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忘不了倒在反动派屠刀下的平江烈士们的血!
一九三七年底，湘鄂赣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开赴抗日前线去了。党的湘鄂赣边区特委负责在平江东部的嘉义镇成立了新四军平江留守处，由我(当时是特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任留守处主任。留守处成立后，我们便在特委书记涂正坤同志(新四军参议、 “平江抗敌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的领导下，本着团结、抗日的方针，积极展开了抗日动员工作。
留守处每天要接待数以千计的老根据地人民来访，接受他们的嘱托，鼓励他们努力支援前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湘鄂赣边区人民，曾经手执武器和国民党进行过残酷的斗争。他们和国民党反动派有着永远忘不了的血海深仇。为了团结抗日，党向群众进行了艰苦的说服工作。素具革命传统的边区人民，抑制下心头强烈的仇恨，赤诚拥护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国民党抗日的主张，很快掀起了一个抗日救亡的高潮。
我们在平江城里组织了“救亡剧团”，创办了“大众书店”和“老百姓壁报”；每天组织青年在街头演出抗日活报剧，举行讲演会，推销《新华日报》、《解放》周刊。≮报曾全文刊载过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这篇五万多字的长文，犹如夜海的灯塔，为人民群众指出了光明、胜利之路。人民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接着，党在基本群众中发展了党组织，在农村中组织了“农抗会”，在青年教师、工人、学生中组织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三五成群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城镇居民，在我们的留守处进进出出，为抗日救国而奔忙着。一九三七年底，我们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火炬游行，平江城里大街小巷穿行着无数条火龙，群众的抗日情绪如火如荼。
一九三九年初，日军进逼平江。留守处的人员为了支援前线，把极为微薄的津贴也捐献出来，每天吃稀饭，节省下粮食，送上前方。我们的工作比以前更加紧张了，常常彻夜不眠。涂正坤同志曾参加过秋收起义，在最艰苦的白色恐怖时期，他和湘鄂赣特委的其他同志一起，出生入死地领导当地的游击战争。长年的艰苦生活、紧张的战斗和工作，使他呕肝沥血，身体瘦弱不堪。现在，工作繁重，营养不足，他的身体更坏了，经常咳嗽，背也驼了。可是，他从来不考虑自己，有时累得昏厥过去，醒来又提起笔继续工作。
正当我党为抗日救国艰苦奋斗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却展开了另外一种活动。他们无心抗日，有意投降，团结无诚意，反共心未死，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老账，“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主张，又搬出来了。一九三九年二月，反动派根据其臭名远扬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开始推行“联保连坐法”，全力限制和破坏我党在群众中的工作。与此同时，国民党的特务组织CC、复兴社等也活跃起来，到处造谣惑众，威吓抗日积极分子，向抗日组织领导人投匿名恐吓信，妄图以恐怖手段压制人民抗日运动，割断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
谁是“异党”?只有日本帝国主义、汉奸、投降派才是“异党”!谁应受到“限制”?只有破坏抗日、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派才应受到“限制”!对于反动派这些破坏抗战的罪行，我们曾一再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
不久，国民党军阀杨森的二十七集团军由四川开到了平江。既然是来“抵抗日军进攻” 的，就应当欢迎。我们的办事处协助国民党当局动员群众打扫街道，迎接他们进驻平江县城。可是他们回答群众欢迎的却是打人、捉鸡、抢家具，夺门板、强占民房、买东西不给钱…… 军队还没驻下，增派“抗日劳军费”、“马粮谷”的“通知”，已送遍了全城。
几天后，我们接到湖南省委和八路军长沙办事处的通知，知道杨森部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庄文炳来平江了。这是个有名的特务头子，肯定此行不善。果然，没出几天，平江街上传开了污蔑我党我军的流言蜚语，远近村镇贴出了耸人听闻的布告，说什么“近有奸人匪类，假措抗日救国，乘机煽惑恶民，扰乱社会秩序”等等……留守处周围的墙壁上，常常发现反动标语和传单，夜里在我们驻地附近经常看到幽灵似的人影闪来闪去。
接着，国民党当局送来一件公文，说新四军成立已久，留守处已无保留之必要，应即撤销。我们百般交涉，据理力争，又经新四军军部出面商谈，把留守处改为“通讯处”，机关这才得以保留下来。
取消留守处的企图破产后，反动派又诡称日军要大举进攻，必须将长(寿街)平(江)公路破坏，着二十五军一个营进驻嘉义，并经常派人来我通迅处走动，甚至借故邀请我们一同查看公路，探听我方情况。
这时候，真是黑云压城，风雨欲来，形势紧迫之至。我们留守处人员对国民党反动派越来越猖狂的投降反共活动，表示极大的愤慨，加紧进行应变准备，将党的文件全部隐藏到乡下，并且决定脱离二十五军防区，退出嘉义。
根据特委的决定，先由我到平江城里去找房子。临走时，涂正坤同志一直送我到镇外。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十年内战的经验告诉我们，抗战以来的种种事实教育我们，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顾全大局，力求团结，但阶级敌人始终在仇视我们，顽固分子一直把我们看作是他们投降的障碍，千万要警惕呀!”他的眼睛闪射着刚毅的光芒，久久地注视着我。我走出一程，回过头去，看见他依然站在街头。没想到，我这回首一瞥，竟是和他的永诀! 六月十二日，我进城的第二天，忽然一个在紫云公馆做事的女共产党员跑来告诉我说： “从嘉义来了几十个便衣，都带着短枪，在紫云公馆住下了，行迹很可疑。”根据各种迹象判断，阶级敌人对我们的阴谋可能已经开始。我立即与平江县委和各方面人士联系。由于惦念着嘉义留守处的同志们，惦念着特委书记涂正坤同志，我当即带着警卫员抄小街出城，向嘉义镇奔去。
第二天一早，走到三眼桥，忽然碰到我的哥哥黄瑾怀。他是特地从横江家里赶来找我的。一见面他就悲愤而紧张地说：“嘉义不能去了，反动派包围了通讯处!”
这消息如同给了我当头一棒，顿时我感到眼花耳鸣，喉咙透不出气来。我恨不能把那些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一下子斩尽杀绝。
我又跑到附近一个开明士绅家里去打探消息，他告诉我说：通讯处被反动派抄了，通嘉义的电话已被切断，平江戒严，到处在搜捕共产党员。
黄昏时，在群众掩护下，我来到横山涂正坤同志爱人的家里。这里离嘉义只有二三里路。一进门，就听见朱引梅同志在放声痛哭。一切都明白了。这时，像有千万根钢针刺进了我的心，我止不住悲痛，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沉默了好久，朱引梅同志才把发生的事情详细告诉我。
原来就在十二日下午三点钟左右，通迅处的同志们参加破路回来，正安静地睡午觉，涂正坤同志和特委组织部长罗梓铭同志还在办公，忽然国民党二十五军的一个副官和一个姓余的连长走进了屋子，表面上和往常一样，约请涂正坤同志一起去看公路，涂正坤同志随他们一起走了出去。在一个下坡的地方，忽然身后射来一阵乱枪，涂正坤同志被打倒了。应着枪声，一群恶狼似的国民党士兵冲进了通讯处，秘书吴渊同志当场被害。除朱引梅、陈庭玉等几个女同志在房东的掩护下逃出虎口外，其他同志都被抓走了。
当夜，这些坚决抗日的战士惨遭反动派毒害。罗梓铭同志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赵录莹同志唱着“枪口对外”的歌子被枪杀。驻特委的江西省委组织部长曾金声同志和军需员吴贺泉同志被敌人堵住嘴活埋了。
国民党反动派残杀共产党人的暴行在继续进行着。革命战士被害的噩耗频频传来。在木瓜，余郁光等四同志遭到暗害；在北乡的李化玉等两同志和浆市的姜青同志同时遭难；共青团平江县委书记张德华同志壮烈地牺牲在平江街头……
大敌当前，抗日的积极分子竟惨遭杀戮；敌军未到，汨罗江边洒下了抗日战士的鲜血!是可忍，孰不可忍!为了抗日，为了自救，我们必须重新拿起武器来斗争!
我回到嘉义附近，秘密地联络了二十多个同志，大家擦干眼泪，在小油灯下商量今后的行动计划。连续两个通宵，我们写出了控诉反动派滔天罪行的快邮代电、致平江县政府的抗议书和对杨森的警告书，并连夜派人到长寿街印了大批代电，分发到大江南北。我们的悲愤是吐不尽的!我们要将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的平江惨案昭示于世，要让这个卑鄙龌龊的勾当真相大白于天下!
六月二十五日，我们二十几个人，背上从地下起出的旧枪，走上了白花尖山。站在烟雾缭绕的山岭，望着汨罗江的急流，我们又怀念起涂正坤等同志。马日事变后，他参加平江工农义勇军，曾在这里战斗过，而现在再也不能和他在一起战斗了。回忆往事，不禁悲愤满怀，联想起我国伟大的诗人屈原当年曾在这里咏叹过的诗句：“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长。”国民党反动派啊，看你还能横行到几时!
平江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怒，社会上各阶层人士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同室操戈、倒行逆施，同声申讨。
八月一日，延安召开了万人大会，追悼平江烈士。会上，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他说：“现在全国抗日，全国人民在抗日的目标之下结成一个大团结。在这个大团结里面，有一部分人是反动派，是投降派。他们干什么呢?就是杀抗日分子，压制进步，勾结日寇汉奸，准备投降。……杀抗日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先杀共产党员，先杀爱国志士。……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
当晚延安各界举行火炬游行，队伍绵延长达数里，愤怒的吼声响彻夜空。
平江的冤屈必须昭雪!罪魁祸首必须惩办!反动派必须制裁!抗战必须坚持到底!当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人民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最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时候，我回忆起平江惨案，仍然牢记着中共中央追悼平江烈士的那副挽联：顽固分子，罪不容诛，挟成见，作内奸，专以残杀爱国英雄为能事；
共产党员，应该警惕，既坚决，又灵敏，乃是对付民族败类之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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