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坚持华中革命斗争的人，就有这种亲身的体验。现将少奇同志一九四○年初夏到淮北抗日敌后根据地直接领导我们工作的短短时期内我感受最深的几个片断写在下面。
淮河北岸迎亲人
初夏的淮北平原，一望无际的麦地间杂着高粱地，微风吹拂着黄绿色的麦浪，散发出阵阵的麦花香，注入洪泽湖而流入长江的淮河，平静地缓缓东流，河面上偶然可以见到日军、伪军早晚巡逻的小汽船。淮河两岸一片葱绿。
正是这样一个景色迷人的下午，淮河北岸突然热闹起来。从新四军第四总队驻地——泗县的洛岗，一直到淮河岸边，沿途几十里的路上，人群熙熙攘攘，欢喜若狂。这里有坚持敌后抗日的人民，有因战斗频繁、根据地初创仍然穿着棉衣的敌后抗日军战士，衣服虽然很破旧了，但是清洁、整齐，威风凛凛；也有坚持敌后抗日斗争的党政军各级干部。人们掩饰不住兴奋的心情，怀着殷切的希望和无比的喜悦等候着，盼望着，不时地顺着大路朝东南方向张望，有些人到处打探：
“你见过胡服同志(即少奇同志的化名)吗?”
“胡服同志就是刘少奇同志嘛!”
“胡服同志几点钟可以到?”
“快了，马上就要到了。”
人们这种喜悦、激动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块淮河以北、津浦铁路东、陇海路南、运河以西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不久前才从对敌伪顽的斗争中创建起来。我们这些人，打仗搞武装工作还勉强可以应付一下，但对建设根据地这项新工作就面临着很大的困难，迫切地需要中央领导同志来直接领导与具体指示。就在这样的时候，党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到了新四军第五支队地区的盱眙城。从盱眙到我们淮北，只隔一条淮河。这真是个难得的好机会。我们电请少奇同志亲自来淮北一趟，给我们作些指示。少奇同志已决定今天前来。这个不平常的消息鼓舞着每一个同志。我的心情也十分激动，五年前的事情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记得还是长征过湖南的时候，一天行军以后，他来到我们师里，他那种平易的态度和对工作的详细、深透的询问和指示，使我久久不忘。自从那时以后，就再没有见过面了。在漫长、艰苦的五年里，不知少奇同志有些什么变化呢?我自然是渴望着看见他。
久久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顿时，淮河边上人声欢腾，少奇同志在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中走下了渡船；跟在他后边的是中原局的工作同志，无线电台报务员和警卫人员。我紧握着他的手，目不转睛地端详着。啊!他的两鬓已有几根灰白的头发了，慈祥而严肃的脸庞也瘦削了，但却显得更加刚健；他穿着一身洗得发了白的灰军装，像从前一样的整洁、朴素。他精神焕发，神采奕奕，轻挽着马缰，微笑着，谦逊地向欢迎的人群招手。洛岗村这时更加沸腾起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军政干部拴下汗溜溜的战马，纷纷向少奇同志住处赶去。
少奇同志从延安来到华中以后，走遍了长江以北我军各个游击区，直接领导了淮南新四军第四支队、五支队反对顽固分子摩擦的斗争和敌伪军的“扫荡”，并取得了巨大胜利。夜以继日的工作，长时间的操劳影响了他的健康，如今又带着这种久日的疲」来到淮北。尽管我们大家都迫不及待地要向他吐露一切情况，听候他的指示，但考虑到他很疲劳，我们劝他先休息一下再说。可是他一会也不肯休息，一定要我们立即汇报工作情况，和我们大家研究工作。
汇报开始了，从上灯时分到深夜，少奇同志一直是孜孜不倦地倾听着，研究着。汇报在继续进行着，蜡烛换了一根又一根，少奇同志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着香烟，全神贯注地听取汇报，有时烟蒂烧着手指也不觉得。我们几次请他去休息，他都不答应。眼看天快亮了，他还不肯去休息，说他在淮北只能待三天就要回淮南，一刻时间也不肯放松。后来我们只好说大家也要去休息了，少奇同志这才会意地向众人笑笑，招招手，去睡觉了。但是没睡上几个小时，他就起身了，于是汇报又继续了一天。少奇同志对各种问题，都提出了许多意见和明确的指示，但他总是说：这是我的看法，请你们大家去研究看看。我们怀着最大的满足，脸上挂着笑容，兴致勃勃地交谈着少奇同志的指示。
随时关怀着部队
在敌后这种分割、动荡的战争年月里，能见到中央的领导同志是不容易的，谁都想见见少奇同志，聆听他的指示。我们决定第二天召开全体军政干部大会，请少奇同志作报告。突然泗县、五河的敌伪军在这一天的拂晓，开始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情况紧急，全军立即投入反“扫荡”的战斗。〃告会只好停止。出来“扫荡”的敌伪军受到游击队阻击，泗县城的两路敌人，黄昏前其主力一部仅占领了距洛岗三十里路的上塘集，另一路则只占领了上塘集以北的马公店；五河城的鬼子也在同时进占了郑集。根据情况判断，敌人第二天一定会向我合击。这时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少奇同志及中原局机关的安全。我们决定趁敌人一时摸不清情况，连夜转移，打算从上塘集和郑集这两股敌人之间穿过，绕到敌人后边，也就是泗县东北面，然后再绕到濉河边上，这样就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行程约六七十里。当将上述敌情及我们的行动计划向少奇同志报告并请示后，他说：“既然你们认为这样好，就这样办好了。我对情况也不如你们清楚。”
夜行军开始了，少奇同志骑着我们送给他的一匹四只白蹄的枣梨色走马，和中原局的工作同志们随总队司令部行进着。这是一个阴天的夜晚，真是伸手不见五指，谁也不敢拉下距离，同志们屏住呼吸，一个紧跟一个前进。走了不久，下起雨来了，雨虽不十分大，却很讨厌，淮北平原的泥土路，浇上一点小雨，就更加油滑难行。人们不时摔跤，有的人被粘泥拔掉了鞋子，这大大影响了部队的行军速度，更不用说肃静了。人们都走得挺恼火，心里狠狠咒骂着敌人。黑暗中，我用衣服蒙着手电筒的亮光看看表，小针已指向下一点多钟。我们已穿到敌人的侧后，脱离了敌人的合围圈。部队却有些疲劳了，就在原地休息下来。我们正在路旁村庄的一个小茅棚里，听各路侦察员的敌情报告和研究情况，突然，少奇同志走进来了。他浑身上下全被雨水淋湿，雨水从军帽檐滴下来，他听了我的报告后，沉思了一会说：“是的，下雨，路很难走，我看你们部队很疲劳了。”略停一会，接着望着我说：“既然已经基本上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你看是不是可以驻下来呢? 在战斗中，也应尽可能地保持部队的体力，照顾同志们的健康。”最后又补充一句：“当然，情况是你们比我清楚。”我心里想：是可以驻下来的，即使发生了万一，我们是战斗部队，不过打一天仗，没有什么了不起! 问题是少奇同志及中原局机关在这里，万一出了什么岔子，怎么办呢?这损失怎样补偿呢!安全还是第一位的事。于是我坚定地回答：“在此宿营是可以的，不过再前进十多里更好些。”
我们又继续按原定计划往前走，又走了一个多钟点，部队到达距濉河约二十里的一带地方驻下来。
有理、有利，就坚决打垮他
翌日，敌人果然合击洛岗一带，但扑了一个空。我们为避开敌人“打回马枪”，决定当夜向北渡过濉河，转移到青阳镇东北二十余里的新行圩子、朱湖等我根据地的边缘地区。 夜行军又开始了。少奇同志仍然随我们一道行军。那天晚上无风无雨，行军速度较快，大家边走边说，情绪十分高昂。当我们到达青阳镇时，地方同志告诉我：朱湖和新行圩子一带今天下午到了敌人，究竟是哪儿窜出来的敌人?是什么敌人?一时也弄不清楚。仍继续侦察前进。我们到达许圩子接到我侦察队的报告：国民党顽固分子王光夏( 国民党江苏省保安队第一纵队司令) 趁日军从西面对我进行“扫荡”之际，率全部四个团倾巢出动，从东面配合日军向我进攻，于今天黄昏前占领我朱湖、新行圩子等以北地区。大家非常气愤。顽固分子王光夏在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指使下,日军进占苏北后，他们表面上打着抗战的旗子，但实际上却和日军暗中勾结，与敌寇妥协，和平共处，到处组织汉奸伪政权。他们过去已不止一次背信弃义地和我们闹摩擦，只因为我们坚决打鬼子，人民群众信任我们，才没敢明目张胆地举行军事进攻,这次却完全丢掉他的抗日假面具,公开配合泗县、五河鬼子的“扫荡”，向我们进攻，并占领了我洪泽湖北、成子湖西一带根据地。这一来使我军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南面是洪泽湖，北面是日军的据点，西面是向我“扫荡”的日军，而前面又是王光夏顽固分子的堵击。经我们纵队几个领导同志商议，要摆脱当前的困境，只有一条路：就是坚决打垮顽固分子王光夏的进攻。为了站稳阵地，更有利于我组织防御和展开进攻，当时除令第一团趁王光夏部队立足未稳之际，首先抢占新行圩子外，并去向少奇同志请示。
当我走进少奇同志的住室时，少奇同志背着手在屋里踱步，正和刘彬同志谈论着什么。我把当前的敌情向他作了汇报后说：“目前我们已处在三面夹击之下，敌伪顽把我们夹在南北五六十里，东西三十多里的狭长地带，形势很困难!”
少奇同志坐在那里，静静地一面听着，一面看着地图，脸色仍像我刚进门时那样开朗、平静，仿佛一切都成竹在胸了。看着他这泰然自若的神色，我觉得自己的精神也似乎平静了许多。等我讲完后，他微微点了点头说：“是很困难啊，你看该怎么办好呢?”
我说：“看来，不反击是不行了。王光夏经常和我们闹摩擦，这家伙这次竟公开对我们进行武装进攻，是狠狠给他回击的时候了!”
少奇同志很赞成地说：“对!‘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毛主席指示我们的。我们在反击日本鬼子的‘扫荡’，而顽固分子却趁机向我们进攻，这就逼得我们不得不自卫了，因此，打他我们是有理由的。这一点也一定要给干部，特别是战士讲清楚。”他接着问：“你们部队同顽固分子王光夏的力量对比怎么样?”
“我军有三个主力团，一个独立团，另外还有几支小游击队。其中两个团战斗力较强，打败过日本鬼子，也打垮过顽固分子安徽省主席李品仙派来搞摩擦的马馨亭两个团的进攻。以这样的兵力，由于要以一部牵制日军，要歼灭王光夏部四个团是有困难的，但打垮他，赶出我根据地是可能的。”
“那就是说：我们又有利了，是不是?”少奇同志很明快地对我说。
“是这样!”我肯定地回答。
接着少奇同志又问了部队的政治情绪和有关作战等问题。然后他安详地说：“现在情况的确很严重，但是，打了，情况就会变好的。……我们既然有理又有利，就坚决地打垮顽固分子的进攻!一定要把这些道理在部队里进行深入的动员。”说着，他把我送到门口，我带着明确的指示，愉快地向他告别。几天来的接触，使我深深地感到少奇同志细致、周到的工作作风，和谦和、严肃的态度，对问题总是深思熟虑，而当他要作什么决定的时候，总是先以征询下级意见的态度由你自己去作出决定，而把他的决定变成执行者自己的决定。他这种凡事和群众商量的风度，是值得我们人人学习的。
把全部粮食马上送到前方去!
经过一天的战斗，我们从顽固分子手里夺回了朱湖和新行圩子及其附近大小二十多个村庄。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各机关和中原局机关也移驻新行圩子。这是一个分成南北两个圩寨的数百户的大村庄，主要的人家都在北围子，南圩子仅是一家大地主的宅院，有围墙，有水濠，房屋建筑华丽坚固，室内的沙发椅、钢丝床、屏风等设备，更是洪泽湖地区的农村和城市中少有的。少奇同志及中原局机关就驻在南圩子。
记得是我们同顽固分子王光夏战斗的第五天夜晚，顽军两个团被我们打垮，并被驱逐到根据地的边缘上——界头、曹庙一线，和我们对峙起来。“扫荡”我们的泗县城的鬼子，经我主力一部和游击队在车门山的阻击后，已退回泗县城。根据地基本上已恢复了，形势暂时缓和下来。我从前方指挥所来向少奇同志报告情况并陈述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因为战斗紧张，同时部队粮食也很困难，一天只吃两顿杂粮稀饭。在谈话中，感觉有些饿了，肚子咕咕地直叫唤。我忍不住悄声问刘彬同志：“能不能给搞点东西吃吃?”
这话被少奇同志听到了，他关心地问：“怎么，这样晚还没有吃饭?”
于是，少奇同志就问起部队的供给情况，我在谈话中就将根据地初创筹集粮食十分困难，和这三四天中部队几乎断食等实际情况作了汇报，少奇同志听后，很不安地说：“怎么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我们倒天天吃的是白面、大米呢!?”
原来是为了照顾少奇同志的胃病和身体健康，同时，中原局机关的人数也不多，粮食是 容易解决的， 所以,我们专门弄了些米、面给他和中原局工作人员们吃点稀饭和馒头。看到他这种不安和自责的情形, 我后悔当时不该把这种真情汇报，正想解释，少奇同志对刘彬同志说：“快查查我们还有多少粮食，马上全部送到前方去! 前方部队没有饭吃，怎么能够打胜仗呢!我们在后方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连忙向他说明：“部队虽然米、面吃得少些，但像玉米面、绿豆、大麦、糁子还是有得吃的。”他不等我说完，就说：“我们在后方的人，才该吃杂粮。”我又继续解释，说明现在大的战斗已基本上结束，可以拿出一些部队去筹粮，少奇同志有胃病，不应该同我们一样来个“平均主义”，等等，但他不像同我们研究工作一样，对我的解释，一句也不听似的，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行，我们在后方的人是可以饿肚子的，前方部队是不好饿肚子的!” 当时，我们大家对于少奇同志这种一切为了前方胜利的精神深为感动，这使我联想起几天前雨夜行军中照顾部队体力的事，更加强了我们不仅从大的方面，也要从小的方面关怀部队的观念。当我们政治部把少奇同志送粮食到前方部队的事传达到部队中后，极大地鼓励了士气，全体指战员听了，都大为感动，纷纷表示决心：歼灭敌人来回答中原局和少奇同志的关怀。
保存了自己，才能消灭敌人
为了狠狠地教训这些“反共摩擦专家”，彻底粉碎顽固分子王光夏的进攻，完全恢复我根据地，少奇同志又决定在我们已取得战斗胜利的基础上，组织了当时在淮北津浦铁路东地 区活动的八路军南进支队和苏鲁豫支队的一部，与我们共同行动，并在少奇同志的统一指挥下，经过两天一夜的激烈战斗，在运河以西洪泽湖以北地区，歼灭了王光夏两个多团，把这股勾结日军的顽固分子赶回运河以东。至此，完全恢复了我们原有的根据地。
战斗结束后，我回到司令部，到少奇同志那里汇报战斗情况。战斗情况他早已知道了，他对伤亡情况和政治情绪很关切，尤其对干部的伤亡情况更关切。我说，打这种顽固分子是不会有大伤亡的，当他知道我们部队营以上干部没有伤亡，战士伤亡也不大的时候，他才放心地谈了向敌人斗力、斗智的问题，大意是说：伤亡不大，这很好。我们是打游击战，不仅要学会歼灭敌人，也要学会保存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更多地消灭敌人，不然，自己都没有了，拿什么去消灭敌人呢？游击战更要把同敌人斗力和斗智结合起来，只同敌人斗力是不够的。
在闲谈中，我讲起了这次战斗中自己碰到的一件趣事：战斗的最后一天下午，我们把掩护顽军王光夏败退的一个多营，包围在成子湖北的一个村庄——山子头内，这是一个围墙高、壕沟宽、利于守而不利于进攻的围子。我们便决定黄昏攻击。为准备进攻，我和几个团长进行现地侦察，决定进攻部署，我爬到山子头围墙边一个矮草堆，利用一个堆麦草秆的草房棚子的遮蔽进行观察，当我观察后扭转身向团长们交代任务时，忽然背上像挨了一拳似的，把我从矮草堆上撞下来，我还以为是谁开玩笑，后来才发现是挨了敌人从围内打出来的一枪，因为我站立在草堆上，半截身子正露在草棚上面，子弹穿过草棚上的横梁穿到我的背心，子弹把我的羊皮短袄(是淮北区党委金明同志他们送来的)打了一个洞，我的背上只受了一点轻 伤，子弹头落在衬衣里。
这本来是闲扯的，少奇同志却非要看看我的伤口不行。他亲自察看了伤口，一定要叫医生来给我上药……我说这算不了什么。说真的，我当时一面感到党的温暖，也一面感到难为情，这怎能算得是负伤呢!少奇同志还指着那件短羊皮袄说：“皮袄倒给你保了险!”
刘彬同志也插上一句：俗话说，六月里穿大皮袄真是你的洪福大啊!逗得大家都哈哈笑起来。
后来少奇同志严肃而含蓄地对我说：“人家要你当指挥员嘛，哪里是叫你去当一个侦察兵!在一次战斗里，指挥员的伤亡对战斗胜败的影响是不同于一个战士的。羊皮袄是不能经常保险的!”
深夜的灯光
很久以来，我们时常被一个问题苦恼着：感到敌后的环境紧张，战斗频繁，工作杂乱，抽不出时间学习。人们经常说：“什么时候能得点空学习学习就好了。”但是有一天，我发现这样的想法是错了。
事情是这样的：反顽战斗后不久，少奇同志就到苏皖纵队视察工作去了。一天晚上，我们部队到达离苏皖纵队比较近的地方宿营。
深夜，我独自一人骑着马到了少奇同志住的村子。静静的四下无人，村外连一个哨兵也没有，我直闯进了村子；村内一片漆黑。我一面转弯抹角向前走，一面看看表，已是深夜下一点多钟了，心里想：少奇同志已经早休息了，此刻去，会不会耽误他的休息呢? 正在进退两难、犹疑不决的时候，忽然看见村中间的一个大院落里，有隐约的灯光，我本能地朝着灯光走去。在大门口询问值班的警卫员，知道少奇同志正住这里，我从被窝里把刘彬同志拖起来，他正睡得香香的，我问道：“少奇同志休息了吧?”
“休息?”刘彬同志一面揉着眼睛，一面看看表说：“离天亮还早呢!”他领着我转过一间屋子，灯光从前面一间房内的窗户上透出来。这灯光在漆黑的深夜里，显得分外明亮。我想，这么晚了，还没睡哪!怀着激动的心情，轻轻推开了房门。少奇同志坐在桌旁，手里拿着一支烟，正对着那闪闪跳动的烛火，聚精会神地阅读书籍呢；文件和电报堆在桌旁。我顺眼看去，书页上画了好些红的蓝的圈圈点点，有的上面还批了字。
“这么晚了,还没有有休息呀!”我首先打招呼。他把书放在桌上,抬头 望望我说：“还早呢!”
少奇同志精神饱满地同我们谈了约莫两个钟头，当我告辞出来的时候，离天明也不远了。我回头望望摇曳的灯光和少奇同志映在窗户上的身影，心中是深深的感动。我们经常强调客观原因抓不紧学习的论调不驳自倒了。难道少奇同志工作不比我们更忙些更紧张些吗，环境不是也一样吗,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刻苦地坚持学习呢……相比之下,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刘彬同志告诉我：少奇同志经常利用工作完后在深夜里读书，要不然就长久地站在地图跟前，或是在屋里踱步深思。深夜不眠已是他的“正常生活”了。
对干部循循善诱
少奇同志非常重视培养干部，关心干部的理论学习。他在淮北根据地虽然只待了近两个月，但在这紧张繁忙的日子里，只要有机会他就主动给干部作报告，经常找党政军各行各业的干部个别谈话，对建党、建军、建设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进行具体指示。而在指示工作时，他总是想尽办法，启发诱导，从理论上提高干部的认识，打通干部的思想，或从具体实际问题，到原则、理论，然后才着手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如在这次解决根据地的建设、统一战线等问题时，他就是非常耐心、细致地反复向我们阐明党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政策，以及这一方针对中国人民革命的深远意义。他还经常对干部讲解毛泽东同志对我党、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他从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土地革命战争中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红军长征、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西安事变，直到抗日战争中党内的斗争等等实际历史事实，反复地阐明，反复地对比，来证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主张和制订的路线是正确的。他说：党的全部发展历史证明，要使革命得到成功，没有正确的领袖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就是全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我们要向毛泽东同志学习。他的话提高了我的政治认识，使我弄清了党的历史事件中，哪是正确的，哪是不正确的，谁是正确的，谁是不正确的。
少奇同志还谆谆告诫我们要学习毛主席时常教导我们的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作风，他说：“听党的话和听群众的话是一致的，凡事和群众商量，一定能做好工作。”
少奇同志又常常教导我们要好好学习认识论，学习唯物论辩证法，学习毛主席调查研究的方法；解释毛主席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意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深入的调查研究中认识客观；认识矛盾，抓住本质。记得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少奇同志正谈到否定之否定时，桌上送来一盘蚕豆，他一边吃饭，一边夹起一粒蚕豆，用它从下种到发芽、生长到结果实的全部生长过程来解释否定之否定这一法则，他对一些理论问题，总得谈得又通俗又深刻。他总是这样孜孜不倦地教导我们。
少奇同志对每一个党的干部、党员的政治思想上和组织纪律上的修养，非常重视。他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同我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党内斗争问题。当时在敌后分散的环境里，我们那时都还年轻、幼稚，政治水平很低，个人的修养更差，不懂得怎样进行党内斗争和对待自己的同志，不大识大体、顾全局，因此不仅在政策上，也在党内团结与斗争以及个人修养等方面发生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就在所难免了。通过他的开导和启发，给我们淮北地区党政军干部以极大的教育，特别是给我教育帮助更大。少奇同志离开淮北不久，当我们从《抗敌报》上读到他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庆祝党诞生十九周年的大会上作的题为《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的时候，我们许多干部都觉得他的每一句话，似乎都是对着淮北地区和我们自己的情形讲的。这个报告，对于处于敌后的党的建设（也是对全党）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因为这样，它成为以后整风中的重要文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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