展开战斗。日军遭我打击,不敢恋战,慌忙退回了沙头角。不久,我们在广九线横岗附近又打了一个胜仗。日军一个大队在两渡河打垮了国民党独立二十旅的一个团,正大摇大摆返回深圳,途中被我伏击,一顿拦腰猛打,毙伤其三十余人。
与我们连续打击敌人、取得胜利的同时,王作尧同志所部在广九路以西,也积极出击日伪据点。他们发动群众大破南(头)深(圳)公路,烧毁大涌桥,使南头镇敌人陷于孤立无援,不得不弃城逃跑。他们乘胜收复了宝安县城南头镇。这是抗战以来在广东第一次收复县城。 我们两支人民抗日武装的积极活动,打开了东江敌后游击战争的新局面。群众看到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才真正抗日,都把希望寄托在人民游击队身上。胜利消息传到海外,侨居新加坡、吉隆坡、越南、泰国等地的爱国侨胞,也陆续远涉重洋回到家乡,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战。但是,人民的胜利,人民力量的发展,使消极抗日的国民党反动派越来越害怕。这时已是一九三九年底,日军为引诱国民党投降,放松了军事压迫,蒋介石掀起的反共逆流波及到全国各地。在这种形势下,广东国民党当局一面大批解散抗日团体,限制人民的抗日活动,一面采取各种卑劣手段,加紧迫害人民抗日武装。
香翰屏利用召集作战总结会议的机会,把我召到惠州,让罗坤和我大谈生意经,要求合伙走私钨矿、桐油、牛皮。我们部队驻扎海∵,对贪官污吏们的营私舞弊是有所妨碍的。曾有一次我们查获了香翰屏私贩的一百担钨矿,为了不使他大丢面子,后来又发还了他。但香翰屏这次拉拢我们同流合污,却不单是为了消除发国难财的障碍,他的恶毒用心在于腐蚀我们的部队,以便伺机解除我们的武装。我们心中有数,当然不干。香翰屏无可奈何,要耍调虎离山的花招,要我们全大队到惠州西湖的一个小岛上“集训”。这是企图把我们包围消灭,我们绝不上当。为了团结抗战,避免摩擦,我们答应一次去一小部人员,轮流集训。香翰屏的三令五申被我们一再拒绝后,知道我们不会就范,便积极布置他的最后一着:打!
反动派一边布置军事进攻,一边派人到坪山来活动,什么团结呀服从呀,阴阳怪气地胡扯一通,无非是为了麻痹我们。就在这时候,反动派又从粤北调来个一八六师,从潮汕、海陆丰及东江等地拼凑了五个支队零四个大队来“围剿”我们了。一九四○年三月八日晚上,我们正在坪山圩举行“三八”妇女节纪念会,接到侦察队报告:反动军队已从龙岗、坑子、淡水三个方向逼近来了。第二天晚上,我们四个连队和训练班、政工队、大队部共五百余人,撤出坪山向东突围。抗日军民辛勤建设了半年的民主城镇坪山,终于被反动派夺了去。后来知道,另一部反动军队十一日包围了宝安县的乌石岩,王作尧同志也率队向东突围了。
我们突围后,继续遭到前堵后追。那些见日军就逃跑的反动军队,打内战倒很卖力气。十三日我们东撤到稔山以西的斧头山附近,后面罗坤部追上来,前面沈荣部拦住了去路。我们登山应战,有几十个同志英勇地牺牲了。接着,我们东移到海丰县高潭镇一带,反动派仍不放松地尾追上来,趁雨夜突然发动了围攻,我们的一个连被包围在村中,几乎全部损失。另一个连与大队部失去联系,也大部壮烈牺牲。两次战斗,我们年轻的抗日武装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许多抗日有功、备受群众爱戴的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在日军的刀枪面前没有倒下去,却被万恶的反动派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又经一段行军到达海陆丰后,我们的队伍只有百余人了。但是,东江人民的抗日星火是扑灭不了的,我们这百余人在山林里搭起草棚,进行整训,准备再战。反动派再也找不到我们,宣传我军“已被消灭”,并造谣说我和王作尧同志“已逃往香港”。后来,在汕尾镇后门一位同志家里,我和王作尧同志秘密地见了面,知道他们在东移途中也和反动派打了几仗,部队损失也不小,余下的一部分同志已在海∵的渔村中隐蔽下来。
应该承认,我们这两支年轻的部队,在当时还缺乏斗争经验,还把握不住毛主席关于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思想,完全没有想到可以留在惠东宝地区和反动派周旋,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自己,而只是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硬拚不行,便决定东移了。及至撤到海陆丰后,由于人地生疏,远离抗日前线,队伍得不到发展,我们才逐渐认识到部队东撤是一种盲目的行动。正当我们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部队的前途问题时,党中央发来一份电报,指示我们:立即返回惠东宝前线对日作战。电报还对独立自主、发动群众和不要怕打摩擦仗等等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这个电报好像是夜海里的灯塔,给我们指出了航行的方向。
一九四○年八月,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我们两支部队集中起来,返回坪山地区,旋即又分兵一部到东莞、宝安等地。
这时我们坚持了完全的独立自主方针,部队改番号为“广东人民游击队”,原惠宝人民游击队为第三大队,王作尧部为第五大队。我们在宝安县上下坪召开干部会议,总结了东移的教训,布置了打击敌伪的斗争。从此,在党中央正确方针的指导下,东江抗日星火又炽烈地燃烧起来。我们的部队在与敌伪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中越战越强,活动地区由东江南岸扩展到东江北岸、北江流域和香港、九龙及其两侧的海面上,并与活跃在珠江三角洲的兄弟部队——珠江纵队连成一片。到一九四三年底,部队发展到六七千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东江纵队,长期坚持着华南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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