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一二九师首长要我和李菁玉等原在冀南地区工作的一些领导干部，率领七六九团的四个步兵连及一个机枪连、一个骑兵连，组成八路军东进纵队，挺进到冀南去，协同地方党，开辟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 首长再三叮嘱， 要我们好好学习毛主席《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牢牢记住毛主席关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很好地依靠和团结广大群众，坚决打击日寇，积极壮大我军的力量。
当时，冀南地区的情况异常混乱。石家庄、德州失陷后，国民党在冀南的军队和政府，如宋哲元部，已经狼狈溃逃。日寇在南下中占领了大部分县城，除在平汉、津浦铁路及沧石、邢临公路留驻一部分日军外，其主力已经南进， 同时收买、 利用一些民族败类在各县筹组 “维持会”、“皇协军”，以建立伪政权。各地的土匪、失意军人等，打着各种旗号，到处招兵买马；地主、商人、政客等则打着“防匪自卫”的旗帜，组织民团和各种会门，以维持其统治，一时匪迹遍野，“司令”如毛。这些土匪、民团、游杂武装，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在日寇、汉奸的挑拨下，互相火并，并肆无忌惮地奸淫烧杀，抢掠敲诈，闹得民不聊生，田园荒废。广大人民目睹家乡沦陷，又遭土匪、汉奸和各种游杂武装的蹂躏，渴望社会秩序迅速安定，武装起来杀敌救国。我地下党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开始组织了一些武装，并在土匪、游杂武装中做了一些宣传和争取其抗日的工作。一二九师也曾派胥光义、孙继先等十多人组成挺进支队秘密进入冀南，了解情况与开展工作。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党我军的力量太小，还不能扭转这一混乱的局面。
我接受任务后，与随军东进的地方干部，对冀南的情况和迅速开辟这块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作了反复的研究。我们认识到，冀南的情况，正是毛主席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所说的“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一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国民党的军队、政府逃跑了，我党领导的全面抗战的局面还没有建立起来，社会上的各种力量都在活动；我们必须把各种可能争取的力量都争取到抗日的道路上来，才能打开局面。我们虽然只有六个连的兵力，但该区有我党的基础，特别是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平型关、阳明堡等地战斗的胜利影响，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很高，因此，只要我们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高高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是能够团结广大群众，收拾这个局面的。
二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我们跨过平汉路，到了隆平县(今隆尧县)属的魏家庄，准备向冀南腹心地区——巨鹿和南宫县前进。巨鹿和南宫离铁路较远，敌人尚未占领。一九三五年在党的领导下，这里曾举行过暴动，群众基础较好。我们准备以这两个县为立脚点，开辟整个冀南工作。到了魏家庄后，胥光义等同志和群众告诉我们，巨鹿一带在打仗。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我们决定暂时驻下。
驻下后的第三天，我们正在研究了解到的情况，侦察参谋突然领着一个衣衫褴褛、面带倦容、年约三十岁的老乡来见我。不等参谋介绍，这个老乡就伸出两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眼里含着泪花，兴奋地说：“可找到了１这是巨鹿县地下党给我们送信的同志。这真使我们喜出望外。我叫他先吃饭，休息一下，他怎么也不肯，急忙取出缝在棉衣里的信，然后就向我详细地报告巨鹿一带的情况。原来，正在打仗的是巨鹿县保安团和土匪刘磨头、史汝南、邱庆福、王子耀等部，他们在巨鹿县界上摆开了一条二十多里长的战线，已经打了十几天。刘磨头等本是当地的惯匪，近来打着“抗日义勇军”的旗号，收容了一批国民党溃散的官兵，裹胁了一些群众，居然扩大到六七千人。他们到处烧杀奸虏，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巨鹿县保安团长王文珍、警察局长甄福喜、县政府秘书刘建三等，是当地封建势力的代表。他们一九三五年曾残酷地镇压过我党领导的暴动，屠杀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现又秘密接受了日寇的委任，筹组“维持会”。他们的保安团有千余人，人数虽没有土匪多，但老兵多、装备好，战斗力较强，同时又有一套封建统治的基础，群众一时还对他们的反动面目认识不清。
我们必须正确地处理这一事件，否则不仅无法进入该县，而且对打开局面，开辟整个冀南抗日根据地也有很大的影响。于是我召集负责同志进行研究。大家一致认为，两方面我们都不能帮助，因为一方面虽打着抗日旗号，却是土匪性质的部队，另一方面是已与日寇有勾结的当地的封建势力。正确的解决办法是，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双方晓以抗日大义，进行调解，争取他们在我党的领导下团结抗日。我们估计这是有可能的。从巨鹿保安团的情况看：他们害怕土匪，如果土匪打进城，他们的统治也就完蛋了；他们虽然接受了日寇的任，但在广大群众积极要求抗日和我军威震华北，并已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情况下，还不敢公开投敌；他们虽怕共产党、八路军报复，但由于土匪已危及其生存，靠日本的势力一时又靠不上，因此，只要我们能晓以大义，说明我党不念前仇，不计旧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主张，他们是可能接受的。土匪刘磨头等，虽然人数较多，却是一群乌合之众，内部矛盾也多，他们喊着“打开巨鹿过年”的口号，实际上也知道进攻巨鹿，消灭保安团实非易事；同时他们现在还打着抗日的旗号，我们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抗日的道理说服他们停止进攻也是有可能的。
根据讨论的结果，我们一面派人赴刘磨头指挥部，劝说其停火，一面写信送到巨鹿城，要保安团深明大义。为了对双方施加压力，我们还将部队移至紧靠械斗地区的邢家湾。刘磨头在我方代表的耐心说服下，见正义难违，同时惧怕我军与保安团联合起来消灭他们，便见阶下台，答应停火。王文珍等第二天也复信，欢迎我军派代表进城商谈调解。于是我们就派张子衡等同志到巨鹿城进行商谈。王文珍、甄福喜、刘建三等对我方代表表面上奉承迎合，内心里却打着鬼算盘，企图借我军之力，迫使刘磨头撤退，但又想阻止我军进入巨鹿城，以便继续维持其统治。因此，停火问题虽很快达成了协议，土匪退出巨鹿县境，保安团退至城内，但对我军入城问题却借故拖延，一直谈了两天多，在我方代表耐心地宣传了我党的各项抗日政策，指出了对他们的利害之后，他们才不得不同意我军的主张，答应我军开进巨鹿城。一月二十五日一早，我方代表由驻地出发，下午三时到了城西关。这时，城门口已站着一大堆人，他们穿着长袍短褂、西服军装。看到我们便哈腰鞠躬、拱手作揖。可是就在这些笑脸后面，城墙上、城门口刀枪林立。我们的人装做没有看见，正要入城，掌握该县实权的县政府秘书刘建三，急忙向前深深地鞠了一躬，满脸陪笑地说：“敝县城内房子很少，难民甚多，贵军在此下榻，恐使官佐身受委屈，吾辈同人商议，想请贵军暂且退驻城西一带，务期察谅民困。粮草概由政府筹办。”显然这是他们耍花招，拒绝我军入城。我们考虑在此情况下，如我军强行入城，就有可能发生武装冲突，不利于分化其内部，争取和团结广大群众。因此，李菁玉同志留下进城继续谈判，我则将部队带至城西北五里的张家庄驻下。
第二天拂晓，我派骑兵连绕过巨鹿县城到城东南去警戒威县之敌。骑兵连拉开距离，经沙地向东南方向奔驰时，沿途尘土飞扬，兵力莫测。王文珍、甄福喜疑神疑鬼，认为我军是在包围巨鹿城，于是急忙以巨鹿县政府、保安团、警察局、名流士绅等名义联名请我去吃饭。第一次我未答应，他们又派人来请，我还是不去。这下他们慌了，只好恳求李菁玉同志亲自来请我进城。李菁玉同志对我说：“你不进城，他们连觉都睡不着啦１我考虑再三，才决定带着三个骑兵警卫员进了巨鹿城。在宴会中，刘建三有气无力地再三解释不叫我军入城的理由，请我切勿误解。王文珍、甄福喜等也灰溜溜地坐在我对面，一声不吭。但是，也有几位开明士绅比较活跃，对我军调解巨鹿事件再三表示感谢。针对这种情况，我又将党的政策，特别是统一战线政策宣传了一番。说明我们东进纵队是奉“蒋委员长命令”，为破坏津浦路、配合台儿庄会战和领导冀南人民发动抗日游击战争而来的，不仅巨鹿城要进，冀南一切地方我们都要进。接着，我又严肃地说：“诸位当中不少是有志抗日之士，但也有个别人，曾杀过共产党，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现在又接受了日本的委任，准备组织维持会，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明白的。”当我说到这里，只见刘建三、王文珍、甄福喜等，把头低下去，不敢看我一眼。但当我说到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前仇、不念旧恶，要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时候，刘建三等人就又抬起头来连声说道：“共产党宽大为怀１最后，我又明确地提出了三点要求。我讲完话，那几位开明士绅立刻前来向我敬酒，表示坚决拥护。王文珍、甄福喜等则急忙向刘建三递了一个眼色。刘建三不得不强自振作地站起来，宣布他们完全接受我提出的三个条件，表示今后一定参加抗日，并准备明日欢迎我军进城。
二十七日上午，我率部开进了巨鹿城，群众夹道相迎。进城后，我们与地下党举行了公开会师，成立了“巨鹿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并委派了县长。接着又将保安团改编为东进纵队第五大队。同时也派了一些干部到刘磨头部，进行了抗日教育和改编工作。
“巨鹿事件”的解决，是我们到冀南后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这一胜利，不仅使我们在巨鹿县站住了脚，并且由于“巨鹿事件”在整个冀南具有代表性，因此在冀南特别是在巨鹿县附近的几个县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广大群众在黑暗的徬徨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念前仇、不计旧恶，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大公无私的态度，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和赞扬。因而在“巨鹿事件”解决后，南宫、清河、冀县、新河等县的各界人民纷纷派代表请我军早日前去安定社会秩序，领导他们抗日杀敌。二月八日，我们进驻南宫城，与冀南地下党领导机关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共冀鲁豫省委。同时，派部队协助地方党，又在新河、清河、冀县建立了抗日政权，改编了一部分地方团队为抗日武装。并深入乡村，大力宣传我党政策，建立和改造区村政权，组织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并成立了“抗日民族学校”，招收了上千名青年知识分子，为以后的发展准备干部。我们还以先期到达冀南的挺进支队为基础，加派一部分干部和部队组成两个挺进队，一个西向平汉路东侧的隆平、尧山(今隆尧)、任县一带，一个东向津浦路西侧的武城、夏津、高唐一带，积极活动，打击敌人，摧毁伪组织，建立抗日政权，发动群众。并派部队南向邢临公路，对敌伪展开攻势，争取了威县伪警备旅反正，将其改编为独立第二师。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局面终于打开了。
三
我军以南宫为中心，东向津浦、西向平汉、南向邢临公路的发展，都获得了预期的胜利。但是向北的发展却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这时，在武邑、衡水、枣强、景县、阜城、故城、武强等十余县里，盘踞着赵云祥的“河北民军二路”、段海洲的“青年抗日义勇军团”以及临清的赵狗旦等游杂武装和土匪。赵云祥是国民党二十九军的一个营长，“七七事变”后丢盔弃甲、亡魂丧胆地从保定一直逃到景县、武邑一带。在这里，他打着抗日的招牌，利用其社会关系，收编了大量的散兵游勇，组成了两个旅，并以武力威胁收编了盘踞在景县一带的大土匪头子葛桂斋部、衡水县自卫团长邵伯武部，一时竟扩大到近万人。赵云祥自恃其实力雄厚，还想把段海洲部收编为他的部下。段海洲是一个失意军人，抗战前在河北博野县四存中学任军事教官；“七七事变”后，率领着几百名学生和失业工人流亡到武强、交河、饶阳一带，并以此为基础，收集了一些散兵游勇和土匪，趁势也扩大到六七千人。
赵、段两部是当时冀南游杂武装中最大的两股，能否争取和团结其共同抗日，或暂时争取其对我军保持中立，不仅关系到南宫等县的巩固，而且关系到整个冀南局面的打开。因此，我军进入南宫时，就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议由三方派代表举行会议。但这一建议，被赵云祥坚决拒绝，段海洲也表示犹豫，因而一直未能实现。当我军已在南宫、新河、清河、冀县等处展开时，赵云祥又迫不及待地想用武力收编段部，两部武装冲突时有发生。段海洲为了保存实力，派陈元龙(是我党地下工作同志)为代表与我谈判，想依靠我军，以摆脱赵云祥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省委召开专门会议进行了研究，确定要进一步争取段海洲，对顽固不化、争取无效的赵云祥必须采取孤立和分化政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决定由我出面邀请赵云祥、段海洲在南宫举行会议,商谈共同抗日问题,并派马国瑞等同志亲赴段部进行争取工作。段海洲很快就表示同意我们的提议。赵云祥内心里虽然坚决反对，但不敢公开放弃抗日的旗帜,同时,又害怕我军和段海洲联合起来对付他，因此也不得不表示愿意参加会议。会议的前一天，段海洲就来了。我们向他解释了我党的政策。并初步交换了意见。赵云祥来时，带着一个骑兵连，头一天驻在城外，开会当天将近中午时才到城内。显然他对我军存有戒心。会议开始后，我首先说明了我们三方面如何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问题，并着重解释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接着， 赵云祥耀武扬威、 神气活现地说了一通什么他是 “国军”，为联合起来共同抗日，需要有一个领导等一派胡言乱语，最后又把段海洲恭维了一番，解释了过去发生冲突如何不幸等等。他这一番话，显然是想争取领导权，并拉拢段海洲，共同对付我们。但是他的阴谋未能得逞。段海洲为自身利益计，揭露了赵云祥吞并他的阴谋，列举了赵云祥主动向他进攻，挑起武装冲突的事实，请赵云祥答复。赵云祥一时神色有点紧张。我当机向赵云祥严肃地说：“今天我们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大家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问题，至于谁应来领导，就看谁抗日最积极；人民拥护谁，谁就是领导。赵先生不去打日本，却积极进攻抗日部队、危害人民，这怎么能受到人民的拥护，领导抗日！接着，我建议成立军政委员会，提出各部必须共同遵守的三项要求，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各部队由军政委员会统辖，不得扰乱地方，危害人民。段海洲对我方的提议，立刻表示同意，并提出增加“划定驻区，各部队不得越界行动”一条，和由我作主任，他和赵云祥作副主任的建议。段海洲的提议当然有他个人的目的，但对我们也有利，因此我表示支持。而赵云祥则提出种种“理由”，反对成立军政委员会和各部队由军政委员会统辖；对其他各项虽不同意，但却不敢公开反对。争论很激烈，段海洲怕会议没有结果对其不利，便迫不及待地提出：如果赵云祥不同意成立军政委员会，就由我军和他共同组成。这时，赵云祥为避免自己陷于孤立，才勉强表示同意。
军政委员会的成立是我们在冀南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第二个重大胜利。这一组织的成立，统一了整个冀南游杂武装的领导，使我党我军在政治上更加处于主动地位，对进一步打开整个冀南局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一二九师首长为加强冀南的领导和我军的力量，又派宋任穷同志率骑兵团来到冀南。宋任穷同志和骑兵团到达后，将部队迅速展开，协助地方党开辟工作，并坚决消灭了接受改编后又通敌叛国、继续危害人民的刘磨头等土匪。同时，加紧对段海洲部的争取和团结，进一步孤立和分化赵云祥部。段海洲自从南宫会议后，因为公开和赵云祥撕破了面皮，更加向我们靠拢。加之我们派到段部工作的同志，积极宣传了我党的政策，团结了一部分青年军官和广大士兵，他们就积极要求改编为真正抗日的八路军。五月初，段部由武强开至南宫整编为“青年抗日游击纵队”。赵云祥自南宫会议后，更加反动，不断向我挑衅。群众不堪赵部的蹂躏，纷纷请求我军为他们除害。在此情况下，赵部内部矛盾更加尖锐，特别是所属葛桂斋和邵伯武两部对赵非常不满，经我争娶教育后，他们自愿合编为东纵第五支队。于是，我们在葛桂斋和邵伯武原来盘踞的景县、衡水、武邑、故城、阜城等县建立了抗日政权，打开了冀南北部的局面。至此，冀南地区的土匪、游杂武装，除赵云祥等尚有千余人盘踞着冀县、枣强一带外，其他大部为我改编或解决，冀南的混乱局面基本改变，社会秩序日益安定，我们在二十几个县里建立了抗日政权。从苦难的深渊中重新获得了自由和光明的广大人民，在抗日的旗帜下发动起来了，积极地组织各种抗日团体，踊跃地参加我军。仅我东纵就由原来六个老连，发展至三个团及若干个支队，共两万余人，并组建了五个军分区。这时，我们召开了第一次军、政、民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冀南军政委员会筹备会”，宋任穷同志任主任。这样，在我党领导下，不仅进一步统一了冀南军队的领导，而且统一了政权的领导，进一步打开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局面。
四
一九三八年四月，一二九师主力在太行山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党中央指示，要抓紧时机，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根据党中央这一指示，一九三八年五月初，徐向前副师长亲率七六九团、六八九团等主力部队到达冀南。大大加强了冀南我军的力量，加速了各项工作的进展。
徐副师长到达后，一方面指示我们要大力加强已占领地区的群众工作，一方面要我们集中必要的兵力，更加积极地向敌伪展开进攻，以便继续扩大根据地，提高群众的抗日信心。根据徐副师长的指示，我们抽调了大批干部深入乡村，协助地方党展开了反对贪污、反对按亩摊派、实行合理负担的群众斗争，改造村政权，同时在徐副师长的亲自指挥下，展开了对邢(台)临(清)公路上的日军的进攻。当时，邢临公路上的敌人为清水和高桥两个大队。清水大队部率一个中队驻威县，其余中队分驻平乡、南和等地。高桥大队部驻临清及其以东地区。这些敌人，像毒蛇一样地横躺在冀南腹地，不时四出骚扰，破坏我根据地的建设。尤其是威县之敌，距南宫城只有五十余华里，对我威胁很大。根据这些情况，徐副师长决定，以六八九团袭击威县；七六九团等部位于平乡、威县之间的高阜镇地区，准备伏击由平乡向威县增援之敌；另以骑兵团、东纵一团等部，伏击可能由临清出援之敌，并相机袭占临清城。
五月九日夜晚，六八九团隐蔽地接近了威县城墙，敌人警戒疏忽，对我部队的行动毫无察觉。我由城东北角进攻的两个连，立刻竖起梯子，爬上了城墙。从东门进攻的部队捉住了正在打瞌睡的敌军哨兵，并乘机占领了城楼。这两路登城部队继续向前发展，后续部队陆续登城。这时敌人才发觉，乱作一团，仓皇应战。我军在城内与敌展开激烈巷战。战至次日中午，歼灭日伪军近百名，缴获步骑枪百余支及轻重机枪各一挺。
这次作战，给了邢临公路之日军以重大打击。战后，各城日伪军紧闭城门，恐慌万状。为避免被歼，威县、临清、南和、平乡之日伪军，于十四日前后弃城向邢台逃窜。我军当即收复上述各城，并乘胜向东、向南发展，连克曲周、丘县、广平、高唐、夏津、永年、成安、肥乡等十余城，消灭了伪军张殿卿、李守兰等部近两千人。六月初，王新亭同志率七七一团由太行山下来进至永年、肥乡一带，配合东纵一部和骑兵团，消灭了盘踞在临漳一带的伪军，生俘伪军军长苏明启以下二千余人。相继建立了宁晋、赵县、束鹿等县抗日政权。至此，冀南腹地已无敌人，我军已在西起平汉、东迄津浦、南至漳河、北到沧石路的广大地区完成了战略展开，开辟了拥有八百万人口的冀南抗日根据地。
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开创，是正确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结果。我们开始进入冀南的力量虽然不大，但是由于党的领导，高高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紧紧掌握住当时各种游杂武装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了争取团结、收编改造、分化孤立、军事打击等不同办法，从而迅速地安定了社会秩序，获得了各阶层人民的同情和拥护，站住了脚跟。同时，在统一战线中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放手发动群众，积极打击敌人，壮大我军力量，因而完成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开创。每当我回忆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都深深地感到：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就是胜利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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