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七月,我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奉命挺进绥远(旧省名。一九五四年撤销划寻内蒙古自治区)敌后的大青山地工,并辟抗日根据地。
出发前,师政委关向应同志亲自从岚县赶到团部驻地贾家堡,向我们作了指示。他说: “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不但可以沟通我晋察冀、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而且还能控制平绥没线的广大富饶地区。”他又说:“国民党军队把绥蒙大片国土丢给了日寇,我们要再从日军手中夺回来!在日寇铁蹄踏下的三百万蒙、汉同胞,正等等我们去解放哩!最后,他还谆谆教导我们:只要时刻遵循党中央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紧密地团结各族 人民, 就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走向胜利。
参加这次行动的,还有由太原成成中学师生组织起来的独立游击第四支队,和一部分动委会干部。遵照师首长的指示,我们统一组成了“大青山游支队”,由旅政委李井泉同志统一领导。七月末,我们这支三千我人的“游击支队”便从晋西北的五寨出发了。
部队沿着崎岖的山路,不分昼夜地向着大青山挺进。不久前,侵占绥远的日军黑石旅团打退了国民党三十五军的“戏剧性”的反攻,更加趾高气扬,大肆叫器:“中国军队再不敢来绥远了!”“谁来就消来谁!”我们的行动对敌人是当头一棒。日寇风闻我部北进,赶忙调集了两个旅团的兵力,并有空军配合,层层密布在闵城,左云、右玉没线,日夜巡逻,妄图阻止我军进入绥远。我们在井泉同声指挥下,可打则打,能绕则绕,不数日,即从右玉的台子村、凉城的文成村,连续突破了敌人的几道封锁线,进至绥南的太平寨,然后又穿过平绥路,直插大青山区,绥远地下党早在这里组织了一支内蒙抗日游击队,他们经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斗争,现在已发展到一、二百人了,我们一到,便派人胶去联系。终于,在一天深夜里,我们与杨植霖同志率领的这去游击队胜利会师了。
大青横亘于绥远的中部,东西长四五百里,南北宽五六十里。山南是肥沃的平川,山北是绿毯般的草原。这里住的大都是蒙、汉族人民,也有少数回族和满族,盛产莜表、山药蛋,畜牧业也很发达。过去人们常说:“绥远有三宝--莜麦、山药、羊皮袄。”自从鬼子侵占以后,日伪据林立,白天黑夜枪声不断,鬼子、伪军、土匪、团团子(国民党的“自卫军”),你夺他抢,奸淫烧杀,弄得白姓东奔西逃,流离失所,茫茫草原被一片哀伤、忧苦所笼罩。 要组织群众抗日,必须首先打击一下敌人的气焰,使群众的生活稳定下来,因之,我们到达大青山区的第二天即东袭陶林城,歼城一部;继于九月十四日夜,又北攻乌兰花,全歼守敌百余名;同时,我二营一部于归(绥)武(川)公路上的蜈蚣南设伏,击毁由归绥(今呼和浩特)山援之敌汽车士余辆。接着,井泉同志率三营向绥西挺出,又连克石拐子、萨尔沁和后窑子矿业公司等地,歼日军余及伪军六百多人。连遭我军打击的敌人,惊慌之余,急调莲台师团五千余及伪蒙军两个师,分五路向我展开“围剿”,企图乘我立足末稳一举歼灭我军。我们遂将部队以营、连为单位分散,并将原四支群众观点的同志及动委会的干部组成许多随军工作组。采取分散活动的方式,发动群众,展开游击战争。游击小组到处袭击敌人,主力则辟开敌人的锋芒,巧妙隐蔽,伺机而动。我们的游击小组常常牵着敌人的鼻子来回转圈,弄得敌人整日东奔西窜,疲于奔命。敌人千方百计寻打我主力作战、但到处扑空,到处遭我打击,却始终摸不清我主力的去向。有一次,由陶林和旗下营出犯的两伙敌人得知大滩驻有我军的消息后,同时向大滩扑来。当夜它们同时发起攻击,双方都以为抓信了我军主力,互相对打得十分激烈。一直打了四个钟头,才发现我军早已离开了该地。就这样,我们灵活地运用了游击战术,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这一系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斗争信心。趁此有利时机,我们大力开展了宣传动员工作,人民积极靠拢我们,纷纷奔走相告:“真正的中国军队来了!”“八路军真是人民的子弟兵!”由于我军所到之处,尊重蒙族的风俗习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广大蒙族人民很快改变了以往那种敌视汉人的态度,积极支援我们。他们说:“如今汉人与汉人不一样了,过去国民党来抢我们,现在共产党来帮我们。”有一次,一营路过乌拉山东公旗时,该旗群众热情欢迎,并以马草、燕麦相送,临别时还告诉我们:“以前我们是见了汉人军队就开枪,以后你们打面红旗就不会发生误会了。”没有多久,我们便在归(绥)武(川)公路以东的绥中和公路以西等地区,建立了各级抗日团体。大青山区一改过去动荡不安的混乱局面,草原上开始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景象。
二
由于国民党一贯纵匪害民,绥远地区的土匪多极了。其中较著名的匪首有康德胜、萧顺义、夏军川等。这几股匪徒,多者几千人,少者数百人。他们与日寇、国民党反动派互相勾结,有时收缴我零星人员的枪支,有时抢劫我军用物资;当日寇向我进攻时,又常常阻挠和妨碍我军的行动。多次争取他们团结抗日,终无结果。这是我军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对于群众,他们更是无恶不作,常常向老百姓要钱、要粮、要大烟,声称“豌豆皮也能榨出四两油来”,只要有人喝一声,“干豌豆”来了,就连六七岁的小孩子也吓得直往母亲怀里钻。这帮土匪,“天天要过大年,夜夜要入洞房”,每过一地,就像大水冲坡一样,任啥得被冲得精光。为保护群众利益,进一步稳定社会秩序,以利于对敌斗争,我们决定集中兵力,各个扑灭这些股匪。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以五个连的兵力,围攻流窜到土城子一带的康德胜匪部。十一占领光景,我们发出了攻击信号。霎时,清脆而密集的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那帮土匪都还在屋子里抽大烟哩,枪声一响,他们就像被捅破了窝的马峰一样,乱哄哄地仓惶溃逃。有的被打死,有的作了俘虏。这次我们缴获了数百匹马,还救出了三四百名被匪徒们抢去的妇女。
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露出山头,乡亲们知道我们打跑了土匪,就都扶老携幼,纷纷从山沟里跑来领人。有父母领女儿的,有丈夫引妻子的。那些妇女,深受了匪徒的凌辱和毒打,一和亲人相见,又喜又悲,纷纷向我们控诉匪徒们的罪行。这时,我们又叫老乡们把他们的马领走,很多群众感动得含泪向我们道谢。一个姓王的老乡看了看我们的衣着,向大家说: “乡亲们!八路军打日本、剿土匪,保护咱们老百姓,真是咱们的大救星。现在天气这样冷,他们还穿着那么单薄的衣服,我们应该给他们想办法呀。……”这一下,正说到群众的心坎上,当天下午,老乡们就给我们送来了很多皮衣、鞋袜,另外还有大批牛羊肉。部队离开村子时,男女老幼都出来送行,依依不舍。此后,我们又先后消灭了夏军川、萧顺义等匪部。 我军不断打击日寇,消灭土匪,直接保卫了群众的利益,群众更加拥护我们、热爱我们、热爱我们,他们用爬山歌的调子歌唱:“八路军是神兵,专打土匪、小日本;八路军,爱百姓,朋友要交八路军。”各族青年纷纷带着枪、骑着马,前来参军。在此有利形势下,我们又派出大批工作队,协同专、县、区干部,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对敌展开抗粮抗税的斗争。同时,我们还争娶团结了一些比较开朗的上层人物。不久,抗日的热潮便以汹涌澎湃之势,在草原上掀了起来,在团结对外的口号下,各个阶层的人民都卷入了斗争。一次,有个要饭的老乡,听到日寇要袭击我们游击队的消息,饿着肚子,跑了几十里路,向游击队报告情况,结果游击队安全转移了,使鬼子的骑兵扑了个空。事后欠奖励了这人。从此,他更加积极,还要他的同伴组织起来,经常协助我们侦察敌情。他们自称是“抗日特别纵队”。
三
大青山地区,岗峦起伏,村落稀疏。冬天雪深地冻,战士们穿的多,背的重,行动非常不便,而敌人都是骑兵,在广阔的草原和崎岖的山地上,行动非常迅速。这里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看山不见山,走山如连川,骑马一蹦子,步行得半天。”这说明马在这里是多么重要。战士们早就谈论:“什么时候有马骑就好了!”
为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我们决心搞一批马匹,把骑兵建立起来。因此我们一面向开明士绅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抗日、合理负担”的政策,向他们募捐,另一方面积极歼灭敌人,从敌人手中夺龋蒙古游击队大力支授了我们,他们把袭击伪蒙军牧场时缴的一百多匹马,全部送了来。老乡们听说我们要建立骑兵,也自动南献马、献鞍具。不多久马匹就基本上解决了。
但有了马 ,不等于有了骑兵 ,还有许多没有想到的困难。群众送来的马,大都是“草马”,人一接近,又踢又咬;有人骑上去,不是前蹄直立,就是后腿乱尥蹶子。有的战士根本骑不上去,急得直拍马头,给马说好话:也有人把马拉在土坎下面,人站在高处往马背上跳,往往因用力过猛,从这边上去,又从那边摔下来。我们司令都有个摇机班长,骑在马背上身上左右摇摆,活像个“货郎鼓”,骑不多远就摔得四肢朝天,每次他一上马就笑得人肚子痛。学骑马不容易,学喂马就更难了。开始时,有的战士,拼当地群众看我们不懂骑术,又不会喂马,便主动来教我们。他们有时给战士们为了建立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人人对马都着了迷,在群众的热情帮助下,经过一段刻苦学习, 骑马、 喂马的本事很快学会了。什么 “脚尖跟蹬、身略前颂、两腿夹紧、屁股坐稳”,“草膘、料劲、水精神”,“草短、料净、水要清”成了大家的口头禅。
当时,我们的口号是:“一边打仗一边建,一边行军一边练。”每天早晨,整排整连的的骑兵,迎着初升的太阳,飞奔在草原上,展开跑马比赛,马上瞄准,马上劈刺。一眼望去,个个健如猛虎。有次跑马比赛时,我问道:“小伙子们,怎么样?”战士们骑在马上,挥着战刀说:“参谋长,美得很,敌人来上千儿八百,也不够我们收拾1到了下午,战士们骑着马,在归营的路上,唱起了自编的歌曲:“大青山上,马成群,兵成林,千军万马打日本。 ……”
困难在战士们面前退却了。一九三九年初,我们已一人一马,从步兵变成了一支威武的的骑兵部队,这就是人们熟知的大青山骑兵支队。我七一五团主力调往冀中时,这里只留下四个连坚持游击战争,但在蒙汉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如今我们的铁骑兵越战越强。
就在这年春天,在日寇的政治诱降政策下,蒋介石更加倒行逆施,到处制造磨擦事件,甚至配合日军向我根据地大举进攻,派军队向我们“收复失地”来了。和其他抗日根据地一样,大青山的形势也随之恶化起来。日军的“扫荡”“围剿”更加频繁,而逃向黄河后套的国民党军队也蠢蠢欲动,迫使我们在与日军进行斗争的同时,还得对付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四月,归绥、陶林、旗下营、武川等地的日、为伪军五六千人,又一齐出动,分六路向我绥中的五塔背、银矿山地区和绥南的蛮汗山区“扫荡”。这时国民党骑二军的郭希鹏、“ 东北挺进军”骑六师的王熙坤也率部向我进攻,形势十分严重。我们动员根据地群众坚壁清野,并把部队拉到外线,隐蔽转移至陶林东北地区,以游击活动打击敌人的侧背。敌人一进入我根据地,就都变成了“瞎子”、“聋子”,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只能东闯西撞,瞎摸一阵。一天国民党的骑六师在铁圪蛋沟一带被日寇包围了,鬼子以为抓住了我军主力,拼命地打。骑六师伤亡惨重,最后师长王熙坤带着他的残兵败将,仓惶北逃。当他在银矿山以东碰见我们时,再也顾不得“收复失地”了,一把拉住我的马头,哭唧唧地说:“姚参谋长,你们八路军足智多谋,指挥有方,请统一指挥,我们一块行动吧!”我看到他那副狼狈相,抑制不住憎恶的感情,问他:“贵军此来,是要从八路军手中‘收复失地’的,怎落得这般下场?”他耷拉着肥胖的脑袋,活像个狗熊,丧气地说:“别提了,这里的老百姓心向着你们,我们的队伍没到就都跑光了,没有粮食,连个向导也找不到,难啊!”我指着身边的两个蒙民向导对他说:“谁抗日,人民就拥护谁;不抗日、专反共闹‘磨擦’的军队任何时候都会碰得头踊血流,王师长应从中汲取教训才是。”说得他面红耳赤,无言答对。
日、伪军一连“扫荡”了十余天,不仅什么也没得到,而且还不断遭我游击队的袭击,最后不得不缩回各据点去。这时,郭希鹏、王熙坤自知在大青山站不住脚,怕自己的部队被消灭,把官丢了,也夹起尾巴溜回山西偏关一带。我们取得了反“围剿”和反“磨擦”的双重胜利,根据地更加巩固了。
四
日军“ 扫荡 ”不成,就利用起“民众抗日自卫军”来,声称只打八路军,不打“自卫军”,并给“自卫军”划分防区,补枪发饷,以此进行诱降。
所谓“民众抗日自卫军”,本是反动的地主武装,浑名“团团子”。他们打着抗日的招牌,在绥人治绥”的欺骗口号下,起初还得到一些发展,共有一万余人。在国民党绥元省党部书记张遐民策划下,他们不建立了伪政权,派出大批专员、县长与我们的动员委员会相抗衡,威胁群众, 准供给 我军给养。这些部队,上至总司令,下至士兵,人人怀里揣着猴子(大烟斗),手里提着鞭头子,腰里掖着绳头子,对蒙古人民实行大汉族主义,随意掠夺、残杀蒙民,甚至还提出“抗日必先灭蒙”的反动口号。他们每到一村,把东西抢光,每到一家,把肉面吃完。真像蝗虫一样。老乡们反映:“ 情愿八路住十年,不愿 ‘自卫军’打一尖。”有的骂他们:“人吃饺子马吃料,没有姑娘不睡觉。跟日本鬼子是一路货!”蒙民则称他们是“助日灭亡国军”。这些民族败类本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哪里经得起日军的利诱?果然,三路总指王有功、四路的樊团、六路的王团、八路的杨团等部都先后投敌、公开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完全变成了日本鬼子的忠实走狗。
我们忍无可忍,便兴师讨逆,一夜之中,即将其各路指挥机关和大部主力歼灭,俘虏两千余名、缴枪千余支。在缴获的密件中,我们发现了三路总指挥王有功给日军的投降信。信中说:“……功等早愿投顺效忠,苦无良机,兹幸汪先生倡导和平,功愿在皇军和新政府领导下,促进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望早日复示,功即率部同化归正。如此,大青山之八路军及其游击队,必可瞬自清除。新政府更形昌荣,……“国民党的所谓总指挥,其卖国求荣,认贼作父,丧心病狂的和度,已至于此!
“自卫军”被我军消灭之后,日军更加怕恐不安,以拼凑了一万余人,分五路向我大青山腹心——银矿山、五塔背等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鬼子推行其所谓“囚笼”政策,到处安扎据点,在山区和平川交界处,特别是在铁路沿线挖了许多又深又宽的封锁沟,在大小沟口,还用石头和水泥垒了高高的封锁墙。在战术上亦采用埋伏、突然袭击、小部队游击活动等战法,千方百计对我军合围。他们自吹自擂:“八路军的骑兵,这下子可不能在铁路边来回窜了,根本下不了平川了。……”敌人自以为手段高明,实际上是瞎子点灯--白费蜡。群众自动组织起来拆除封锁墙,真平填充锁沟,还配合我军,日夜与敌人进行各式各样的斗争。在群从的大力支援下,我军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四处出击,袭击敌人的后方,弄得鬼子晕头转向,自顾不暇。敌人这次“扫荡”仍和以入一样,一无所获。鬼子不得不承认:“大日本皇军在征战中,还没有碰到过这样厉害的骑兵。”
一九四○年八月,我们在武川西梁村召开了隆重的、富有历史意义的绥远各族、各界、各抗日民主党派的代表会议。到会代表二百余人,他们爬山涉水,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和严密盘查赶来赴会。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我们的会搭起帐篷在山上开;环境虽然艰苦,但代表们的抗日情绪却非常高涨。会上,成立了“察绥行政办事处”,制定了“察绥施政纲领”,并作出了建立萨拉齐、武川、陶林、归武等九个县的民主政权的决定,把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扒向了新的阶段。从此,搞日的红旗便牢固地插在大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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